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奶是温的，刚好是沈芸喜欢的温度——不烫嘴，但能暖胃。周国栋端着那杯牛奶站在厨房里，看着白色液体在玻璃杯中微微晃动。窗外的夜空没有星星，只有城市灯光在云层上反射出的暗红色光晕。
他往杯子里倒进粉末时，手很稳。白色粉末溶解得很快，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搅了搅，用舌尖尝了一点点——没有味道，只有牛奶的微甜。
这是他第三次买这种药。第一次是两个月前，失眠严重的时候，医生说可以短期使用。他留下了半盒，藏在书房抽屉的最底层，用一本旧杂志盖着。第二次是一周前，他又去同一家药店，换了家分店，用现金买的。
而这是第三次使用。
他端着牛奶走向卧室。走廊的感应灯随着他的脚步一盏盏亮起，又一盏盏熄灭。这个家他太熟悉了，熟悉到闭着眼睛都能走完每一个角落。墙上的每一幅画，地上的每一块瓷砖，都是他和沈芸一起选的。
曾经。
主卧的门虚掩着。他推开门，看见沈芸靠在床头，戴着老花镜在看手机。暖黄色的床头灯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在柔和的光线下显得不那么明显了。她今年五十三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皮肤保养得很好，头发染成了深棕色，每个月都要去理发店修剪。
“牛奶。”他把杯子递过去。
沈芸头也没抬：“放那儿吧，我等会儿喝。”
“趁热喝。”他的声音很平静，“凉了就不好喝了。”
沈芸这才抬眼看他。她的眼神里有种疲惫的审视，像在评估一件商品的价值。这种眼神周国栋太熟悉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是从他投资失败之后。
“你今天去银行了？”她问，接过牛奶。
“嗯，转了笔账。”
“转给谁？”
“一个朋友，短期周转。”周国栋在床边坐下，“下个月就还回来。”
沈芸抿了一口牛奶，皱了皱眉：“这牛奶味道有点怪。”
“新牌子，超市推荐的。”他说，“说是有助睡眠。”
沈芸没再说什么。她继续看手机，一只手端着牛奶，小口小口地喝着。周国栋看着她吞咽的动作，看着她的喉结上下滚动，看着杯中的液体一点点减少。
时间倒回三个月前。
那是一个下雨的午后，周国栋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银行对账单。红色的数字像伤口一样刺眼：亏损一百六十三万七千八百元。那是他们拆迁款的三分之二，是他背着沈芸投进那个“高科技项目”的钱。
门开了，沈芸走进来。她没有敲门——这是她的家，她说，每个房间她都可以自由进出。
“老周，物业费该交了。”她把一张单子放在桌上，然后看到了那些对账单。
接下来的一切像慢镜头播放。她拿起对账单，一张一张地看。她的表情从疑惑到震惊，再到冰冷的愤怒。整个过程她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看着那些数字，看着周国栋，然后再看那些数字。
最后她说：“周国栋，你脑子被门夹了？”
不是吼，不是骂，是那种平静的、带着极度失望的语气。比吼叫更伤人。
“我能解释……”他试图开口。
“解释什么？”沈芸把对账单扔回桌上，“解释你怎么把我们半辈子的积蓄拿去打了水漂？解释你怎么像个傻子一样被人骗？还是解释你为什么瞒着我？”
她转身要走，走到门口时停住，没有回头：“对了，那套公寓我过户给小雅了。我的钱，我的房子，你别再打主意了。”
门轻轻关上。
周国栋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的雨。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流，把外面的世界扭曲成模糊的色块。他想起了三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雨天，他和沈芸躲在厂区的屋檐下避雨。那时候他们都年轻，他二十岁，她十八岁，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浑身湿透，但笑得像两个孩子。
他说：“等我有钱了，一定给你买个大房子。”
她说：“我不要大房子，我只要和你在一起。”
那时候的誓言是真的，那时候的感情也是真的。只是时间会改变一切，钱会改变一切，失败会改变一切。
时间再往前，六年前。
同学聚会的包厢里，周国栋坐在角落，看着沈芸从门口走进来。她变了，但又没变。眼角有了皱纹，身材微微发福，但走路的样子还是那样，肩膀挺直，脚步轻快。她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连衣裙，衬得皮肤很白。
她也看见了他，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
“好久不见。”她说。
“好久不见。”他说。
他们聊了起来。聊各自的孩子，聊工作，聊这些年的经历。沈芸说前夫家暴，她离婚后一个人带着女儿过了好几年。周国栋说妻子病逝，他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
“我们都过得不容易。”沈芸说，眼睛里有泪光。
那天晚上，周国栋送沈芸回家。在她家楼下，她说：“要不要上来坐坐？小雅去夏令营了，家里就我一个人。”
他上去了。房子不大，但很温馨。墙上挂着女儿的画，冰箱上贴着便利贴，阳台种满了花草。沈芸泡了茶，他们坐在沙发上，聊到深夜。
走的时候，在门口，沈芸抱了抱他。那个拥抱很轻，很短暂，但周国栋感觉像是回到了三十年前。
