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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玄圭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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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鼎之议

少康登基第七年秋,一场关乎国本的争议在纶城明堂爆发。

争议的焦点是九鼎。

这九尊传承自禹王的青铜巨鼎,自斟鄩迁至纶城后,一直供奉在九鼎台上。但去年冬祭时,太祝发现其中“豫州鼎”的鼎耳出现了一道细微裂纹。经过仔细查验,其他八鼎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锈蚀、损伤——毕竟历经四百余年风雨,又经战乱迁徙,能保存至今已属奇迹。

“必须重铸九鼎。”工正鄩梁在朝会上郑重奏报,“现有九鼎已不堪祭祀重任,且纹饰模糊,恐失威仪。”

此言一出,满朝哗然。

“重铸九鼎?那是禹王所铸,岂可轻动!”老臣一派首先反对。伯靡虽已归隐,但他的门生故吏仍在朝中,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

“可若不重铸,祭祀时鼎裂耳断,岂非更失国体?”年轻的纶城系官员反驳。

“那就修复,不可重铸!”

“修复只能治标,百年后仍会损坏。”

双方争执不下。少康端坐王位,静听争论,手中摩挲着玄圭——这件玉圭在光复斟鄩时寻回,如今是他每日必持的器物。

争论持续三日。第三日,少康召季杼入宫密谈。

“你怎么看?”少康问。

季杼早有准备:“儿臣以为,当重铸,但需有‘新意’。”

“说下去。”

“禹王铸九鼎,是为定九州、安天下。如今九州版图已变——东夷内附,西戎臣服,南苗通婚,北方有鬲氏已成屏障。新鼎当反映新天下。”季杼展开一卷草图,“儿臣建议:新鼎形制承旧,但纹饰更新。每鼎铸两州山川风物,合十八幅图,展现当今疆域。另在鼎腹铸铭文,记禹王治水、夏后失国、少康复国之事,使后人观鼎知史。”

少康眼睛一亮:“还有吗?”

“还有,”季杼压低声音,“重铸九鼎,需用巨量青铜。儿臣建议借此机会,推行‘青铜官营’——所有铜矿收归王庭,私铸者死。如此,既可控制兵器,又可统一度量衡。”

一石二鸟。少康赞赏地点头:“此事交你负责。但需说服老臣。”

季杼的解决办法很巧妙。他先请反对最力的三位老臣参观旧鼎。在九鼎台上,他指着鼎身斑驳的纹饰:“诸位请看,这‘扬州鼎’上铸的犀牛,扬州如今还有吗?这‘雍州鼎’上的白狐,雍州可还多见?”

老臣们沉默。四百年气候变化、人类活动,许多物种已迁移或灭绝。

“纹饰失真,鼎已失其本意。”季杼缓缓道,“禹王铸鼎,是为‘使民知神奸’,让百姓认识各地物产、远离凶邪。若鼎上之物已不存于当世,如何教民?”

一位老臣犹豫:“但重铸……终究是动祖宗之物。”

“禹王若在,会如何选?”季杼反问,“是守着旧鼎看着它朽坏,还是铸新鼎以传后世?”

他命人抬来一尊新铸的小鼎——这是他用新法试验品,鼎身纹饰精美,铭文清晰。与旁边斑驳的旧鼎相比,高下立判。

最终,在少康支持下,重铸九鼎的决议通过。

但少康加了一条:“旧鼎不毁。置于太庙之侧,建‘禹王鼎馆’珍藏,供后人瞻仰。新旧并存,以示传承。”

这个折中方案让各方都满意。

次年春,铸鼎工程启动。这是一项倾国之力的壮举:

从嵩山铜矿运来十万斤铜锭,从江南锡山运来万斤锡料。在纶城北郊辟出百亩工场,建起十座巨型熔炉。鄩梁率斟鄩氏工匠三百人,季杼调集各州匠人千名,日夜赶工。

最难的是纹饰。季杼派画师分赴九州,实地描绘山川地貌、珍禽异兽、民情风俗。这些画作送回纶城,由工匠转化为鼎身浮雕。其中“扬州鼎”上铸有犀牛(当时长江流域尚有野生犀牛),“雍州鼎”铸白狐(西北高原特产),“荆州鼎”铸巨鳄(长江中游常见)。

