儒家经典
1,110 部 · 全库 28,965 部四书五经与儒学注疏、哲理论著
春秋意林
二卷。宋刘敞撰。此书体裁类似经义、史论。所论虽为《春秋》经传，实则多寓借古喻今，针砭时事之意。故《四库提要》称此书“其间正名分、别嫌疑、大义微言灼然圣人之意者亦颇不少”。但此书艰涩难读。元吴莱《春秋意林后序》云：“刘子作《春秋权衡》，自称书成世无有能读者，至《意林》犹未脱稿，多遗阙。今观其书，或仅标经文数字，不置一词；或草草数言，文不相属，而下注‘云云’二字；或一条之下别标他目一两字，与本文迥不相关；或诘屈聱牙，猝难句读；或仅引其端而词如未毕。其为随笔札记，属稿未竟之书，显然可证。”此书于宋哲宗时被旨刊行，现存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乾隆聚珍版本、闽覆本等。...
左传补注
六卷。清惠栋撰。此书是惠栋《九经古义》之一。惠栋认为杜预《春秋左传集解》颇多违误，“因刺取经传，附以先世遗闻，广为补注六卷。用以博异说，祛俗议。宗韦、郑之遗，前修不掩；效乐、刘之意，有失必规，其中于古今文之同异者尤悉焉。”(《自序》)此书所搜集之先秦两汉古训极为宏富，除“春秋”经传之外，诸子有《荀子》、《墨子》、《韩非子》、《孙子》、《吴子》、《尉缭子》、《潜夫论》、《论衡》等十几种，史书有《史记》、两《汉书》、《三国志》、《世本》等，此外还搜集有《水经注》、京相旸《春秋土地名》、《说文》、《尔雅》、《玉篇》、《经典释文》、《隶释》、金石资料等专门性着作，偶尔亦引用宋儒之说。其考证相当精核，如隐五年《传》“则公不射”，引《周礼·射人》“祭祀则赞射牲”，《司弓》“矢倛射牲之弓矢”，及《国语》倚相之言，证旁引射蛟之误；僖公五年《传》“虞不腊矣”，引《太平御览》旧注及《风俗道》、《月令》章句，证腊不始于秦。僖公二十二年《传》“大司马固谏曰”，引《晋语》“公子过宋，与司马公孙固相善”，证固为人名；文公十八年《传》“在《九刑》不忘”，引《周书·尝麦解》证为刑书九篇；宣公二年《传》“以视于朝”，引《毛诗·鹿鸣》笺、《仪礼·士昏礼》注，证“视”为正字，作“示...
人生问题发端
傅斯年著。载1919年1月《新潮》月刊第1卷第1号。中心是宣扬实用主义的人生观,认为“供给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有用,有用就是真;损害人生的发达与成功的是无用(包括有害),无用就是假”。认为实用主义的观点是“拿人生解释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文章批判中国传统的人生观,认为传统人生观念的核心是“遗传的伦理主义”,“他以为人为道德而生,——为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这是“硬拿着全没灵气的人生信条,当做裁制人生的一切标准”。反映了作者当时主张批判封建伦理,提倡个性解放的思想。...
半农春秋说
《春秋》学著作。又称《春秋说》,《半农先生春秋说》。清惠士奇撰。十五卷。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儒,晚号半农,人称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官编修,侍读学士,曾典试湖南,督学广东。为清代著名经学家,尤精“三礼”。此书考辨《春秋》礼制、史事、书法等,分门别类,经文以类相从,每卷约论三四类,然不立目类。每经文后约采三传之文附之,亦间以《史记》诸书佐之。每传文之后又多附诸儒之说。其史事多信《左传》,礼制时据“三礼”,对《公羊》、《榖梁》、啖、赵之妄,时加驳正。每类之后,又以己意为总论。其意多出自宋张大亨《春秋五礼例宗》、沈棐《春秋比事》。虽不免有拘泥窒塞之处,但大抵典核可信。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言必据典,论必持平,所谓原原本本之学,非孙复等之枵腹而谈,亦非叶梦得等之恃博而辨也。”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等。...
