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凌晨四时的寂静
民国三十年九月十八日，凌晨三时五十分。
新墙河南岸，杨林街阵地笼罩在一片异样的寂静中。秋虫的鸣叫不知何时停了，连稻田里惯有的蛙声也消失无踪。只有风穿过半枯的芦苇丛，发出沙沙的轻响——那声音太单调，反而让守夜的士兵心里发毛。
第二十军一三四师四〇二团三营营长赵永福趴在战壕前沿，将耳朵贴在地面上。湘北的红土地在夜里泛着凉气，透过军装渗进胸膛。他保持这个姿势已经十分钟，德式M35钢盔的边沿在月光下结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营座，有动静吗？”传令兵小吴凑过来，声音压得极低。这个十八岁的湘西兵脸上还带着稚气，但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吓人——那是连续三夜没睡好的血丝反的光。
赵永福摇摇头，慢慢直起身。他今年三十四岁，川军出身，脸上有道三寸长的刀疤，是武汉会战时被日军刺刀划的。此刻那道疤在月色下泛着青白，像条僵死的蜈蚣。
“太静了。”他吐出三个字，从怀里摸出铁皮烟盒，想了想又塞回去。阵前抽烟是忌讳，火光和烟味都能要命。
战壕里，士兵们抱着枪打盹。这些兵大多是杨汉域从四川带出来的子弟，军服洗得发白，绑腿打得整整齐齐。他们用的枪械五花八门：老套筒、汉阳造七九步枪，好些枪托上还刻着原主人的名字——那是阵亡战友留下的。每个班唯一的那挺捷克式轻机枪被油布仔细裹着，怕夜露锈了机件。
“去查一遍哨。”赵永福吩咐小吴，“尤其是三连那段，昨天发现有两个新兵站岗打瞌睡。”
“是！”
小吴猫着腰钻进交通壕。赵永福重新举起望远镜——德国造六倍镜，团里只有两个营长配了这玩意儿。镜筒里，北岸黑沉沉一片，连往常日军巡逻队的手电光都没有。只有那片柳树林在风里摇晃，影子投在河面上，碎成一片片墨色的涟漪。
不对。赵永福的眉头越皱越紧。他是老兵，打过淞沪、打过武汉，和日军交手不下二十次。日本兵的习惯他摸得透：战前一定会搞火力侦察，用迫击炮或者机枪试探阵地虚实。可今晚什么都没有，安静得像座坟。
“营座。”二连长摸过来，是个满脸络腮胡的汉子，“弟兄们心里发毛，都说今晚邪性。”
“让大伙儿检查武器，子弹上膛。”赵永福顿了顿，“再传下去：手榴弹盖子都拧松，刺刀擦亮。”
“要打了？”
“不知道。”赵永福望向北岸，“但我的疤在跳。”
他左颊那道疤确实在隐隐作痛，像有根针在里面挑。第一次这么疼是在武汉会战，日军冲锋前半小时。
四点整。月亮钻进云层，天地陡然一暗。
就在这明暗交替的刹那，北岸亮起了第一道光。
二、地狱犁过大地
那不是光，是几百个太阳同时在北岸升起。
赵永福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整条地平线瞬间变成橘红色，无数道火舌从地面喷吐而出，把夜空撕成碎片。光芒太刺眼，他本能地闭眼，视网膜上残留着纵横交错的灼痕。
然后声音来了。
那不是“轰”“轰”的炮响，是天地一起崩塌的咆哮。几百门火炮齐射的声浪压过来，空气被挤压成实质的墙，狠狠撞在胸口。赵永福感到五脏六腑都在震颤，耳膜像被锥子扎穿，温热的液体顺着耳廓流下来——是血。
他张着嘴嘶吼“防炮——”，但连自己都听不见声音。战壕在摇晃，泥土簌簌落下，掩体顶的圆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一个新兵抱着头蹲在角落里尖叫，可叫声淹没在炮声中，只看见他扭曲的脸。
