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后的渡河
民国三十年十月八日，拂晓，新墙河南岸。
晨雾像厚重的尸布，低垂在河面上，将两岸的景物涂抹成模糊的水墨。河水浑黄湍急，裹挟着断木、碎布、还有偶尔翻涌上来的肿胀尸体，无声地流向洞庭湖。那些尸体在漩涡中沉浮，有的穿着土黄色军服，有的穿着破烂的灰布军装，此刻都被河水泡得面目全非，难分彼此。
陈启明站在河岸边，手里的三八式步枪枪托拄在泥泞里。他左脸的伤口已经结痂，暗红色的血痂从颧骨一直延伸到下巴，像一道耻辱的印记。雨水顺着破旧的军帽边缘滴落，流进脖颈，冰凉刺骨，但他浑然不觉。
在他身后，春华山血战中幸存下来的七十四军士兵们，正三三两两地坐在泥地上，或靠或躺，像一群被抽走了魂魄的躯壳。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庆祝，甚至没有人哭泣。只有粗重的喘息声，还有伤员压抑的呻吟。
十天。从九月十八日新墙河防线崩溃，到今天十月八日日军退回河北岸，整整十天。
这十天里，湘北大地被血浸透了三遍。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每一条河都成了屠宰场。长沙城烧成了废墟，永安镇打成了焦土，春华山上的树木都被炮火剃光了头。
而现在，结束了。
雾中传来最后几声零星的枪响，那是日军后卫部队在射杀带不走的伤马。紧接着，对岸响起日语的号令声，声音隔着河面传来，变得飘渺而不真实。然后是一阵引擎的轰鸣，由近及远，渐渐消失在北方。
日军走了。
真的走了。
一个年轻士兵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河边。他看起来不到二十岁，脸上稚气未脱，但眼睛深陷，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他盯着河面看了一会儿，突然咧开嘴，发出“嗬嗬”的笑声，笑声嘶哑破碎，像垂死的老鸦。
笑着笑着，他跪倒在地，双手插进泥浆，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没有哭声，只有压抑到极致的抽噎，像野兽濒死前的哀鸣。
陈启明走过去，想拉他起来，但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他知道这个兵——叫刘满囤，河南人，春华山战斗时被弹片削掉三根手指，用绷带胡乱缠着，现在绷带已经被血和泥浸成了黑褐色。
“起来吧。”陈启明最终只是轻声说。
刘满囤抬起头，脸上泪水混着泥浆，糊成一片：“营长……俺哥……俺哥死了……”
陈启明记得他哥。兄弟俩一起参军，哥哥是机枪手，在春华山阵地被日军掷弹筒直接命中，连尸体都没找全。
“俺娘就俺们两个儿子……”刘满囤的声音断断续续，“现在……现在咋办啊……”
陈启明蹲下身，从怀里掏出半块压缩饼干——这是他最后的干粮。塞进刘满囤手里：“吃。”
刘满囤没接，饼干掉在泥里。他继续哭，哭声越来越大，终于变成了嚎啕。
哭声像传染病，迅速蔓延开来。先是零星几个，然后越来越多，最后整片河滩上都响起了压抑了十天的痛哭。那些在战场上没掉过一滴泪的汉子，那些抱着炸药包冲向日军战车时还在笑的勇士，此刻全都崩溃了。
他们哭死去的兄弟，哭丢掉的肢体，哭永远回不去的家乡。
陈启明没有哭。他站起身，重新望向河对岸。雾开始散了，对岸的景物渐渐清晰——坍塌的工事、烧焦的树木、丢弃的弹药箱，还有一面被遗弃的日军膏药旗，旗杆断了，旗面泡在泥水里，脏得看不出原本的颜色。
十天前，日军就是从这里渡河南下。十万大军，钢铁洪流，一天就撕碎了新墙河防线。
现在，他们回去了。带着伤亡，带着疲惫，带着永远留在湖南这片土地上的同伴的魂魄。
谁赢了？
陈启明不知道。他只知道，他带出来的三十四人，现在只剩七个。第十军全军覆没，七十四军打残了，长沙烧毁了，湘北十室九空。
这就是胜利吗？
远处传来马蹄声。一队骑兵沿着河岸奔驰而来，马匹喷着白气，蹄声在泥泞中沉闷而疲惫。领头的是个参谋军官，马到近前勒住缰绳，马匹人立而起，溅起一片泥浆。
“薛长官命令！”参谋军官的声音洪亮，但透着掩饰不住的疲惫，“追击至此为止！各部队收容伤员，清点战损，原地休整！没有命令，不得过河！”
命令传下去了。但河滩上的士兵们像没听见一样，继续哭的哭，发呆的发呆。