鼎腹铭文由伯靡口述、史官记录。这位老臣虽归隐,但闻此盛事,特地从有鬲氏赶来。他每日在工场口述历史,从大禹治水讲到少康复国,讲到动情处老泪纵横。铭文用夏代金文(原始象形文字)镌刻,虽古朴,但庄重。

铸鼎持续九个月。开炉那日,少康亲临。

当第一尊新鼎——冀州鼎——从陶范中取出时,全场寂静。青铜鼎在秋阳下泛着青金色的光泽,鼎身山川纹路清晰,铭文字字分明。鼎耳铸成龙形,鼎足为虎爪,既有古韵,又有新意。

九鼎陆续铸成。最大者高六尺,重逾千斤;最小者高四尺,重八百斤。九鼎陈列于重新修建的九鼎台上,四周立十八根石柱,柱上刻九州贡物清单。

冬至,少康率文武百官、九州诸侯,行新鼎祭天礼。

仪式上,少康做了一件载入史册的事:他命人取来旧鼎的一片铜锈(铸新鼎时从旧鼎上小心取下),研磨成粉,掺入祭酒中。

“旧鼎化入新鼎,先祖融入今朝。”他举杯敬天,“自今而后,夏祀不绝,九鼎永传!”

万民山呼。这一刻,新旧完成交接,一个真正的“少康之治”开始了。

但少康知道,象征意义上的统一容易,实际治理艰难。九鼎铸成后,他立即着手推行季杼提议的“青铜官营”。

二、官营之制

青铜官营令颁布时,遭遇的阻力远超预期。

首先是东夷各部。他们有独立的铜矿(莱夷、嵎夷境内都有小型铜矿),历来自治开采。少康的诏令要求所有铜矿收归王庭,由工正衙门统一开采、冶炼、分配。

“这是要断我们的财路!”莱夷首领在盟会上拍案而起。

其他东夷部落虽未公开反对,但沉默已是态度。

其次是旧贵族。他们虽无铜矿,但多有私藏的青铜器——礼器、兵器、农具,这些都是硬通货。官营令要求登记所有青铜器,超过规定数量(礼器不限,但兵器、农具限数)的部分需上缴,王庭按价补偿。

“祖宗传下的东西,凭什么交?”有贵族暗中串联抵制。

最麻烦的是军中。将领们担心:兵器统一配发,会不会削弱他们的独立性?尤其是有虞氏、有鬲氏这些盟军,本就有自己的武库体系。

少康预见到了这些阻力。他没有强压,而是用了连环策略。

第一步,他先找虞思——东夷诸部的实际领袖。

“岳父,”少康私下对他说,“官营铜矿,不是要夺东夷之利,是要防患于未然。”

“此话怎讲?”

“岳父请看,”少康摊开地图,“如今中原一统,但四方未宁。西戎虎视,南苗观望,北方还有狄人。若各部落私铸兵器,今日是盟友,明日若生隙,便是祸端。”他顿了顿,“且铜矿开采混乱,常有械斗、塌方,死者无数。统一开采,可定规章,保矿工安全。”

虞思沉吟:“但利益如何分配?”

“王庭占五成,矿所在地部落占三成,其余东夷诸部共分两成。”少康早有方案,“且王庭承诺:东夷所需兵器、农具,优先供应,价格减半。”

这是实质让利。虞思盘算:虽然失去独占权,但换来稳定收益和安全保障,且兵器供应有保障,不亏。

他说服了东夷诸部。莱夷虽不满,但孤掌难鸣,只得服从。

第二步,针对旧贵族,少康用了“赎买+荣誉”策略。

他宣布:上缴超额青铜器者,除按市价补偿外,另赐“忠勤”爵位——无实权,但有俸禄,可世袭三代。若隐瞒不报,一旦查出,削爵夺地。

同时,他命季杼设计了一套“新式礼器”:形制更精美,纹饰更新颖。宣布:凡上缴旧器者,可优先获赐新器。“旧器藏于家,新器用于祭,岂不两全?”

