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地余震
河亶甲在相都的王座上，只坐了不足九年。
这九年，是铁血与征伐的九年。他就像一位技艺高超但过于用力的工匠，用战争和强权，将中丁、外壬时代濒临散架的王权框架，强行箍紧、钉牢。东征邳、姺的胜利，固然震慑了四方，但也耗尽了王朝本就因连年迁都而衰疲的元气。连年的军事动员，沉重的劳役征发，使得相都周围的田野略显荒芜，市井的繁荣也迟迟未能恢复到亳都甚至隞都的水平。河亶甲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巡边、征讨（镇压小规模叛乱或进行预防性打击）与督促营建中度过，相都的宫室，始终弥漫着一股兵营般的冷硬气息。
他的身体，也在连年操劳和战阵旧伤（一次与土方游骑的交锋中，他被流矢擦伤肩胛，伤口虽愈，却落下了阴雨天气便隐隐作痛的病根）的侵蚀下，迅速衰败下去。比起父王中丁被心病击垮，河亶甲更像是被过于沉重的外在压力，一点点压断了脊梁。
弥留之际，相都的王宫笼罩在一种与河亶甲性格相符的、沉默而肃杀的氛围中。巫咸已然老迈，行动不便，主持祭祀的是他的弟子，也是新一代贞人中的翘楚——巫贤。这位年轻的贞人，目光清澈而深邃，不仅精通卜筮，更对天文、历法、治水乃至政事都有独到见解，已在河亶甲晚年得到一定重用。
河亶甲榻前，跪着他的儿子们：长子子滕（祖乙），次子子旦（祖辛？此处需注意，据后世甲骨周祭谱及部分史料，祖乙与祖辛可能是兄弟而非父子，但为叙事连贯，暂采用《史记》等世系，设定祖乙为河亶甲子，祖辛为其弟。实际上更可能祖乙是河亶甲之侄，中丁之孙。本章将采用一种模糊处理，通过人物对话暗示可能的混淆）。此外，还有戈侯等 surviving 的旧将、相都新兴的贵族。
河亶甲的目光，最终落在长子子滕身上。这个儿子，性情与自己不同，不那么刚猛外露，反而有些沉静，甚至略显文弱，但勤于思考，对巫贤等有学识的臣子颇为尊重。在河亶甲看来，这或许不是开拓之君的料，但在一个需要休养生息、消化战果、稳固内政的时期，未必是坏事。
“滕……”河亶甲的声音嘶哑，但依旧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保住……江山……不可……再乱……”他没有明确说“传位于你”，但目光和这嘱托，已表明了意向。他或许也希望，自己的赫赫武功，能为儿子铺平道路，让这“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的轮盘，能稍微按照一次明确的、不那么血腥的规则转动。
他又看向巫贤，嘴唇动了动，最终只吐出两个字：“……助他……”
商王河亶甲，薨。
他的死亡，没有引发如外壬死时那样 immediate 的巨大动荡。一方面，他的余威尚在；另一方面，连年的战争和迁徙，无论是王室还是贵族，都普遍感到疲惫，渴望喘息。在巫贤主持的占卜和戈侯等实力派的支持下，子滕较为平稳地即位，是为祖乙。
然而，“平稳”只是表面。河亶甲用武力压制下去的暗流，在他死后，重新开始涌动。首先是关于祖乙身份的微妙质疑。尽管河亶甲生前似乎认可，但私下里，关于祖乙究竟是否河亶甲亲子，抑或是其侄（中丁另一子所出）的流言，从未彻底断绝。这种流言，根植于中丁以来混乱的血统继承，成为反对者潜在的武器。
其次，是地方势力的离心。河亶甲的胜利，很大程度上依靠彭伯、韦伯等方国军队。这些方国在战争中实力得到增强，对商王室的敬畏却未必同步增长。他们开始更注重自身利益，对王命的响应不再那么迅捷。
最紧迫的，是天灾。就在祖乙即位后不久，相地及周边地区连降暴雨，黄河及其支流泛滥，相都地势虽不算极低，但新建的排水系统不堪重负，部分宫室区、作坊区被淹，城墙出现塌陷。紧接着，一场瘟疫（可能是疟疾或伤寒）在潮湿拥挤的平民区和军营中流行开来，人口损失不小。
内政不稳，外藩骄横，天灾频仍……祖乙坐在父亲留下的、尚带血锈味的青铜王座上，感到了与伯父外壬相似，却又不同的压力。外壬是被动地陷入危机，而祖乙，则是在危机已然成形、王朝急需休养时被推上位的。他缺乏父亲的刚猛武力来破局，但他有父亲的嘱托，有自己的思考，以及，他身边有巫贤。
二、邢都新篇
面对洪水浸泡过的相都和弥漫的瘟疫恐慌，巫贤向祖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王，此地不可久居矣。”
