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杭州北关门外有一所房子，空了七年。门板是新换的，锁是旧的，锁上的锈比门板上的漆厚。秋后日头偏西的时候，斜光从门缝里进去，照见堂屋地上一层薄灰。灰上有一行脚印，从门口一直走到梁底下，就没有了。
这个故事收在袁枚的《子不语》里。袁枚是乾隆年间的杭州人，做过几任县令，三十三岁辞官，在南京买下一座园子叫随园，从此写诗、刻书、吃好东西。他这本书的书名出自《论语》里那句“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夫子不谈这些，他偏要谈，还把这四个字拿来当书名，是一种很得意的自嘲。原文只有一百来字，短得像一张便条。
蔡书生是这一带有名的落第秀才。考了三场，三场都名落孙山，后来也就不考了，在巷口开了一间蒙馆，教七八个孩子认字，一年收的束脩够他吃饭，剩下的买书。他二十九岁，没娶亲，一件青布袍子穿了四个冬天，袖口磨得发亮，但洗得干净。
蒙馆里最大的孩子叫阿沅，十一岁，家里是卖豆腐的。束脩一年交两回，一回交现钱，一回拿半扇猪肉抵。蔡书生从不要他多写一个字，也从不要他少写一个。有一年冬天阿沅的手冻裂了，握不住笔，蔡书生把自己袍子的袖子剪下一截，给他裹上。第二天阿沅他娘送来一板豆腐，蔡书生收下了，切成小块，腌了一坛。
他去看那所房子，是因为价钱。牙人报的价比同一条巷子里的房子低了三成，低得不像话。蔡书生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问了一句：“死过人没有？”
牙人笑了笑，说：“先生是读书人，读书人不怕这个。”
“我问的是死过人没有。”
“死过。”牙人收了笑，“死过三个。前头两任房主是病死的，第三个……”他把话停在那里，抬手抹了一下额头，“第三个是夜里挂在梁上的。”
后来巷子里的人讲得更细：第三个房主是绸缎庄的伙计，姓吴，二十几岁，赌输了柜上的钱，年三十晚上没敢回家。他媳妇怀着孩子，年初一早上来敲门，门是从里头闩着的。这些事蔡书生是搬进去以后才听说的，讲的人一边讲一边看他的脸色。他听完只问了一句：那孩子后来呢？没人答得上来。
蔡书生抬头看了看那根梁。梁很粗，是老杉木，颜色发黑。
“屋钱我再压两成。”他说。
牙人愣了一下，随即答应了——答应得太快，快得像怕他反悔。
搬进去那天，他只带了两样东西：一箱子书，一口旧锅。锅是母亲留下的，锅底有三道裂纹，补过两次。他把锅架上灶台，试着烧了一把火，火很旺，烟顺着烟道直着往上走——一所七年没人住的房子，烟道不该这么通。
安顿下来，巷子里的邻居都出来了。一个抱孩子的老妇人站在自家门槛上，隔着半条巷子喊：“先生，那屋住不得！”
“我租不起别的。”蔡书生说。
“住不得！”老妇人又喊了一遍，声音有点抖，“夜里有人敲墙，敲三下，停一停，再敲三下。我们这半条巷子都听见过。”
蔡书生向她拱了拱手，说：“多谢。我睡觉沉。”
第一夜，无事。他点灯抄了半卷书，四更睡下，天亮起来，砚台里的墨结了一层皮。
第二夜，有脚步。不是屋里的脚步，是屋外的，从巷口走过来，走到门口停住。停了很久。蔡书生放下笔，等。等到鸡叫，脚步才走开。
那一夜他没睡好。他先把门闩上，想了想，又抽开了——闩着门，等于自己先认了怕。躺下以后，他数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跟外面的脚步不是一个节拍。脚步很慢，一步一顿，像有人扶着拐杖走。他数了，一共十七步，从巷口走到他家门口，一步不多，一步不少。
第三夜，来人进了门。
蔡书生正在灯下改学生的课业。门轴响了一声，很轻，像一个懂规矩的人推门。他没有抬头，先把手里那一页改完，划掉一个写错的“曰”字，添上一个“日”字，才抬起眼。