贵族们动摇了。一方面怕惩罚,另一方面,新礼器确实吸引人——那代表了时尚和地位。

三月内,王庭收缴青铜器十万斤,其中兵器六万斤,农具三万斤,杂器一万斤。这些青铜回炉重铸,一半铸新礼器,一半储备用于军工。

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军中改革。

少康亲自巡视各军。在虞虎的有虞氏军中,他观看演武后,对将士说:

“统一配发兵器,不是不信任诸位,是要让所有夏军用上最好的武器。”他命人抬来新铸的制式兵器——青铜戈、矛、剑、箭镞,都是按季杼改良的配方铸造,硬度、韧性比旧式提高三成。

“这些兵器,将优先装备边防军。”少康宣布,“因为他们是保护所有人的盾。内地驻军用旧械,但每年可换装三成,五年全换新。”

他又抛出一个诱饵:设立“军功爵”。战场上缴获的敌军青铜器,三成归缴获者个人,可自用,也可卖给王庭换钱。

这样一来,将士们不仅不抵触,反而盼望统一配发——因为新兵器更好,且有机会获得额外收益。

军中阻力消除。

官营令推行一年后,成效显著:

王庭完全控制了青铜资源,年产能达五万斤,可武装万人。

兵器质量统一,维修、补给效率大增。

铜矿开采规范化,矿工伤亡减半。

国库通过青铜贸易(与南方苗蛮、西方羌戎交易)获利颇丰。

但少康并未满足。一日,他召季杼和鄩梁入宫,提出一个新设想:

“青铜官营已成,但铁呢?”

当时铁器刚出现,都是陨铁(天然陨石中的铁),极为罕见,被称为“天铁”,只用于制作小件饰品、礼器,尚未用于兵器农具。

“儿臣在嵩山勘察时,发现一种‘红石’(赤铁矿),可炼出铁。”季杼汇报,“但需极高炉温,目前技术难以量产。”

“那就研究。”少康果断道,“拨专款,建‘天工坊’,由你二人负责。铁若成,将是改变天下的利器。”

他隐约感觉到,青铜时代终将过去,而他要为下一个时代埋下种子。

三、井田新法

少康登基第九年,一场大旱席卷中原。

自春至夏,滴雨未降。睢水断流,雷夏泽干涸,田土龟裂。各州急报:秋收无望,饥荒将至。

少康紧急召开朝议。大臣们提出各种建议:祭天求雨、开仓放粮、减税免役……但这些都只能缓解一时。

“根本问题在于农田水利。”季杼在朝会上直言,“儿臣巡察各州发现,农田分布散乱,灌溉全赖天雨。高地旱死,低地又常涝。需系统整治。”

他提出“井田新法”:将耕地按“井”字形划分,九块为一份,中间为公田,四周八块为私田。公田由八家共耕,收获归王庭;私田自种自得。同时,按地势修渠筑陂,形成灌溉网络。

“此法古已有之,”老臣质疑,“禹王时即行井田,何以称新?”

“新在三点。”季杼展开图卷,“第一,旧井田以族为单位,新法以户为单位——无论贵族平民,按户分田。第二,旧井田公田收获归族长,新法归王庭,再按需分配于各州。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井田与水利一体规划。”

他详细解释:每九份井田(八十一块)为一个灌溉单元,中央修蓄水池(陂),四周挖渠。旱时放水,涝时排水。每个单元设“田正”一人,负责水利维护、农事指导。

“这需要重新丈量全国田地,重新划分……”有人倒吸凉气。

“正是。”少康接口,“趁此大旱,许多田地绝收,正是推行之时。且可借此机会,彻底清查隐田、隐户。”

他力排众议,任命季杼为“大田正”,总领井田改革。又从各州抽调千名青年官吏,集训三月,学习测量、规划、农艺。

改革从纶城周边开始。季杼亲自带队,丈量土地,登记户口。遇到阻力——主要是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但少康早有准备:他宣布,配合改革者,私田数量不变,且可获新开垦的荒地(荒地开垦后归开垦者);阻挠者,没收超额土地。

大部分贵族选择配合。少数顽固派,季杼用了巧计:他先绕过他们的土地,先改平民的土地。待平民田里渠成陂满,旱情缓解,庄稼返青时,贵族坐不住了——他们的田因无水利,继续干裂。