他的理由系统而清晰：“相地虽经先王营建，然根基终浅。此次水患，暴露其地脉卑湿、排水不利之弊，非长久王邑之选。且连年征伐，相地民力已疲，疫气流行，恐伤国家根本。”他铺开一张绘有山川河流大致走向的皮质地图（虽然简陋），手指点向北方：“臣观天象，察地理，验之古卜。邢地（今河北邢台附近），背倚太行余脉，前临大陆之泽（古泽薮），地势高亢，水草丰美，更有洺水、澧水等河流环绕，既利灌溉，亦可通漕运。其地，古为井方之域，民风淳朴，且……远离近年纷争核心，可获一时之宁。”
“迁都？”祖乙蹙眉。这似乎成了中丁以来，每位新王上台后几乎必然的选项。但他也明白，相地现状确实堪忧，不仅是水患，那股因河亶甲铁血统治而积累的肃杀压抑之气，也需换个环境来涤荡。
“非仅为避灾，”巫贤的目光深远，“更为新生。先王中丁迁隞，为先例；先王河亶甲迁相，为求存。今王若迁邢，当为图治。在邢地，可暂避旧都纠葛，重整山河，布施德政，蓄养民力，此所谓‘革故鼎新’。”
“革故鼎新”四个字，打动了祖乙。他深知王朝痼疾在“内”而不全在“外”。或许，一个全新的、远离隞都、相都这些“问题之地”的都城，真的能提供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祖乙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像河亶甲那样乾纲独断。他召集贵族会议，将迁都之议付诸公论。意料之中的反对声再次响起，理由无非是劳民伤财、动摇国本。但这一次，支持的声音也不少。许多贵族也受够了相地的潮湿和瘟疫威胁，渴望一块更安定富庶的封地；戈侯等武将虽然喜欢相地作为前进基地的位置，但也明白军队需要休整和更好的补给地；更重要的是，巫贤提出的“邢地丰饶”、“利于蓄养”的前景，对各方都有吸引力。
经过一番博弈与妥协，迁都之议最终通过。祖乙下令，由巫贤总揽迁都选址与规划事宜，戈侯负责迁徙途中的安全和秩序，有莘氏等贵族负责物资调配。
又一次史诗般的迁徙开始了，方向是北方的邢地。
队伍比从前更加庞大，但也更加有序。祖乙和巫贤吸取了前两次迁都的教训，规划了更详细的路线，设置了更多的补给点，对平民的征发也相对温和（或至少做出温和姿态）。抵达邢地后，巫贤展现出了卓越的规划能力。新城没有盲目追求巨大，而是依据地形和水系，合理划分了宫城区（位于最高处，排水最佳）、宗庙区、官署区、贵族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特别是青铜和制陶）、平民居住区以及集中的市场。城墙的夯筑格外讲究，加入了更多的料礓石和夯层隔草，以增强坚固和防潮性能。排水沟渠网络先行建设，与自然河道巧妙连接。
在营建新都的同时，祖乙在巫贤的辅佐下，开始推行一系列旨在恢复国力、稳固统治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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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征发：宣布减免邢地及周边新附区域部分贡赋和劳役，鼓励垦荒，提供粮种和简陋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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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顿祭祀：由巫贤主持，重新规范祭祀礼仪，强调对高祖亥（王亥，商人重要的先公，与贸易、畜牧有关）、河（黄河之神）、岳（山神）等与农业生产、水利安宁密切相关神祇的祭祀，祈求风调雨顺，安抚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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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柔方国：对彭伯、韦伯等助战有功的方国予以隆重封赏，并与之联姻（祖乙娶彭伯之女）；对态度摇摆的方国，派遣使者积极斡旋，重申盟约；对偏远未服的部族，暂缓大规模征伐，以防御和贸易接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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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手工业：特别重视邢地附近的铜矿、锡矿资源，投入人力扩大开采和冶炼规模，邢都的青铜作坊很快炉火兴旺，不仅铸造礼器、兵器，也生产更多的农具和手工工具。
