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城迷雾
民国三十年十月十五日，清晨七时，重庆。
浓雾锁住了整个山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连平日里穿梭如织的轮渡都隐去了轮廓，只剩下沉闷的汽笛声在雾中回响，像受伤巨兽的低吼。雾气沿着青石板路爬升，漫过曾家岩的官邸围墙，渗进黄山官邸云岫楼的每一扇窗棂。
薛岳站在云岫楼三楼客房的窗前，已经站了一个小时。他身上崭新的黄呢将官服烫得笔挺，领口两颗三角星擦得锃亮，可镜子里那张脸却让他自己都感到陌生——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鬓角的白发像霜打过的野草，一夜之间又多了几缕。
十天前，他从长沙飞抵重庆。专机在九龙坡机场降落时，跑道两侧站满了记者，镁光灯闪成一片。但没有人提问，没有人欢呼，只有沉默的镜头和审视的目光。那沉默比任何责骂都更令人窒息。
“长官，时间差不多了。”副官轻声提醒。
薛岳转过身，从桌上拿起军帽戴上。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他最后看了一眼窗外——雾中，重庆大学礼堂的尖顶若隐若现，那里将是今天军事会议的会场。
礼堂离官邸只有一里路，但薛岳选择坐车。黑色轿车在浓雾中缓缓行驶，像一具移动的棺材。街道两旁，早起的报童已经扯开嗓子：“号外号外！第九战区公布战果，毙伤日军两万余！”声音稚嫩而尖锐，穿透雾气，也穿透薛岳的心脏。
两万余。这是战区参谋处精心核算后上报的数字。真实的伤亡比对是多少，薛岳心里清楚：五万六对两万一。每一笔血债，都刻在他骨头上。
轿车在礼堂台阶前停下。门前已经停满了各色车辆，车牌号码显示着主人的身份——各大战区司令长官、军政部要员、军委会高级参谋。薛岳推门下车时，正好看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从另一辆车里出来。两人目光相接，李宗仁微微点头，眼神复杂，有关切，有同情，也有一种“幸好不是我”的庆幸。
台阶上，几个年轻参谋正在低声交谈。看见薛岳，立刻噤声，立正敬礼。但薛岳能感觉到，那敬礼的手势里，少了几分往日的敬畏，多了几分审视。
走进礼堂，穹顶的青天白日徽在灯光下泛着冷光。长条会议桌已经布置妥当，二十多把高背椅像等待审判的席位。薛岳找到自己的名牌——左侧第三位。他坐下，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腰杆挺得笔直。
陆陆续续，将领们进来了。顾祝同、卫立煌、张发奎……每一个都是抗战战场上响当当的名字。大家互相点头致意，但没人说话，连寒暄都免了。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汗水和一种微妙的紧张。每个人都知道，今天这场会，名义上是总结第二次长沙会战，实则是问责。
八时整，侧门打开。
蒋介石走了进来。
他今天没有穿长衫，而是一身戎装，领口缀着特级上将领章，腰间佩着中正剑。但那张清瘦的脸上，没有半点军人的英武，只有深不见底的疲惫和压抑的怒火。侍从室主任林蔚跟在身后，手里捧着厚厚一叠卷宗——那是各战区上报的战报、伤亡统计、物资损耗清单。
“起立！”
所有人齐刷刷站起，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
“坐。”蒋介石走到主位，没有看任何人。
众人落座。薛岳感觉到，蒋介石的目光在自己脸上停留了一秒，只一秒，却像过了一个世纪。
会议开始了。
二、血写的报告
首先发言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他站起身，打开文件夹，声音平板得像在宣读判决书：
“第二次长沙会战，自民国三十年九月十八日始，至十月八日止，历时二十一天。第九战区参战兵力总计十八万七千人。伤亡——”他顿了顿，这个停顿让所有人的心都提了起来，“伤亡五万六千三百余人。其中阵亡三万一千八百，重伤一万九千五百，轻伤及失踪五千余。”
数字像冰锥，一根根钉进薛岳的耳朵。他闭上眼睛，但那些数字在黑暗中变得更加清晰——三万一千八百，那不是数字，是三万一千八百张年轻的脸，三万一千八百个破碎的家庭。
