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城档案馆的阅览室有一股特殊的味道：旧纸张、油墨、还有时间本身混合的气息。那是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杭城厂区职工登记册，纸张已经泛黄变脆，边缘卷曲，像风干的树叶。
林晓小心翼翼地翻开一本1985年的名册。她的手指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间滑动，最后停在两个相邻的条目上：
周国栋，男，22岁，装配车间
来惠利（沈芸原名），女，20岁，质检科
两个名字用蓝色钢笔填写，字迹工整。旁边贴着黑白一寸照——那是他们最年轻的样子。周国栋穿着工装，头发剃得很短，对着镜头笑得有点拘谨。沈芸扎着两个麻花辫，眼睛很大，嘴角微微上扬，有种那个年代特有的淳朴。
“找到了。”林晓轻声说，用手机拍下这一页。
陈默站在她身后，看着照片上两张年轻的脸。很难想象，三十多年后，其中的一个人会用最残忍的方式杀死了另一个人。
“厂里的老员工还记得他们吗？”他问。
坐在桌对面的是一位退休老厂长，姓吴，今年七十六岁，头发全白，但精神很好。他戴上老花镜，凑近看了看照片，然后点点头。
“记得。小周和小来嘛。”吴厂长的声音带着老杭城口音，“那时候厂里年轻人多，经常组织联谊活动。他俩就是在一次交谊舞会上认识的。”
他眯起眼睛，像是穿越回了那个年代：“小周性格内向，不太会说话，但手巧，技术好。小来活泼，爱笑，是厂里宣传队的，会唱歌会跳舞。都说他们不般配，但两个人就是看对眼了。”
“后来呢？”林晓问。
“后来？”吴厂长叹了口气，“八十年代末，厂里效益不好，一批人下岗。小周是技术骨干，留下了。小来家里托关系，把她调到了纺织厂。两个人本来商量着结婚，但小来家里不同意——嫌小周家里条件不好，父亲早逝，母亲有病，还有个弟弟要养。”
他翻开另一本相册，里面是厂里的老照片。其中一张是1988年的元旦联欢会，舞台上，年轻的沈芸穿着连衣裙在唱歌，周国栋在舞台一侧拉手风琴伴奏。照片是黑白的，但能看出两个人眼神交流时的温柔。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同台。”吴厂长指着照片，“那年后，小来家里逼着她相亲，找了个条件好的，很快就结婚了。小周消沉了很久，后来也经人介绍结了婚。”
陈默看着那张照片。舞台上的沈芸在笑，眼睛弯成月牙。伴奏的周国栋侧脸看她，眼神里有种专注的光。
那是爱情最初的样子。纯粹，明亮，以为可以照亮一生。
纺织厂的档案保存得更差。很多资料在九十年代厂子改制时丢失了，只剩下零星的考勤记录和工资单。
林晓在一堆泛黄的表格里找到了沈芸——那时她还叫来惠利——的离婚申请复印件。时间是1995年，她三十岁。
申请理由那一栏，用钢笔写着：“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无法继续共同生活。”
附件里有几张照片的复印件，已经模糊不清，但能看出是伤痕：手臂上的淤青，嘴角的血迹。还有一份医院诊断书，写着“软组织挫伤”“肋骨骨裂”。
“她前夫是机械厂的司机，爱喝酒，喝了就打人。”纺织厂退休的人事科长大姐回忆道，“小来忍了好几年，后来是为了女儿才离的。离婚时她什么都没要，只要了女儿的抚养权。一个人带着孩子，住在厂里的单身宿舍，很不容易。”
大姐从抽屉里翻出一本旧相册，里面是厂里女工们的合影。在一张1997年的照片里，沈芸站在后排，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那是童年时的周小雅。沈芸笑着，但笑容里有种疲惫的坚强。
“她后来一直没再婚？”陈默问。
“有人介绍，但她都拒绝了。”大姐说，“她说怕了，怕再遇到错的人，更怕女儿受委屈。”
林晓看着照片里年轻的单身母亲。那时的沈芸不会想到，十几年后，她会遇到初恋，会鼓起勇气再次走进婚姻，然后以最惨烈的方式死在那个人手里。
周国栋的第一段婚姻记录在街道办事处。他的前妻叫王秀英，1992年结婚，2008年病逝。
“宫颈癌晚期，发现时已经扩散了。”街道的老办事员翻着死亡登记册，“治疗了两年多，花光了家里积蓄，最后还是没留住。她走的时候才四十二岁，儿子周浩那年十八岁，刚考上大专。”
办事员找出一张旧照片，是周国栋和王秀英的结婚照。照片上两个人都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红色西装，笑得有点僵硬。王秀英很瘦，眼睛很大，有种柔弱的温婉。
“秀英是个好女人，脾气好，对周国栋百依百顺。”办事员说，“她生病那几年，周国栋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她，还要供儿子读书，确实不容易。厂里人都说他是个好丈夫。”
“他前妻病逝后，他一个人带孩子？”林晓问。
“对。又当爹又当妈，过得挺苦的。”办事员摇摇头，“所以后来听说他跟初恋重逢又结婚了，我们都替他高兴，觉得他总算苦尽甘来了。”
苦尽甘来。这个词现在听起来有种残酷的讽刺。
同学会的照片是2014年的。在一家酒店的包厢里，二十多个中年人举杯合影。周国栋和沈芸站在一起，他穿着浅灰色的衬衫，她穿着深蓝色的连衣裙。两个人的肩膀微微挨着，笑容里有种久别重逢的感慨。