堂屋里站着一个女子。三十上下，穿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衣裳，头发挽在脑后，脸上没有一点血色，也没有一点凶气。她的脖子上有一道痕，很细，像一根线勒久了留下的印子。
她把两只手拢在身前，微微低头，很客气。
蔡书生把笔搁在笔山上。“请坐。”
她没有坐。
“先生，”她说，“这屋子，我住得比你久。”
“我知道。”蔡书生说，“所以我先问你一句：你要什么？”
她没有答这句话。她抬起手，往梁上指了指。
蔡书生顺着她的手看上去。梁上垂下来一个圈，绳子是新的，圈口有他两只手合起来那么大，垂在灯影上面一点的地方，晃得很慢，像有人刚刚松手。
女子退开半步，把那个圈让出来，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声音很轻：“先生先请。”
蔡书生看着她，看了很久。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梁底下，抬起一条腿，把一只脚伸进了那个圈里。
圈口刚好套住他的脚背。麻绳有一点滑，像被人反复摸过很多年；贴着皮肤的地方是凉的，凉得不像死物，像井水。他扶住梁站定，把重心挪过去，那只脚就悬在半空，鞋底朝下。
女子愣住了。
“错了。”她说。
“没错。”蔡书生把脚收回来，站直了，看着她，“你错了一回，就没有第二回了。我错这一回，还能把脚收回来。”
屋里静得能听见灯芯烧焦的声音。
那女子的脸一点一点地松下来。先是嘴角，然后是眼睛，最后是肩膀。她低下头，笑了一声，笑得很轻，像一口气从胸口漏出来。
“我在这里等了七年。”她说，“来的人不是跑，就是哭。哭完了还是要爬上去。我等的是一个人，敢把脚伸进去，再收回来。”
她后退一步，又退一步，退到门边。“先生，这屋子归你了。”
门开了，又合上。堂屋里只剩下灯，还有梁上那个圈。
蔡书生搬了张凳子，站上去，把绳子解了下来。绳子是麻的，很新，一头系在梁上，另一头打着一个结。他把绳子卷起来，塞进灶膛，看着它烧完，火苗从黄变红，从红变白，最后塌下去。
第二天早上，他照常开馆。孩子们念书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去，半条巷子都听见了。
那个抱孩子的老妇人又站在门槛上，隔了半条巷子问：“先生，夜里可有人敲墙？”
“没有。”蔡书生说，“要不您今晚来听听？”
老妇人摆手，笑得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他在那所房子里住了二十六年。学生来了又走，走了一批又来一批。他娶了一个寡居的妇人，生了一个儿子，儿子也读书，读到举人。房子翻修过两次，那根老杉木的梁一直没换。
有人问过他：那夜怕不怕。
他说：“怕。腿是抖的。”
“那你还把脚伸进去？”
“我想看看，”他说，“它到底要我怎么死。看清了，就不怕了。”
问的人不信，觉得他在吹。
他教过的学生里，有一个后来做了钱塘县的书办。那人说，先生讲《论语》讲到“知之为知之”，忽然停下来，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句最难。人最怕的不是不知道，是知道了还装作不知道。说完就接着讲下一句，没有解释。
也有人说，那夜梁上其实没有绳子，是他自己看见的；还有人说，那女子是他死去多年的一个表姐，专门来试他。这些说法都在杭州城里传过一阵，谁也不比谁更可信。
房子后来拆了，梁木卖了，据说劈开的时候，木头心里有一道很深的黑痕，像一根绳子勒进去的年头太久，长在了里面。
买那根梁的是个木匠。他把梁锯成两段，一段做了张八仙桌，一段做了口棺材。桌子用了很多年，棺材一直搁在柴房里，没舍得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