参谋军官看向陈启明：“你是哪个部分的？”
“第十军特务营，陈启明。”
参谋军官愣了一下，脸色柔和了些：“陈营长，你部还有多少人？”
“七个。”
“……辛苦了。”参谋军官从马鞍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扔过来，“战区指挥部在后方五里处，有热食和药品。带你的兵去休整吧。”
陈启明接过香烟，没说话，只是点点头。
参谋军官调转马头，带着骑兵队继续沿河传令。马蹄声渐远，最后消失在晨雾中。
陈启明拆开烟盒，里面是十支“老刀牌”。他抽出一支，划亮火柴，手在抖，点了三次才点着。深深吸一口，烟雾在肺里转一圈，吐出来时混着血沫——他的内脏在春华山被震伤了，咳血已经三天。
“营长，”小王爬过来——他是七个幸存者之一，左耳聋了，说话声音很大，“咱们……去哪？”
陈启明看着河面。雾气完全散了，阳光刺破云层，照在浑浊的河水上，反射出粼粼波光。很美，如果没有那些漂浮的尸体的话。
“回家。”他轻声说。
“家在哪？”
是啊，家在哪？陈启明想起广州，想起早茶，想起答应弟弟要带他去吃的虾饺。可现在弟弟在哪？在七十四军五十八师，长沙巷战后就没了消息。
“不知道。”他老实说，“但总得……找个地方。”
他站起身，把剩下的九支烟分给还活着的六个兵。然后扛起枪，转身向南走去。
身后，新墙河静静流淌。河水冲刷着两岸的血迹，冲刷着战争的痕迹，也冲刷着这片土地的记忆。
但有些东西，是冲刷不掉的。
二、薛岳的账单
上午十时，长沙城北，临时战区指挥部。
这里原本是一所乡村小学，教室的墙壁上还残留着稚嫩的粉笔画——太阳、小鸟、歪歪扭扭的“中国”两个字。但现在，教室里挤满了参谋军官，地图铺满了课桌，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缠绕在梁柱间。空气里弥漫着汗臭、烟味和血腥气。
薛岳站在黑板前，黑板上用粉笔画着巨大的表格。左边一列是参战部队番号，右边三列分别是“参战人数”、“伤亡人数”、“现存兵力”。数字是用红粉笔写的，密密麻麻，触目惊心。
吴逸志站在旁边，手里拿着汇总报告，声音低沉而疲惫：“第十军，参战两万三千人，阵亡一万八千四百余，重伤三千二百，轻伤及失踪一千四百。现存……现存可战斗人员四百六十七人。”
教室里一片死寂。只有粉笔在黑板上划过的刺耳声响。
薛岳拿起粉笔，在“第十军”那一行的“现存兵力”栏里，写下“467”三个数字。粉笔很硬，写出的字迹深深嵌进黑板，像刻上去的。
“第七十四军，”吴逸志继续念，“参战三万两千人，阵亡一万一千二百，重伤五千三百，轻伤四千八百。现存可战斗人员一万零七百。”
薛岳写下“10700”。手很稳，但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第四军，参战一万八千人，伤亡六千四百……第二十军，参战一万五千人，伤亡五千七百……第三十七军……”
一个个数字报出来，一个个数字写上去。黑板渐渐被红色填满，像一块巨大的伤口，在流血。
最后，吴逸志念出总数：“此役，第九战区参战兵力总计十八万七千人。伤亡……伤亡五万六千三百余人。其中阵亡三万一千八百，重伤一万九千五百，轻伤及失踪五千余。”
五万六千三百。
薛岳放下粉笔，后退两步，看着黑板上那些数字。粉笔灰从指尖簌簌落下，像烧尽的香灰。
十八万七千人，伤亡五万六千三。三个士兵里，就要倒下一个。
而这还没有算长沙城的百姓伤亡。那座城市现在还在燃烧，具体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房，要等大火熄灭后才能统计。
“日军呢？”薛岳问，声音嘶哑。
“据不完全统计，”吴逸志翻动报告，“日军伤亡约两万一千人。其中阵亡约七千，重伤约九千，轻伤约五千。”
五万六对两万一。
将近三比一的交换比。
薛岳闭上眼睛。他想起了战前那些庆功宴，想起了“天炉战法无懈可击”的豪言，想起了授勋时台下雷鸣般的掌声。
现在，掌声变成了亡魂的哭泣。
“长官，”吴逸志轻声说，“重庆来电，蒋委员长命令您即刻飞往重庆，汇报战况。”
薛岳睁开眼：“什么时候？”
“专机已经在机场等候，下午三时起飞。”
“知道了。”薛岳摆摆手，“你们先出去，我一个人待会儿。”
参谋军官们鱼贯而出，脚步轻得像怕惊扰了什么。最后离开的吴逸志带上了门，教室里只剩下薛岳一个人，和满黑板血红色的数字。