提供照片的是当年的班长，现在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
“那次聚会是我组织的。”班长回忆道，“周国栋和沈芸当年是我们班的金童玉女，虽然没成，但大家都记得。那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散场时周国栋送沈芸回家，后来就听说他们又联系上了。”
“您觉得他们当时还有感情吗？”陈默问。
班长想了想：“说不清。人到中年，感情可能没那么纯粹了。周国栋那几年过得很累，前妻治病欠了一屁股债，儿子刚工作也不稳定。沈芸一个人带孩子也不容易。可能都有点想找个伴，搭伙过日子吧。”
搭伙过日子。不是爱情，是现实的选择。
沈芸的日记本是在银行保险箱里找到的。
保险箱是她个人名义开的，连苏曼都不知道。里面除了日记，还有她婚前财产的公证文件、给女儿小雅的信托计划、还有一份手写的遗嘱，日期是2019年12月——也就是她失踪前半年。
日记从1985年开始，断断续续，不是每天都写。早期的字迹稚嫩，充满少女情怀：“今天和周国栋一起下班，他送我到家门口，手碰到了，心跳得好快……”
中间有很长一段空白，那是她第一段婚姻期间。再出现时，字迹变得潦草：“他又打我了。小雅在哭。我要离婚，一定要离。”
离婚后的日记里，她写道：“终于自由了。一个人带女儿很累，但心里踏实。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然后又是空白。
直到2014年，周国栋重新出现的那一年。
2014年8月15日：今天同学会见到了周国栋。他老了，但眼神还是那么温和。听说他前妻病逝了，一个人带孩子，和我一样。命运真奇怪，绕了一大圈，又把我们带回原点。
2014年9月3日：周国栋约我吃饭。聊了很多，过去的，现在的。他说他还记得我喜欢吃什么，记得我怕黑。三十年了，他还记得。
2014年10月20日：他向我求婚了。我犹豫了很久。小雅说，妈妈你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我真的怕了，怕婚姻，怕再次受伤。
2014年11月5日：答应了。也许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也许这次会不一样。
婚后的日记开始变得复杂。
2015年3月：老周对我很好，对小雅也很好。新家很漂亮，是我梦想中的样子。也许这次真的能幸福。
2016年7月：老周投资失败，亏了不少钱。我没怪他，谁都有失手的时候。但他好像很在意，总觉得自己没面子。
2017年2月：他开始变得敏感，我买件衣服都要问价钱。说现在是一家人了，钱要一起管。可那是我自己的工资啊。
2018年5月：吵了一架。他说我想控制他，说我瞧不起他。我没有，我只是想守住这个家。
2019年10月：他发现了那套公寓，大发雷霆。说我不信任他，说我把钱藏起来。那是我的婚前财产，我想留给小雅有错吗？
2020年6月20日（最后一篇）：最近睡不好，总做噩梦。老周看我的眼神有时候很可怕，像换了个人。我跟苏曼说，要是哪天我出事了，一定是老周干的。她笑我胡思乱想。希望真的是我胡思乱想。
日记到这里结束了。
最后一页的墨迹有些晕开，像是被水滴过。是眼泪吗？还是别的水渍？
陈默合上日记本。这些泛黄的纸页记录了一个女人的一生：从少女的憧憬，到婚姻的伤痛，到单亲的坚强，到再婚的希望，再到最后的恐惧。
她曾经那么努力地想要幸福，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她曾经以为，绕了一大圈回到起点，是命运的馈赠。
她不知道，那个起点，已经变成了终点。
傍晚，陈默和林晓走出档案馆。夕阳把整条街染成金色，梧桐树的影子拉得很长。
“队长，”林晓轻声说，“如果他们当初没有被拆散，一直在一起，结局会不会不一样？”
陈默看着街道上来往的车流。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也许会的。也许在另一个平行时空里，周国栋和沈芸从二十岁就在一起，一起经历下岗潮，一起打拼，一起变老。没有失败的婚姻，没有痛苦的回忆，没有金钱的算计，没有尊严的较劲。
也许他们会在一个普通的房子里，过着普通的日子，偶尔吵架，但更多时候是互相搀扶。等女儿长大离家，他们会养只猫，每天一起散步，一起看电视剧，一起慢慢变老。
但那只是也许。
在这个时空里，他们错过了三十年，各自带着伤痕和疲惫重逢。爱情变成了算计，婚姻变成了战场，家变成了坟墓。
“回局里吧。”陈默说，“还有审讯要做。”
他坐进车里，最后看了一眼档案馆的大门。那些泛黄的档案，那些老照片，那些日记，都锁在厚重的铁门后面。
就像那些过往的云烟，一旦消散，就再也回不来了。
而他们的工作，是把这些云烟拼凑起来，还原一个真相——关于两个人如何从相爱，到错过，到重逢，到毁灭的真相。
车子发动，驶入晚高峰的车流。杭城的夜晚又一次降临，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在那些灯火里，有多少相似的故事正在上演？有多少爱情正在变成怨恨？有多少家庭正在变成战场？
陈默不知道。他只知道，又一个案子快结束了。
但人间的悲剧，永远不会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