“物资损耗，”何应钦继续念，“损耗步枪四万二千支，轻机枪一千二百挺，重机枪三百八十挺，迫击炮二百一十门，山野炮五十四门。弹药消耗，步枪弹八百余万发，机枪弹三百余万发，炮弹六万余发……”
每念一项，会场里的空气就凝重一分。薛岳能感觉到，周围那些目光越来越锐利，像刀子一样割在他背上。这些损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第九战区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才能恢复元气，意味着湖南防线出现了巨大的缺口，意味着如果日军卷土重来……
“日军方面，”何应钦翻过一页，“据不完全统计，伤亡约两万一千人。其中阵亡约七千，重伤约九千，轻伤约五千。”
五万六对两万一。
将近三比一的交换比。
会场里响起压抑的吸气声。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亲耳听到这个数字，还是让人心头震颤。薛岳睁开眼睛，正好看见对面的顾祝同轻轻摇头，那动作很微小，但充满了失望。
“薛长官，”何应钦终于念完了，转向薛岳，“请你向委座和各位同仁，详细汇报作战经过。”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过来。
薛岳站起身。膝盖有些发软，但他强迫自己站稳。他从公文包里取出报告——那是他花了三个通宵，一笔一划写成的。纸张边缘被汗水浸得发皱，墨迹在某些地方晕染开来，像干涸的血渍。
“委座，诸位同仁，”他的声音嘶哑，但很清晰，“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九战区虽最终守住长沙，但损失惨重。作为战区司令长官，我负全部责任。”
他翻开报告第一页：“战役之初，我判断日军此次进攻仍是去年模式的翻版，遂按‘天炉战法’部署防御。新墙河为第一道防线，汨罗江为第二道，捞刀河为第三道，预备队置于长沙外围。意图层层消耗，待敌疲惫，再以主力反击。”
这些都是战前计划，在座的人大多知道。但接下来，才是关键。
“然而，”薛岳深吸一口气，“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改变了战术。他不像冈村宁次那样三路并进，而是集中四个师团于中路，以雷霆之势猛攻一点。九月十八日，新墙河防线一天崩溃。九月二十日，汨罗江防线失守。我军节节抵抗，但日军推进速度远超预期。”
会场里鸦雀无声。只有薛岳的声音在回荡：
“九月二十一日，我命令第十军北渡捞刀河，意图在江北建立阻击阵地。此乃重大失误。”他的声音低下去，“第十军仓促应战，在鬼哭岭遭日军伏击，伤亡过半。李玉堂军长率残部退守捞刀河南岸，苦战三日，最后……”
他说不下去了。脑海里浮现出李玉堂躺在担架上的样子，那张总是坚毅的脸上，只剩下空洞和绝望。泰山军两万三千人，最后活下来的不到五百。
“说下去。”蒋介石的声音响起，冰冷得不带一丝感情。
薛岳咬咬牙：“九月二十三日，我命令第七十四军前出永安，意图在彼处与敌决战。此乃第二个重大失误。第七十四军长途奔袭，疲惫不堪，在永安遭遇日军主力。血战四昼夜，伤亡逾万。王耀武军长身负重伤，至今未愈。”
他抬起头，看向蒋介石：“这两次错误决策，直接导致两个王牌军遭受毁灭性打击。责任全在我一人。”
“还有呢？”蒋介石问。
“还有……”薛岳闭上眼睛，“情报失误。未能准确判断日军主攻方向。指挥僵化。过于依赖‘天炉战法’，不知变通。临阵慌乱。在日军快速推进时，未能及时调整部署，反而将预备队过早投入战斗。”
他一口气说完，像卸下了千斤重担，但也像抽走了最后一丝力气。
会场里死一般的寂静。
良久，顾祝同开口了：“伯陵兄，我有一事不明。据战报，日军在九月二十七日开始北撤，当时长沙巷战正酣。你既已发现日军撤退迹象，为何不早报？”
这个问题很尖锐。薛岳知道顾祝同的意思——如果早发现日军要撤，也许第十军、第七十四军就不必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因为我不敢相信。”薛岳实话实说，“我以为那是日军的诡计，是诱我出击的陷阱。去年第一次长沙会战，冈村宁次就曾佯装撤退，待我追击时突然反扑。我……我害怕重蹈覆辙。”
“所以你就坐视两个军被打光？”李宗仁的声音响起，带着压抑的怒气，“伯陵，我是粗人，说话直。但你这次，确实太……”
他没说完，但意思所有人都明白。
薛岳低下头。他没有辩解，因为无需辩解。战场上，犹豫就是罪过，迟疑就是死亡。他用五万六千条命，买了这个教训。