他走到窗边。窗外是湘北的田野，秋收季节，本该稻浪金黄，但现在稻田里遍布弹坑，稻秆被炮火烧得焦黑。几个农民在田里小心翼翼地走着，不是在收割，而是在捡拾弹壳、炮弹皮——这些废铜烂铁可以卖钱，换点粮食。
这就是他守住的土地。
这就是他用五万六千条命换来的“胜利”。
薛岳忽然想起第一次长沙会战后，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他时说的话：“伯陵啊，守土有责，但更要惜兵。兵者，国之重器，不可轻掷。”
他当时不以为然。觉得校长老了，保守了，不懂现代战争就是要舍得投入。现在他明白了，校长不是不懂，是太懂了。
五万六千条命，背后是五万六千个家庭。那些失去儿子的父母，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孩子，他们的哭声，此刻仿佛就在耳边。
“薛伯陵，”他对着窗玻璃上的倒影，轻声说，“你赢了什么？”
倒影里的他，鬓角白发丛生，眼袋浮肿，嘴角两道法令纹深得像刀刻。四十六岁的人，看起来像六十岁。
门外传来敲门声。
“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王耀武。他拄着拐杖，左腿的绷带还渗着血，但军装穿得整整齐齐，连风纪扣都扣好了。
“长官，听说您要去重庆。”王耀武的声音很平静。
薛岳转身看着他：“耀武，你的腿……”
“军医说可能要截肢。”王耀武笑了笑，笑容很苦，“不过没事，一条腿换鬼子几百条命，值了。”
薛岳的心脏像被什么东西攥紧了。他看着这个黄埔三期最得意的学生，想起七十四军出征前，王耀武挺直腰板说“请校长放心，柱在军在”。
现在，柱还在，但已经千疮百孔。
“耀武，”薛岳走到他面前，“这一仗……我错了。”
王耀武愣住了。他跟了薛岳八年，从没听过这位长官认错。
“我太自信，太固执，以为天炉战法完美无缺。”薛岳的声音很低，但每个字都清晰，“我低估了阿南惟几，高估了自己。结果……结果填进去两个王牌军，五万多条命。”
“长官，”王耀武的声音有些哽咽，“仗是大家一起打的，责任不能您一个人担。”
“我是战区司令，责任当然是我的。”薛岳摆摆手，“你去准备一下，跟我一起去重庆。”
“我？”
“对。”薛岳看着黑板上那些数字，“第七十四军的损失，你要亲自向委座汇报。还有……李玉堂的第十军。”
提到李玉堂，两人的眼睛都红了。
那个悍勇的泰山军军长，死在捞刀河北岸的无名高地上，尸体被士兵拼死抢回来时，已经残缺不全。他的葬礼很简单，一口薄棺，一面烧焦的军旗，四百多个第十军残兵在雨中送行。下葬时，天空又下起了雨，像老天也在哭。
“玉堂他……”王耀武说不下去了。
“他是个真正的军人。”薛岳轻声说，“可惜，跟错了长官。”
他走到黑板前，拿起板擦，想把那些数字擦掉。但粉笔迹太深了，擦不掉，只留下一片模糊的红痕，像干涸的血迹。
最终，他放弃了，扔下板擦。
“走吧。”他说，“该去交账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出教室。阳光刺眼，薛岳眯起眼睛，看着远处还在冒烟的长沙城。
那缕烟，像一条通向天空的路。
路上挤满了五万六千个亡魂。
他们都在看着他。
三、重庆，军事会议
十月十二日，上午九时，重庆军委会大礼堂。
这是一栋西式建筑，原本是重庆大学的礼堂，抗战爆发后军委会迁都重庆，这里就成了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的场所。高高的穹顶上绘着青天白日徽，四周墙壁挂着孙中山、蒋介石的大幅肖像。长条会议桌铺着墨绿色绒布，二十多把高背椅整齐排列，每把椅子前都放着名牌、茶杯和笔记本。
但今天，会场的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薛岳坐在左侧第三个位置，军装烫得笔挺，领口的两颗三角星擦得锃亮，但脸色苍白，眼下的黑眼圈即使用热毛巾敷过也遮掩不住。他的面前摊开着一份厚厚的报告——那是第九战区的战役总结，他花了两个通宵亲自修改的。
王耀武坐在他斜后方，作为军长本来没资格参加这个级别的会议，但蒋介石特意点名让他来。他的左腿截肢手术是三天前做的，现在装着临时假肢，每动一下都疼得钻心，但他坐得笔直，像一杆插在地上的旗。