数年之间，邢都（后世或称“耿”）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城墙巍然，宫室俨然，市井熙攘。来自四方的货物——东海的贝壳、南方的龟甲、西部的玉石、北方的皮毛——在市场上交易。农田得到开垦，粟黍长势良好。更重要的是，一种久违的、相对安宁祥和的气氛，开始在这座新都弥漫。人们似乎暂时忘却了中丁以来的血腥与动荡，沉浸在“新邑”带来的希望之中。
祖乙时常在巫贤陪同下，巡视新城、田野和作坊。看着井然有序的一切，他紧绷的神经偶尔能得到片刻松弛。巫贤不仅是贞人、规划师，更是他最重要的谋士和宰相，大小政事，祖乙多与之商议。史载“祖乙即位，巫贤任职”，并非虚言。在巫贤的运筹下，商王朝仿佛一台得到精心维护和润滑的战车，从颠簸疾驰的险途，暂时驶入了一段较为平坦的大道。
三、巫贤治世
邢都的稳定与繁荣，为祖乙和巫贤推行更深层次的“中兴”举措奠定了基础。
巫贤的治国理念，带有浓厚的“顺天应人”色彩。他认为，王朝的混乱，既因“人谋”不善（继承无序、内部倾轧），也因“天时”不和（水患、瘟疫等），二者交织。因此，治国需双管齐下：对内，建立相对清晰的秩序，缓和矛盾；对外，顺应自然规律，发展生产，同时以恰当的威慑维持和平。
在内政方面，巫贤协助祖乙，尝试对王位继承进行某种程度的“再规范”。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回到中丁之前的旧制，而是在承认现状（即中丁一系已占据王统）的前提下，试图确立一种以父死子继为主、辅以兄终弟及，并严格限定在“先王直系子孙”范围内的新惯例。为此，他们通过多次隆重的祭祀和卜筮，将祖乙的王位合法性，与河亶甲、中丁乃至太戊的血脉紧密联系，强调“嫡传正绪”的概念。同时，他们刻意培养祖乙的儿子子先（祖辛）和弟弟子踰（沃甲？此处亦存疑，暂作此设定）参与政务，明确二者的地位和序列，以期减少未来的纷争。当然，这种“规范”能否被后来者遵守，仍是未知数。
在经济与民生方面，巫贤的贡献更为显著。他主持修订了历法，使农时更加准确；推广了轮作休耕等农业技术；组织人力整治邢地附近的河流，修建小型陂塘，灌溉农田。他还鼓励商业，规范市场度量衡，使得邢都成为区域性贸易中心。手工业，尤其是青铜铸造，在邢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出土的“祖乙尊”、“司母戊鼎”（当然，司母戊鼎属晚期，此处为文学借用其精美之意）等重器，形制雄伟，纹饰繁缛，工艺精湛，既是王权的象征，也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恢复与发展。
在军事与外交上，祖乙时期并非全然放弃武力，但策略更为灵活。对于之前叛乱的邳、姺残余势力以及不时寇边的兰夷、班方等，商军采取的是“有限打击，以战促和”的策略。一旦取得战术胜利，往往不进行灭国式的穷追猛打，而是迫使对方重新称臣纳贡，签订盟约。戈侯等将领虽然有时觉得不过瘾，但在祖乙和巫贤的坚持下，也只好服从。这种相对克制的政策，确实为王朝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时间。
在巫贤的精心辅佐下，祖乙统治时期，商朝出现了自中丁以来未曾有过的稳定局面。史称“祖乙之世，殷道复兴”、“巫贤治王家，有成”。四方诸侯来朝的次数增多，贡品也显得丰盛了一些。邢都的繁华，甚至让一些老臣想起了遥远的、汤武时期的盛况。
祖乙本人，也赢得了“中宗”（此为后世追尊，尤其周以后称之，但此处可文学化处理为臣民内心的尊崇）的潜在声誉。他仁慈（相对而言），勤政，重用贤臣，关心农桑，仿佛一位理想的守成之君。
然而，在这片“中兴”的繁华景象之下，真的没有阴影了吗？
四、暗潮之下
祖乙晚年，坐在邢都最高的宫室露台上，俯瞰着万家灯火和远处宁静的田野，心中却时常泛起一丝难以言喻的疲惫与隐忧。