后来的一切顺理成章。约会，求婚，结婚。拍婚纱照时，摄影师说：“笑一笑，靠近一点，对，像当年谈恋爱时那样。”
他们都笑了。但笑容背后，各自带着前半生的疲惫和伤痕。
新婚之夜，沈芸靠在他肩上说：“老周，我们要好好过。前半生都太苦了，后半生要甜一点。”
他说：“好。”
他以为自己能做到。
牛奶喝完了。沈芸把空杯子递给周国栋：“帮我放厨房吧，我困了。”
她的声音已经开始模糊，眼皮沉重。药效发作了。
“好。”周国栋接过杯子，看着她躺下，拉好被子。
“老周。”她忽然叫住他，眼睛半睁半闭。
“嗯？”
“我们明天……好好谈谈。关于那套房子，关于钱……”她的声音越来越轻，“总得有个解决办法……”
“好，明天谈。”他说。
沈芸闭上眼睛，呼吸渐渐平稳。周国栋站在那里，看了她很久。床头灯的光照在她脸上，睫毛在脸颊上投下浅浅的阴影。她睡着了，像孩子一样毫无防备。
他转身走出卧室，轻轻带上门。
厨房里，他把杯子仔细地冲洗，用洗洁精洗了三遍，然后用布擦干，放回橱柜。每一个动作都很慢，很仔细。他知道自己在拖延时间，在等待什么，在准备什么。
然后他走向书房，打开那个上锁的文件柜，取出工具箱。
工具很全。都是他这些年慢慢攒的：各种尺寸的刀具、锯子、锤子、塑料布、橡胶手套、还有那台上周刚买的商用绞肉机。
他把这些东西搬到卫生间。空间不大，但够了。他铺好塑料布，摆好工具，调试绞肉机。机器发出低沉的嗡鸣，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
他走回卧室。沈芸还在熟睡，呼吸均匀。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轻轻碰了碰她的脸颊。
皮肤还是温的。
他突然想起了女儿小雅。十二岁，在夏令营，下周回来。她说过，回来要吃妈妈做的饼干，要去水上乐园，要一家人一起去。
不会有一家人了。
再也不会有了。
周国栋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神里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犹豫，没有恐惧，没有悲伤。只有一片冰冷的空白。
他掀开被子，动作很轻，像怕惊醒她。
但沈芸没有醒。她永远也不会醒了。
卫生间里，灯光惨白。周国栋戴上橡胶手套，动作熟练得像在准备一道菜。他打开水龙头，水哗哗地流，掩盖了其他声音。
第一刀下去时，他的手很稳。没有颤抖，没有停顿。锋利的刀刃切开皮肤、肌肉、骨骼，发出沉闷的声响。血涌出来，染红了塑料布，染红了瓷砖，染红了他的手套。
他面无表情地工作着，像一个熟练的工匠。切割，分离，处理。绞肉机运转起来，发出更大的声响，但被水声掩盖。他分批次处理，每次处理完一部分，就用大量水冲洗，用漂白剂消毒，用刷子清洁每一个角落。
凌晨两点多，他停下，把无法处理的部分装进黑色垃圾袋，下楼扔掉。夜色很浓，没有人看见他。回来时，他换了新的塑料布，继续工作。
水流持续不断。热水冲洗，冷水降温，漂白剂消毒，再次冲洗。卫生间里弥漫着化学品的刺鼻气味，混合着血腥味，形成一种难以形容的恶臭。但他闻不见，或者说，他选择闻不见。
他的大脑异常清醒。计算着时间，计算着水量，计算着每一步的效率和风险。他想起了笔记本上的计划，那些示意图和公式。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完美得可怕。
天快亮时，他完成了最后一步。把所有工具清洗消毒，用塑料袋包好，藏进书房文件柜的底层。卫生间被他冲洗了无数遍，瓷砖白得反光，地漏干净得看不见一丝污渍。他用暖风机吹干了地面和墙壁，打开了排气扇。
然后他走进卧室，换下沾满汗水的衣服，洗了个澡。热水冲刷身体时，他看着自己的手——那双刚刚完成了一切的手，此刻在颤抖。
不是恐惧的颤抖。是疲惫，是释放，是某种扭曲的解脱。
他换上干净的家居服，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天亮了，阳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他的妻子失踪了。
而他知道她在哪里。
审讯室里，周国栋的叙述停止了。他低着头，肩膀耸动，但已经流不出眼泪。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音，像破旧的风箱。
陈默看着他，没有打断。林晓的记录笔停在纸上，墨迹晕开了一大片。
“为什么？”陈默终于问，“就为了钱？为了房子？”
周国栋抬起头，眼睛里是彻底的荒芜：“不只是钱……是她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堆垃圾。像我一无是处。”
“所以你就杀了她。”
“我想让她消失。”周国栋的声音很轻，“消失得干干净净，像从来没存在过。这样我就不会每天面对那种眼神，不会每天想起自己是个失败者。”
“那女儿呢？你想过小雅吗？”
周国栋的呼吸停滞了一下。他的嘴唇颤抖着，很久才发出声音：“小雅……她会理解的。等她长大了，就会明白……有些婚姻，本来就是牢笼。”
陈默合上文件夹。金属扣合拢的声音在寂静的审讯室里格外清晰。
“那不是牢笼，周国栋。”他说，“那是家。是你自己把它变成了地狱。”
周国栋没有回应。他重新低下头，盯着手腕上的铐子，像在研究什么深奥的哲学问题。
窗外的阳光移到了审讯桌的一角，照亮了空气中飞舞的灰尘。那些微小的颗粒在光柱中旋转，上升，下降，永远停不下来。
就像记忆的碎片，一旦破碎，就再也拼不回去了。
周国栋的回忆结束了。但法律的审判，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