第一轮炮弹落地了。
杨林街前沿阵地炸起无数土柱。赵永福透过望远镜看见，精心布置的铁丝网像棉线一样被扯碎，鹿砦变成漫天飞舞的木屑。埋设的触发地雷被殉爆，火球一个接一个腾起，把阵地照得如同白昼。
炮击在延伸。日军的炮兵观察员显然训练有素，炮弹落点一排排向南推进，像农夫用犁耙深耕土地。只不过犁出的是残肢、碎肉、烧焦的枪支。
“电话线！电话线断了！”
一个通讯兵抱着被炸断的电话线嘶吼，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在十米外炸开。气浪把他掀飞，身体在空中怪异地翻转，重重砸在战壕壁上，软软滑下来，再不动了。
赵永福爬向营指挥所——那是个用圆木加固的掩体。刚爬进去，一发炮弹正中掩体顶部。圆木断裂，泥土倾泻而下，把他半个身子埋住。小吴冲进来拼命刨土，指甲翻裂了也浑然不觉。
炮击持续了整整四十分钟。
当爆炸声渐渐稀疏时，赵永福挣扎着从土里爬出来。耳鸣像有一万只蜜蜂在颅内飞舞，看东西都带着重影。他抹了把脸，满手是血和泥的混合物。
战壕变了模样。有一段完全塌了，露出里面扭曲的尸体。几个士兵在刨土救人，但刨出来的大多已经没了呼吸。空气里弥漫着硝烟、血腥和内脏破裂的甜腥气，吸进肺里像刀割。
“清点人数！”赵永福的嗓子哑得像破锣。
还能站起来的士兵从各个掩体爬出，一个个灰头土脸，眼神空洞。三营四百二十人，此刻能作战的不足三百。四个连长只剩两个，十二个排长阵亡五个。
“营座，你看！”小吴指着北岸，声音发颤。
雾气正在散开。河面上，密密麻麻的小黑点正在移动——是日军的折叠舟，每舟坐着十几个土黄色的人影。
三、血肉渡口
“进入阵地！快！”
还活着的士兵扑向战壕边缘。但战壕已经不成样子，很多地段被填平了，只能趴在弹坑里、尸体后射击。
北岸日军的九二式重机枪开火了。“咚咚咚”的闷响像地狱的鼓点，子弹打在阵地前沿，溅起一尺多高的土浪。几个露头的士兵被击中，身体像破布一样抖动。
“机枪！压制！”
三营仅存的三挺捷克式轻机枪开始还击。“哒哒哒”的清脆声音在战场上空响起，子弹在河面上打出一排排水花。一艘折叠舟中弹，帆布撕裂，船上的日军像下饺子一样掉进水里。但更多的船在前进。
赵永福抓起一支中正式步枪——枪主已经阵亡，枪托上还沾着脑浆。他瞄准，扣扳机。河中央一个日军军官身子一震，栽进水里。拉枪栓，弹壳跳出，再瞄准。第二个。
但日军太多了。烟雾弹在河面炸开，白色浓烟迅速弥漫，遮住了一切。只能听见划水声、日语的口令声，越来越近。
“手榴弹！”
赵永福嘶吼着，抓起一枚巩县造手榴弹。这种木柄手榴弹威力不大，有时炸两半还不一定死人。他拉弦，心里默数两秒——这是用无数人命换来的经验，太早扔会被扔回来，太晚会在手里炸——奋力掷出。
爆炸在烟雾中闪出橘红色的光。隐约听见惨叫。
更多的士兵开始投弹。手榴弹像乌鸦一样飞向河滩，爆炸声连成一片。但日军的船队已经靠岸。
第一拨日军跳下船，趟着齐膝深的河水冲向河滩。他们穿着土黄色军服，戴着屁帘帽，三八式步枪上了刺刀，在晨光中闪着冰冷的寒光。这些兵冲锋时沉默不语，只有粗重的喘息和皮靴踩水的哗啦声。
“上刺刀！”
战壕里响起一片金属摩擦声。一尺多长的刺刀卡上枪口，士兵们盯着越来越近的黄色身影，眼睛里是血丝和决绝。
第一个日军跳进战壕。
那是个年轻士兵，可能不到二十岁，脸上稚气未脱，但眼神像饿狼。他的刺刀直刺过来，赵永福侧身，步枪枪托狠狠砸在对方脸上。骨头碎裂的声音很闷，像踩碎一个核桃。温热的血和脑浆溅了一手。
战壕变成了修罗场。