“够了。”蒋介石终于开口。
所有人都看向他。
蒋介石站起身，走到薛岳面前。他的个子比薛岳矮，但此刻那股威压，让薛岳几乎喘不过气。
“薛伯陵，”蒋介石一字一顿，“去年第一次长沙会战，你打得好，我给你授勋，全国都称你‘抗日名将’。我对你寄予厚望，把湖南交给你，把第九战区交给你。可你呢？”
他拿起薛岳面前的报告，翻到伤亡统计那一页：“五万六！整整五万六！第十军打光了，七十四军打残了！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
报告被狠狠摔在桌上，纸张飞散，像一群受惊的白鸽。
“委座息怒。”军政部长何应钦急忙打圆场，“薛长官虽有过失，但长沙毕竟守住了。日军也伤亡两万余，短期内无力再犯……”
“守住了？”蒋介石猛地转身，“何部长，你告诉我，用五万六换两万一，这叫守住？这叫胜利？这叫耻辱！”
他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震得玻璃窗嗡嗡作响。所有将领都低下头，连大气都不敢喘。
蒋介石重新走回主位，但没有坐下。他双手撑着桌面，身体前倾，目光扫过每一张脸：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觉得我偏心，觉得我护短。但今天我告诉你们——抗战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能打仗的将领！薛岳是犯了错，但他敢打，能打！换个人去守长沙，能守得住吗？”
没有人回答。
“但是——”蒋介石话锋一转，“错了就是错了。军法无情，不容徇私。”
他看向林蔚：“念。”
林蔚站起身，打开另一份卷宗。他的声音很轻，但在寂静的会场里，每个字都清晰得可怕：
“国民革命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于永安作战期间，临阵脱逃，致白水河阵地失守。按《陆海空军刑法》第二十四条，战时无故离去职守者，处死刑。经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会场里响起压抑的惊呼。虽然早有预料，但亲耳听到，还是让人心头一凛。
“第十军第三师师长周庆祥，”林蔚继续念，“作战不力，丢失阵地。撤销师长职务，交军法处严办。”
“第四军第一〇二师师长柏辉章，防御失当，致汨罗江防线过早崩溃。撤职查办。”
“第二十军第一三四师师长杨干才，指挥失误，致新墙河防线一日溃退。撤职留任，戴罪立功。”
一个接一个的名字，一个接一个的处分。有人脸色煞白，有人暗自庆幸，有人面无表情。薛岳听着那些名字，每一个他都认识，每一个都曾是他的部下。现在，他们都要为这场败仗付出代价。
可最大的代价，是那些再也回不来的士兵。
“最后，”林蔚合上卷宗，“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指挥失误，致使部队蒙受重大损失。本应严惩，但念其往日战功，且长沙最终未失，故从轻发落：撤销司令长官职务，留任代司令长官，戴罪立功。限三个月内，重建第十军、整补第七十四军。逾期未能完成，两罪并罚。”
宣判结束了。
会场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薛岳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撤销职务，留任代职——这比他预想的要轻，轻得多。但他心里没有半点庆幸，只有更深的负罪感。那些战死的将士，那些被处分的部下，他们的血，都流进了他的血管里，永远洗不干净。
“薛岳，”蒋介石看着他，“这个处分，你服不服？”
“服。”薛岳立正，“谢委座宽宥。”
“不是宽宥。”蒋介石摇头，“是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三个月，我要看到一支新的泰山军，一支新的铁军。做得到吗？”
“做得到！”
“好。”蒋介石终于坐下，“散会。薛岳留下。”
将领们鱼贯而出。经过薛岳身边时，有人拍拍他的肩，有人投来同情的目光，也有人装作没看见。李宗仁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眼神复杂，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离开。