会议室里陆续坐满了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国军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到了。大家互相点头致意，但没人说话，连寒暄都免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紧张——每个人都想知道，第二次长沙会战打成这样，蒋介石会怎么处置薛岳。
九时三十分，侧门打开。
蒋介石走了进来。他穿着深灰色长衫，外面套着黑色马褂，手里拿着一卷文件，脸色阴沉得像重庆冬季的雾。侍从室主任林蔚跟在身后，手里捧着厚厚的卷宗。
所有人起立。
“坐。”蒋介石走到主位，没有看任何人。
众人落座，椅子腿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
蒋介石翻开面前的文件，看了足足一分钟。然后抬起头，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停在薛岳脸上。
“伯陵，”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冰锥，“第二次长沙会战的总结报告，我看了。”
薛岳站起身：“委座……”
“我让你说话了吗？”蒋介石打断他，声音陡然拔高。
薛岳闭嘴，垂手肃立。
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将领们眼观鼻、鼻观心，连呼吸都放轻了。
蒋介石拿起报告，重重摔在桌上：“十八万七千人，伤亡五万六！第十军打光了，七十四军打残了，长沙城烧毁了！薛伯陵，这就是你给我的交代？！”
“卑职指挥无方，愿受军法处置。”薛岳的声音很平静。
“军法处置？”蒋介石冷笑，“要是处置了你，长沙谁来守？湖南谁来守？”
他站起身，走到薛岳面前，盯着他的眼睛：“去年长沙大捷，我授你青天白日勋章，报纸称你‘抗日长城’。全国百姓都以为，有你薛伯陵在，长沙就丢不了。现在呢？你自己说，这一仗，你赢了吗？”
这个问题太残酷。薛岳张了张嘴，最终吐出两个字：“没有。”
“是没有！”蒋介石转身，对着所有将领，“我们伤亡是日军的三倍！两个王牌军打光了！这叫什么胜利？这叫惨败！这叫耻辱！”
他的声音在礼堂里回荡，震得玻璃窗嗡嗡作响。
“但是——”蒋介石话锋一转，“长沙还在我们手里。日军撤了。从战略上说，我们达成了目标——保住了长沙，保住了湖南。”
他走回主位，重新坐下：“所以这一仗，战略上我们赢了，战术上我们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将领们面面相觑，不明白蒋介石到底什么意思。
“薛岳。”蒋介石看向他。
“卑职在。”
“撤销你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职务，留任代司令长官，戴罪立功。”蒋介石的声音恢复了平静，“给你三个月时间，重建第十军、整补第七十四军。三个月后，我要看到这两支部队重新形成战斗力。能做到吗？”
薛岳愣住了。他原以为至少会撤职查办，没想到……
“委座，这……”顾祝同忍不住开口，“薛长官此次确实有过失，如此处置，恐怕难以服众。”
“服众？”蒋介石看向他，“墨三，你的第三战区这次策应作战，打得怎么样？需要我拿出战报来，让大家看看吗？”
顾祝同脸色一变，闭嘴了。
李宗仁想说话，但被蒋介石一个眼神制止了。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蒋介石环视全场，“觉得我偏心，觉得我护短。但我告诉你们——现在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我们需要能打仗的将领！薛岳是犯了错，但他敢打，能打！换个人去守长沙，能守得住吗？”
没有人回答。
“今天这个会，不是来追究责任的。”蒋介石翻开另一份文件，“是来总结教训的。薛岳，你先说，这一仗，错在哪？”
薛岳深吸一口气：“第一，轻敌。以为日军还会像去年那样打，没想到阿南惟几改变了战术。第二，指挥僵化。天炉战法本是好的，但运用太死，不知变通。第三，情报失误。对日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导致兵力部署失当。第四……”
他顿了顿：“第四，用人不当。李玉堂的第十军不该那么早投入，王耀武的七十四军不该在永安与敌决战。这些都是我的责任。”