没有战术，没有章法，只有最原始的搏杀。刺刀捅进肉体的闷响，垂死的惨叫，骨头断裂的咔嚓声。赵永福连续捅翻三个日军，自己的左臂也被刺刀划开一道口子，血浸透了衣袖。他背靠战壕壁喘息，看见不远处，一个腹部中弹的伤兵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和两个扑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
“营座！右翼被突破了！”
赵永福扭头看去。右翼阵地上，日军的太阳旗已经竖起来。更多的日军正从那个缺口涌入，向纵深穿插。二连的阵地被分割包围，能听见那边传来的最后抵抗的枪声，很快沉寂下去。
“撤！向第二道防线撤！”
四、草鞋岭的骨血
上午九时，草鞋岭。
这里是新墙河南岸第二道防线的核心，山势陡峭，易守难攻。第二十军军长杨汉域把指挥部设在山腰的一个岩洞里，此刻正对着电话吼叫。
“什么？杨林街全线失守？赵永福呢？……撤下来了？还剩多少人？……一百二十七个？他一个营四百多人！”
狠狠摔下电话，杨汉域脸色铁青。他是川军老将，脸上沟壑纵横，每道皱纹里都藏着战火硝烟。但此刻，那双总是沉稳的眼睛里第一次露出慌乱。
“军座，荣家湾方向发现日军战车部队。”参谋长指着地图，“至少八辆九五式，配属一个大队的步兵。”
“战防炮呢？”
“全师就三门三七战防炮，炮弹只有六十发。”
杨汉域一拳砸在桌上，震得地图跳起：“薛长官说层层抵抗，节节消耗。可这他娘的是一触即溃！鬼子的炮火太猛了，弟兄们还没见着人影，一个营就没了！”
岩洞外传来爆炸声，很近，震得头顶泥土簌簌落下。卫兵冲进来：“军座，鬼子开始攻山了！”
草鞋岭主峰，特务营营长陈启明趴在岩石后面，举着望远镜观察山脚。
他是第十军的人，黄埔十四期毕业，三天前奉军长李玉堂之命带一个加强排前出侦察。结果通路被日军切断，困在了二十军防区。昨天他主动请战，带着三十四个弟兄上了草鞋岭。
“陈营长，你看。”旁边的二十军连长指着山下。
公路拐弯处，日军的车队出现了。领头的是三辆边三轮摩托，架着歪把子机枪。后面跟着卡车，车厢里站满日军。最扎眼的是中间的四辆战车——九五式轻型战车，九吨半重，炮塔上那门57毫米短管炮正缓缓转动。
“距离八百，标尺三。”陈启明冷静地报参数。他在军校学过反战车战术，知道九五式的弱点在侧面和后面，正面装甲有12毫米厚，汉阳造打上去就是挠痒痒。
山腰的阵地上，两门民国二十四年式七五毫米山炮开火了。炮弹落在车队前方，炸起土石。日军的战车立刻散开，炮塔转动，瞄准山炮阵地。
“轰！”
第一炮就打中了。山炮阵地炸起一团火球，炮管扭曲着飞上天空。
“狗日的！”二十军连长眼睛红了，“那是我们团最后的家底！”
日军的战车开始爬山。这种轻型战车越野性能好，履带碾过陡坡，碎石哗啦啦滚落。后面的步兵猫着腰跟进，用精准的步枪点射压制山上的火力。
陈启明夺过一挺捷克式，对准战车后面的步兵扫射。两个日军中弹滚下山坡，但更多的补上来。子弹打在战车装甲上，溅起星星点点的火花，毫无作用。
一个二十军士兵抱着炸药包从战壕跃出，嘶吼着冲向领头的战车。但他刚冲出二十米，就被战车后面的机枪撂倒。炸药包滚落在地，被履带碾过——导火索没来得及拉。
“手榴弹集束！”陈启明吼道。
士兵们把五枚手榴弹捆在一起，拉弦后奋力扔出。爆炸在战车侧面炸开，一辆战车的履带被炸断，瘫痪在原地。但其他战车继续前进，机枪扫射打得阵地尘土飞扬。
战斗持续到中午。草鞋岭东侧阵地失守，守军一个连全部阵亡。西侧还在苦苦支撑，但弹药快打光了。