日讲春秋解义
六十四卷。此书为康熙皇帝经筵旧稿。由着名宋学家，康熙经学老师李光地主持编定，雍正时由大臣张廷玉、方苞修订定稿，乾隆三年(1738)锓版。宋代由于重《春秋》之慎赏罚、当功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之用，特别重视《春秋》一书，治《春秋》者甚众，据《宋史·艺文志》所着录的《春秋》学专着即有二百四十部左右。其中亦有经筵讲义，如王葆《春秋讲义》、张九成《春秋讲义》、戴溪《春秋讲义》。这些讲义，“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四库提要》)此书即是采宋人讲义之体裁以阐发《春秋》“微言大义”。每条经文之下先例《左传》记事，次列《公》、《穀》之义例，反复演绎，大旨归于尊王。据康熙《御序》云：“惟宋康侯胡氏，潜心二十年，事本《左氏》，义取《公》、《穀》，萃诸家之长，勒成一家之书，虽持论过激，扶隐太严，未必当日圣心皆然。要其本三纲、奉九法、明王道、正人心，于《春秋》大旨常得六七，较之汉唐以后诸家优矣。”因而此书“大约以胡氏为宗，而去其论之太甚者，无传经文则博采诸儒论注以补之，亦时有所折衷。”是此书初稿尚推崇胡传。但据乾隆二年《御序》，则云雍正时鉴于康熙皇帝己对“胡氏之说多所驳正”，但当时廷臣“所进讲义一遵胡氏之旧者，于圣心自多未洽”，所以久久不予“宣布”。至...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
三十八卷。王掞、张廷玉等奉敕撰。康熙三十八年(1699)，礼部尚书王掞、礼部右侍郎张廷玉等奉敕撰《春秋传说汇纂》，至康熙六十年始成。康熙《御序》云：“朕于《春秋》独服膺朱子之论。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谊，据实事书，使人观之以为鉴戒，书名书爵亦无意义。’此言真有得者。”又云：“朕恐世之学者牵于支离之说而莫能悟，特命词臣纂辑是书，以四传为主，其有舛于经者删之，以集说为辅，其有叛于传者勿录。”此盖全书之宗旨。其所谓“舛于经者”，主要针对胡安国《春秋传》。此书之驳胡传，不遗余力，揆其原因，除胡传本身多臆测之说外，更主要在于胡传强调“尊王攘夷”，尤其强调“攘夷”之说。而其“攘夷”之论则多有感于当时金人对南宋之压迫而发。清为金人之后，故于此特别敏感。此外，因《公羊》有“革命”思想，故删削最多。所谓“集说”，则是引汉唐至明诸儒之说，计所引一百三十五家。而其引录之原则，亦针对胡传，即凡为胡传所弃者多录之，凡攻驳胡传者多录之。其书体例，先以大字标举经文，次以小字胪列《左》、《公》、《穀》、《胡》四传之文，最后为《集说》。首卷上篇为《纲领》，集诸儒之论为三部分：一论《春秋》经传源流；二论《春秋》大旨，经传义例；三论传注之失及读《春秋》之法。下篇有《王朝世表》、《列国年表》、《王...
起废疾
一卷。汉郑玄撰。此书是针对何氏攻驳《穀梁》的《穀梁废疾》一书而作。汉代《公羊》与《穀梁》同属与《左传》对立的今文经学，但两汉《公羊》独盛，《穀梁》远不能企及。因此，何休之驳《穀梁》，即在于维护《公羊》独尊之地位。而郑玄之申《穀梁》，盖有联合《穀梁》与之一争高低的目的。此书今存四十余条，体例同于《箴膏肓》。如“何休曰：‘《公羊》以为日与不日为远近异词。若《穀梁》云益师恶而不日，则公子牙及季孙意如何以书日乎?’释曰：公子牙，庄公弟，不书弟，则恶明也，故不假去日。季孙意如则定公所不恶，故亦书日。”又如：“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纠、家父、宰周公来聘皆称使，独于祭叔夺之上奈可?’释曰：诸称使者，是奉王命，其人无自来之意。今祭叔不一心于王，而欲外交，不得王命来，故去使以见之。”清儒刘逢禄不满郑氏之攻驳何氏，撰《穀梁废疾申何》二卷以申何难郑。...