“复兴”，更像是一个精致而易碎的幻影。他，以及巫贤，或许延缓了王朝坠落的趋势，甚至将其向上拉升了一段，但那股将其向下拖拽的、源自制度崩坏和人心的根本力量，从未真正消失。
隐忧之一，是继承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他和巫贤确立的“新规”，依赖于他本人的权威和后继者的自觉。长子子先（祖辛）性格敦厚，但魄力稍欠；弟弟子踰（沃甲）则更勇武，也更有主见。二人在政见和利益上，已开始出现微妙的分歧。他们各自的母亲、妻族，也形成了不同的派系。祖乙试图平衡，但深知自己一旦离去，这道脆弱的平衡极易被打破。子舆（小甲之子）那一支的仇恨，虽然随着时间流逝和多次镇压而似乎沉寂，但其族人仍存，那“拨乱反正”的旗帜，理论上依然具有煽动性。
隐忧之二，是方国势力的持续坐大。 彭伯、韦伯等方国，在享受和平红利的同时，势力进一步膨胀。他们的军队模仿商军进行改造，他们的城邑也在加固。对商王室的忠诚，越来越多地与现实利益挂钩。一旦中央王权再次出现波动，他们的态度将至关重要。
隐忧之三，是“迁都后遗症”的积累。 从中丁到河亶甲再到他祖乙，三代四迁（亳-隞-相-邢），每一次迁徙都耗费巨量国力，撕裂原有的社会联系，虽各有缘由，但也让臣民对王室的稳定性和权威产生了一种潜在的、不易察觉的怀疑和疲惫。人们渴望安定，但如果“迁都”成为解决危机的习惯性答案，那么安定本身就成了奢望。
最让祖乙感到无力的是，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像年轻时那样，全心信任巫贤以外的重臣。戈侯老了，但余威犹在，其子侄遍布军中；有莘氏等外戚，关心的往往是自家利益；其他贵族，更是盘根错节。他仿佛坐在一张巨大的、看似坚固的网络中央，却能感觉到每一根丝线都在传递着不同的张力。
一日，他与年事已高、头发已全白的巫贤对坐。
“贤师，”祖乙用了最尊敬的称呼，“朕近日观星，见北辰略有摇动，心中不安。这中兴之局，可能长久？”
巫贤沉默良久，缓缓道：“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世治乱，亦有其道。臣等所能为者，尽人事以顺天时，立规矩以束人心。然，规矩立矣，须人守之；人心束矣，须力维之。后事如何，非臣所能尽窥。”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王所立之序，务使继者明之，强者遵之，否则……恐今日之邢都，亦不过明日之相、隞耳。”
这番话，说得祖乙心头冰凉。巫贤看到了繁华下的危机，但也直言，这危机非他二人所能根除。他们能搭建一个看起来不错的框架，但框架的稳固，需要后来者不仅有智慧，更要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威来维护，还需要一点点运气——避免出现如中丁那样，拥有足够野望和力量去打破框架的强人。
不久，巫贤病逝。 这位辅佐祖乙实现“中兴”的最大功臣，在邢都的繁荣达到顶峰时离去，仿佛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他的去世，让祖乙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也抽掉了“祖乙之治”最重要的一根智慧支柱。
又过了几年，祖乙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将儿子祖辛和弟弟沃甲叫到榻前，重复着河亶甲当年的嘱托：“……守好……江山……勿使……再乱……” 目光在两人脸上来回逡巡，充满了不尽的担忧与无奈。他传位于长子祖辛，希望“父死子继”的规则能就此延续。
但他知道，自己留给儿子的，是一个外表光鲜、内里却暗藏裂痕的王国。邢都的复兴，如同夕阳最后的辉煌，绚丽却短暂。当夜幕降临，那些潜伏在黑暗中的、名为“权力欲望”和“历史惯性”的怪兽，将再次睁开它们饥饿的眼睛。
祖乙之后，那被短暂压抑的“九世之乱”的脉搏，将重新剧烈地搏动起来。 而他倾尽全力营造的“中兴幻影”，也将被他的弟弟、儿子、侄子们，在下一轮更加残酷的争夺中，毫不留情地撕得粉碎。
（第四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