陈启明右臂中弹，子弹贯穿肌肉，血顺着袖管往下滴。他撕下绑腿草草包扎，继续指挥。他带的加强排三十四人，现在只剩十一个。二十军那个连更惨，一百二十人还剩不到四十。
下午二时，传令兵带来杨汉域的命令：全线后撤。
“撤？往哪儿撤？”连长苦笑，“下山的路被鬼子封锁了。”
陈启明望向西南方向：“走山路，从后山崖爬下去。我侦察过，那里有条采药人的小路。”
“伤兵怎么办？”
这个问题让所有人都沉默了。阵地上还有二十多个重伤员，根本动不了。
一个腹部被弹片划开的伤兵咧嘴笑，血从嘴角流出来：“营长，你们走。给我们留几颗手榴弹，等鬼子来了，听个响。”
陈启明默默掏出四枚手榴弹，放在伤兵手边。军医抬起头——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眼镜片碎了，用胶布粘着。
“陈营长，你们撤吧。我是医生，不能扔下病人。”
“保重。”
陈启明敬了个礼，带着还能走的士兵钻进了山林。走出很远，还听见阵地上传来伤兵们的歌声，是川剧《定军山》的调子，荒腔走板，在枪炮声中时断时续：
“老夫今年七十整，再不能临阵破敌兵……”
五、薛岳的误判
九月十八日下午四时，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部。
作战室里烟雾缭绕，十几个参谋围着沙盘，不断调整上面的小旗。代表日军的蓝色小旗已经插满了新墙河北岸，几面箭头正指向南岸的杨林街、草鞋岭。
薛岳背着手站在窗前，看外面长沙城的街景。黄包车夫在拉客，小贩在吆喝，茶馆里飘出说书人的声音——一切都和平时没什么两样。但三百里外，已经血流成河。
“长官，战报汇总来了。”参谋长吴逸志递上一份文件，声音沉重，“第二十军报告，新墙河防线全线失守，伤亡……伤亡约五千人。第四军在荣家湾方向也损失惨重，正在后撤。”
薛岳接过文件，手很稳，但纸张边缘在微微颤抖。他快速浏览那些数字：阵亡、失踪、重伤……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昨天还在吃饭、说笑、给家里写信。
“一天。”他吐出两个字，把文件轻轻放在桌上，“冈村宁次去年用了六天才突破新墙河，阿南惟几只用了一天。”
吴逸志斟酌着词句：“日军此次炮火准备异常猛烈，据前线报告，至少动用了三百门火炮。而且他们改变了战术，不是重点突破，而是全线压上，让我军无法判断主攻方向，难以集中兵力防御。”
“第十军到哪里了？”薛岳转身走向沙盘。
“先头部队第三师刚过金井，距离汨罗江还有四十里。全军展开需要时间，最快也要明早才能建立防线。”
“太慢！”薛岳的手指重重戳在沙盘上的汨罗江北岸，“命令李玉堂，不惜一切代价加快速度！我要他在今夜子时前在汨罗江北岸建立阻击阵地！”
吴逸志迟疑了：“长官，按照天炉战法的原计划，第十军应该在捞刀河待机，作为最后的铁锤。现在前出到汨罗江，是不是太靠前了？万一……”
“没有万一！”薛岳打断他，声音陡然提高，“新墙河一天就垮了，如果汨罗江再守不住，日军三天就能兵临长沙城下！到那时，捞刀河的预备队还有什么用？”
作战室里鸦雀无声。参谋们低头看着沙盘，没人敢接话。
薛岳深吸一口气，努力让声音平静下来：“我知道你们的顾虑。但战争就是这样，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日军不按常理出牌，我们也不能墨守成规。”
他走到地图前，手指沿着汨罗江划过：“命令：第十军在汨罗江北岸组织防御，至少坚守两天。第七十四军向永安方向移动，作为第二梯队。告诉王耀武，准备好打硬仗。”