春秋经解
北宋孙觉据《左氏》、《公羊》、《榖梁》及历代诸儒所说之长,解《春秋》之义的著作。今本13卷,与《宋史·艺文志》所载15卷不符。清纪昀等认为:王应麟在《玉海》 中所载《春秋学纂》13卷,“注曰: 其说以《榖梁》为本,及采《左氏》、《公羊》历代诸儒所长,间以其师胡瑗之说断之,分庄公为上下云云,与今本一一相合,然则《春秋学纂》即《春秋经解》之别名” (《四库全书总目》) 。《春秋经解》力主抑霸尊王,认为: “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共赋之职不问,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乱礼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 (《春秋经解·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周麟之云: “莘老 (孙觉字) 发明圣人之奥,举 《三传》以断得失,反复折中,著为通论” (《春秋经解·后跋》) 。邵辑说: “凡先儒之是者从之,非者折衷之,义例一定,凡目昭然,诚后学之指南也” (《春秋经解原序》) 。有《四库全书》本。...
三正考
二卷。清吴鼐撰。此书为研究《春秋》历法所作。《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汉晋诸儒皆以为周正，至唐刘知几《史通》始提出用夏正之说。宋代大儒程颐因《论语》载有孔子“行夏之时”一语，遂提出“夏时”说，胡安国《春秋传》本其说而发挥之，提出“夏时冠周月”之说，由此引起一场纷争。元李廉着《夏周正辨疑》、明张以宁着《春王正月考》，驳斥胡安国说。吴鼐此书取李廉、张以宁之说，节其繁冗，并增加清代诸儒所论，补其未备，以驳斥胡安国、蔡德晋“改月不改时”及诸儒“时月俱不改”之说，以明《左传》“王周正月”之旨。其书辨证极有根据。其中“三正通于民俗”一条，引陈廷敬、吕祖谦、蔡德晋、顾炎武诸儒之说，于先秦诸书所纪年月差异之处，一一详加分析，以明《春秋》之用周正。其书卷首有《改时改月图》；卷一有《造历之初建子》、《唐虞建寅》、《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三代改时之证》、《三代改月之证》、《冬不可为春辨》、《商周分至不系时》、《三正通于民俗》、《秦正建亥》诸条；卷二则专驳赵汸、程颐、胡安国、蔡德晋、陈傅良、程端学、吴楠之说，重点驳胡氏之说。现存《经学丛书》本、励守谦家藏本。...
春秋集解
十二卷。宋苏辙撰。据其《自序》，此书初稿成于神宗熙宁间谪居高安之时，其后又再三修改而定稿。其时王安石当政，苏氏兄弟因与安石政见不合而被排挤出京。而当时王安石又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废之不列于学官，加之当时孙复一派尽弃三传的学风泛滥，苏辙因经传并荒，故作此书以矫之。其说以《左传》为主“《左氏》之说不可通，乃取《公》、《穀》、啖、赵诸家以足之”。《自序》称：“余少而治《春秋》，时人多师孙明复，谓孔子作《春秋》略尽一时之事，不复信史。故尽弃三传，无所复取。余以为左丘明，鲁史也。孔子本所据依以作《春秋》，故事必以丘明为本。至于孔子之所予夺，则丘明容不明尽。故当参以《公》、《穀》、啖、赵诸人。”自杜预以后五百年间，《左传》学一直为治《春秋》者之主流，自唐啖助、赵匡至宋孙复、孙觉，乃提倡“弃传求经”，学风为之一变。苏氏再倡《左氏》释经，反对深文周纳以追求微言大义与褒贬，重视史实，学风亦为之又一变。苏氏于三传之中独重《左传》，正是由于其重视训诂与史实，因此他常把前人深求之义例看成单纯的训诂与史实问题。如隐公四年《经》“公及宋公遇于清”，《穀梁》云：“不期而会曰遇。遇者，志相得也。”即是不期而会，则未必是志相得，其自相矛盾显见。杜沄云：“遇者，草次之辞。二国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