等人走光了，礼堂里只剩下蒋介石、薛岳，还有侍立一旁的林蔚。
三、委座的训诫
蒋介石走到窗前，背对着薛岳。窗外的雾气还没有散，整个山城都笼罩在一片朦胧中。
“伯陵，”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叹息，“知道我为什么保你吗？”
“卑职不知。”
“因为长沙不能丢。”蒋介石转身，眼睛里是深深的疲惫，“丢了长沙，湖南就危险了。丢了湖南，西南就危险了。到那时，我们连退都没地方退。”
他走到薛岳面前：“这一仗，你是打输了。但你没跑，没降，带着残兵守到了最后。就凭这一点，我还能用你。”
“谢委座信任。”
“别谢我。”蒋介石摆摆手，“你看看这个。”
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递给薛岳。薛岳接过，快速浏览——那是一份绝密情报，关于日军在缅甸的动向。上面提到，日军正加紧进攻缅甸，意图切断滇缅公路，彻底封锁中国的外援通道。
“远征军已经入缅作战了。”蒋介石说，“但战况不利。英国人不靠谱，美国人还在观望。我们只能靠自己。”
他指着情报上的一个名字：“第66军，刚刚在缅甸吃了败仗。军长张轸已经被免职查办，部队番号撤销-1。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薛岳当然知道。第66军是去年刚组建的部队，下辖三个新编师，总兵力近三万人-1。这样一支部队被打垮，不仅意味着滇缅公路可能被切断，更意味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受损。
“委座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蒋介石打断他，“国内战场不能再有大的闪失。长沙必须守住，湖南必须守住。三个月后，日军可能还会来。到时候，你要还是守不住，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
薛岳立正：“卑职明白。”
“你真的明白吗？”蒋介石盯着他的眼睛，“我要的不是‘与城共存亡’的悲壮，是实实在在的胜利。是守住阵地，是消灭敌人，是让老百姓还能在这片土地上活下去。”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从长沙划到重庆：“抗战打了四年，国家已经筋疲力尽。兵源枯竭，物资匮乏，民心浮动。我们输不起了，伯陵。再输一次，这个国家可能就真的垮了。”
薛岳的鼻子一酸。他看着蒋介石的背影，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领袖，如今背已经微驼，头发花白，才五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六十岁。
“委座，卑职……卑职让您失望了。”
“失望？”蒋介石苦笑，“我失望的事太多了。南京丢了，我失望。武汉丢了，我失望。可失望有什么用？仗还得打下去。”
他转身，拍了拍薛岳的肩膀：“去吧。好好养伤，好好整顿部队。第十军、第七十四军，都是好部队，不能就这么垮了。”
“是！”
薛岳敬礼，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他听见蒋介石在身后轻声说：
“伯陵，记住一句话：为将者，当知耻而后勇。”
门关上了。
走廊很长，薛岳的脚步声在空旷中回荡，沉重而缓慢。路过一面穿衣镜时，他停下来，看着镜子里那个憔悴的军人。
知耻而后勇。
是啊，该知耻了。五万六千条命，还不够耻吗？
他整理军装，正了正军帽，大步走向门外。
雾还没有散，但阳光已经努力穿透云层，在山城上空投下几缕微弱的光。远处，报童的吆喝声又响起来了，这次喊的是：“青年从军运动开始！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声音稚嫩而坚定，像黑暗中点燃的火把。
薛岳站在台阶上，望着雾中的山城。这座城市还在，这个国家还在，这场战争也还在继续。
而他，还要继续战斗。
直到最后一口气。
直到最后胜利。
或者，直到最后死亡。
他走下台阶，钻进轿车。车门关上的瞬间，他最后看了一眼云岫楼的方向。
委座，我会知耻的。
也会后勇的。
车启动了，驶进浓雾，驶向未知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