“那……两侧的侧击部队呢？”一个年轻参谋小声问。
“按原计划，待日军渡过汨罗江后，从东西山地出击，切断其后路。”薛岳顿了顿，“但前提是，第十军必须在江北顶住。”
命令一道道传下去。通讯室里，报务员的手指在电键上飞舞，嘀嗒声响成一片。每一封电报发出去，都可能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死。
薛岳重新走到窗前。夕阳正在西沉，把湘江染成血色。他想起去年九月，也是这个时候，日军兵临长沙城下。当时他顶住压力，坚持不撤，最后等来了日军的撤退。那一仗让他名震天下，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这一次呢？
他摸了摸胸前的勋章，金属冰凉。
“给重庆发报。”他没有回头，“我第九战区已于新墙河沿线与敌激战终日，毙伤敌逾三千人。现正按预定计划，诱敌深入，拟在汨罗江、捞刀河地区聚歼来犯之敌。我军士气高昂，必胜信念坚定。”
吴逸志记录下来，犹豫了一下：“长官，伤亡数字……要不要如实上报？”
“按我说的报。”薛岳的声音很平静，“仗打完了，再算总账。”
等参谋长离开，薛岳独自站在地图前。蓝色的箭头还在向南延伸，像毒蛇的信子，舔向长沙。他忽然想起一句古话：骄兵必败。
去年赢了，是不是太骄傲了？天炉战法被捧上天，是不是就真的以为无懈可击了？
这些问题像虫子一样啃噬内心。但薛岳很快摇摇头，把这些念头赶出去。他是战区司令，不能怀疑，不能动摇。一旦主帅没了信心，这仗就真的输了。
窗外传来卖报童的吆喝：“号外号外！我军在新墙河浴血奋战，毙敌无数！”
市民还不知道真相。也好，让他们多过几天太平日子吧。
薛岳这样想着，手却不自觉地握成了拳，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六、夜雨中的急行军
入夜，金井至汨罗江的土路上，第十军正在强行军。
没有月光，乌云低垂，像口倒扣的黑锅。士兵们背着几十斤的装备，在泥泞的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不断有人摔倒，爬起来继续跑。没人说话，只有粗重的喘息和皮靴踩进泥水的噗嗤声。
军长李玉堂坐在吉普车里，车灯罩着黑布，只透出昏黄的光。电台耳机扣在头上，里面不断传来战报：
“军座，侦察队报告，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过了荣家湾，距离汨罗江只有二十里了。”
“军座，二师报告，部队太疲惫，请求休整两小时。”
“军座，三师先头团已经抵达汨罗江北岸，但工兵器材还没跟上，无法构筑坚固工事。”
李玉堂一个个回复，声音沙哑：“告诉二师，不能停，停就是死。告诉三师，有什么用什么，门板、棺材板、桌子板凳，全拆了筑工事。告诉全军的弟兄们，这一仗，要么守住，要么死。”
他是黄埔一期老将，四十四岁，脸上有军人的刚毅，也有常年征战的疲惫。第十军是他的心血，从淞沪打到武汉，再打到第一次长沙会战，虽然伤亡惨重，但“泰山军”的威名打出来了。可现在，他要把这支精锐填进一个仓促建立的防线里。
“给薛长官发报。”李玉堂对副官说，“我部先头已抵汨罗江北岸，但兵力尚未展开，工事全无。日军锋芒正盛，建议依托汨罗江天险，在南岸组织防御。”
回电很快来了，只有八个字：“执行命令，不得有误。”
李玉堂把电报纸揉成一团，狠狠砸在车里。纸团弹起来，落在脚边，展开后能看到上面“校长手令”的红色印章——薛岳把蒋介石都搬出来了。