很诚恳，很全面。连蒋介石都微微点了点头。
“王耀武。”蒋介石忽然点名。
“卑职在！”王耀武拄着拐杖站起来，假肢发出轻微的金属摩擦声。
“你的腿，怎么样？”
“报告委座！还能走路，还能打仗！”
蒋介石看着他，眼神复杂：“七十四军打残了，你恨不恨薛岳？”
这个问题太尖锐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王耀武沉默了很久，才缓缓说：“不恨。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薛长官的命令，我执行了。仗打输了，是技不如人，不是长官的错。”
他说的是实话。永安血战，他无数次想撤退，但薛岳的死命令压着，他只能带着部队往火坑里跳。可他真不恨——战场上，指挥官就是要做冷酷的抉择。今天死的是他的兵，明天可能死的就是薛岳自己。
“好。”蒋介石点头，“七十四军军长，你还继续当。三个月，我要看到一支新的铁军。”
“是！”
会议继续进行。一个个将领发言，总结教训，提出建议。但所有人的心思都不在这上面——大家关心的，是蒋介石最后会怎么处置那些真正该负责的人。
终于，到了最后一项议程。
“第七十四军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蒋介石念出这个名字，声音冰冷，“临阵脱逃，致阵地失守，该当何罪？”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王耀武。
王耀武站起来：“报告委座！廖龄奇在白水河擅自撤退，致防线崩溃，按军法，当处死刑。”
“准。”蒋介石只吐出一个字。
会场里响起压抑的吸气声。虽然早有预料，但亲耳听到，还是让人心头一凛。
“第十军第三师师长周庆祥，”蒋介石继续念，“作战不力，丢失阵地……”
“委座！”薛岳突然开口，“周庆祥在瓮江镇血战四昼夜，重伤不退，最后是士兵强行抬下火线的。他……他尽力了。”
蒋介石盯着他看了几秒，最终说：“撤职查办。”
“是……”
“还有，”蒋介石合上文件，“此役中作战不力、畏敌怯战的旅团长、师长，共计十一人。全部撤职，交军法处审判。”
一道道命令，像一道道闪电，劈在会场上。有人脸色煞白，有人暗自庆幸，有人面无表情。
最后，蒋介石站起身：“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后，薛岳、王耀武留下。”
将领们鱼贯而出。经过薛岳身边时，有人拍拍他的肩，有人投来同情的目光，也有人装作没看见。
等所有人都走了，会议室里只剩下蒋介石、薛岳、王耀武，还有侍立一旁的林蔚。
蒋介石走到窗前，背对着他们：“伯陵，知道我为什么保你吗？”
“卑职不知。”
“因为长沙不能丢。”蒋介石转身，眼睛里是深深的疲惫，“丢了长沙，湖南就危险了。丢了湖南，西南就危险了。到那时，我们连退都没地方退。”
他走到薛岳面前：“这一仗，你是打输了。但你没跑，没降，带着残兵守到了最后。就凭这一点，我还能用你。”
“谢委座信任。”
“别谢我。”蒋介石摆摆手，“三个月后，日军可能还会来。到时候，你要还是守不住，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
“卑职明白。”
蒋介石又看向王耀武：“你的腿……真没事？”
“真没事。”王耀武咧嘴笑了笑，“就是以后走路难看点。”
“难看不怕，能走就行。”蒋介石难得地露出一丝笑意，“去吧，好好养伤。七十四军，还指望你呢。”
两人敬礼，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时，薛岳回头看了一眼。蒋介石还站在窗前，背对着他们，望着窗外重庆灰蒙蒙的天空。那个背影，孤独而苍老。
“长官，”王耀武轻声说，“咱们……还能打吗？”
薛岳没有回答。
他只是看着走廊尽头那扇门，门外是战火纷飞的中国，是血流成河的战场，是千千万万还在等待胜利的百姓。
还能打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得打下去。
因为背后，已经没有退路了。
走廊很长，两人的脚步声在空旷中回荡，像战鼓，敲打着这个国家的命运。
门外，雨又下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