“停车。”
吉普车停在路边。李玉堂跳下车，站在雨中。雨点打在脸上，冰凉。他望向北方，那里地平线处偶尔有闪光，是日军的炮火在继续向南延伸。
“军座，您……”副官递过雨衣。
李玉堂摆摆手，忽然问：“你说，薛长官为什么这么急？天炉战法不是要诱敌深入吗？怎么才第一天，就要把王牌顶上去？”
副官不敢回答。
“因为他慌了。”李玉堂自问自答，声音低得只有自己能听见，“新墙河一天就垮，超出了他的预料。他怕汨罗江也守不住，怕长沙危险，怕他‘抗日名将’的牌子砸了。”
雨越下越大。路过的士兵们看到军长站在雨里，都有些诧异。一个老兵跑过来，把一顶斗笠扣在李玉堂头上：“军座，雨大，别着凉。”
李玉堂看着这个老兵，四十多岁年纪，脸上皱纹像刀刻，但眼睛很亮。他记得这人，姓刘，武汉会战时就跟着他，负过三次伤，每次都要求回前线。
“老刘，怕不怕？”
“怕个球！”老兵咧嘴笑，缺了两颗门牙，“跟着军座，打鬼子，死了也值！”
李玉堂拍拍他的肩，什么也没说。等老兵跑回队伍，他才低声对副官说：“告诉后勤，把储备的肉罐头全发了，让弟兄们吃顿好的。这可能是……最后一顿了。”
“军座！”
“执行命令。”
回到车里，李玉堂看着窗外行军的队伍。这些兵大多是湖南、湖北子弟，年轻的脸在车灯掠过时一闪而过，有的稚气未脱，有的沧桑满面。他们信任他，把命交给他，而他现在要带着他们去填一个可能填不满的窟窿。
电台又响了：“军座，三师报告，在汨罗江北岸抓到几个逃难的老乡。他们说，昨天看见鬼子的战车过新墙河，多得数不清，后面还拉着大炮。”
“知道了。”
李玉堂闭上眼睛。战车、重炮，日军这次是倾巢而出。而他的第十军，要在仓促间构筑的野战工事里，硬扛这股钢铁洪流。
吉普车继续前行。路过一个村庄时，李玉堂看见村民们正在逃难。老人挑着担子，妇人抱着孩子，鸡飞狗跳，哭声被雨声淹没。一个老太太跪在村口的土地庙前，拼命磕头，额头都磕破了。
司机按了按喇叭，人群让开一条路。车开出很远，李玉堂回头看去，逃难的人群在雨夜里蠕动，像一条黑色的河，流向南方，流向长沙。
如果汨罗江再守不住呢？
如果第十军被打垮了呢？
这些问题像毒蛇一样缠绕心头。但李玉堂很快挺直腰杆。他是军人，黄埔军人，校长教导过：不成功，便成仁。
“传令全军。”他睁开眼，眼睛里重新燃起战火，“明日拂晓前，必须完成汨罗江北岸防御部署。我要让阿南惟几知道，想过汨罗江，得从第十军的尸体上踏过去！”
“是！”
命令传达下去。雨夜中，行军的步伐似乎加快了些。士兵们虽然疲惫，但脊梁挺得更直了。
而在更北边，日军第六师团指挥部里，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正看着地图微笑。参谋报告说，今天一天，第六师团推进三十公里，击溃中国军队三个团。
“汨罗江。”神田的手指划过那道蓝色的曲线，“明天日落前，我要站在南岸。”
“师团长阁下，对岸可能会有中国军队的生力军。”
“那就一起碾碎。”神田的笑容很冷，“阿南司令官说得对，薛岳太自信了。他以为他的‘天炉’固若金汤，却忘了炉壁本身，也是泥捏的。”
窗外，日军的车队还在源源不断南下。车灯在雨幕中连成一片朦胧的光带，像一条发光的巨蟒，正朝着汨罗江，朝着长沙，吐着毒信。
九月十八日的夜雨，冲刷着新墙河畔的血迹，也浇打着通向汨罗江的道路。天炉的第一层炉壁已经破碎，炉火正旺，而更多的人，正朝着火中走去。
炉中的第一把柴，已经烧成了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