“我们改!我们改!”贵族们主动上门。

一年时间,纶城周边三百里完成改革。新修的渠道如血脉般延伸,连接睢水、夏渠。当年秋,虽仍干旱,但改制区收成达到常年的七成,非改制区仅三成。

事实胜于雄辩。各州纷纷上书请改。

少康顺势推广。但他加了一条:“新垦荒地,前五年免赋,五年后只纳什一税。且永为私产,可传子孙。”

这道令像一颗火种,点燃了百姓开荒的热情。无数家庭走向丘陵、滩涂、林缘,披荆斩棘,开垦新田。王庭提供铁制农具(虽然稀少,但优先供应垦荒者)、粮种、技术指导。

三年后,大旱结束,但井田改革已推行至九州大半。全国耕地面积增加三成,赋税收入反增五成——因为隐田浮出水面,且新垦地五年后开始纳税。

但改革也暴露了新问题。

一日,少康微服私访,至纶城西郊的“新垦里”。这里原是沼泽地,经排水开垦,已成良田。他走进一户农家,主人是个五十岁的老农,正用新式犁(季杼设计的曲辕犁,比直辕省力)耕田。

少康帮他扶犁,闲聊中问:“新法如何?”

老农起初不知他是天子,坦言道:“好是好,但有点不公。”

“何处不公?”

“按户分田,大户人多地多,小户人少地少,看似公平。但大户劳力多,耕得过来;小户劳力少,田多了反而种不完。”老农叹气,“我家五口,分了五十亩,两个儿子都参军了,就我和老婆子、儿媳妇三人,忙不过来,只能租给大户种,收三成租。”

少康心中一震。他回宫后立刻召季杼:“井田法有弊,大户兼并将起。”

季杼也意识到了:“儿臣正在研究补救。可否设‘限田令’:每户田不得超过百亩,超者收归王庭,分给无田者。同时设‘助耕制’:王庭组织闲散劳力,帮助劳力不足的小户耕作,收少量报酬。”

“还不够。”少康深思,“要让人口流动起来。允许百姓迁居——从地少人多处迁往地广人稀处,王庭给安家费、免三年税。”

父子俩商讨至深夜,制定了一整套补充政策。

改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少康在竹简上刻下一行字,置于案头时时自省:“法无完法,需与时进。”

这成了他的治国理念。

井田改革第五年,中原迎来空前丰收。秋收时节,金黄的粟穗铺满田野,农人歌声四起。太祝占卜,得“泰”卦,卦辞曰:“天地交泰,国运昌隆。”

少康却对季杼说:“丰收时最需警惕。人饱暖则生怠惰,生奢欲。接下来,该整顿吏治了。”

四、律法初立

少康登基第十二年,发生了“司土案”。

司土(掌管土地的小吏)猗,在纶城东郊丈量土地时,收受贵族贿赂,将百亩良田划为“荒地”,低价售予贵族,再将真正荒地强划给平民。事情败露,涉田千亩,涉民三百户。

案发后,朝中震动。如何处理?按旧例,官吏犯罪,视其出身、功绩、关系网,从轻发落是常态。但这次民愤极大,数百农民聚集宫门请愿。

少康命季杼主审。季杼查清事实后,奏请:猗处斩,抄没家产赔偿农民;行贿贵族夺爵,土地归还;所有涉事官吏,降三级,罚俸三年。

判决公布,贵族哗然。他们认为惩罚太重——“不过是田地纠纷,何至于斩首夺爵?”

少康在朝会上反问:“若官吏可以贪,贵族可以贿,法纪何在?民心何存?”他站起身,举起玄圭,“禹王铸鼎,是为‘使民知神奸’。今日,寡人要立法,是为‘使官知敬畏’。”

他宣布:成立“立法台”,由季杼主持,伯靡、虞思、鄩梁等元老辅佐,制定夏后氏第一部成文法典,名为《夏刑》。

这是划时代的创举。此前虽有习惯法、王命、誓言,但无系统成文法。刑罚轻重全凭君主、贵族意志。

立法历时两年。过程极为审慎:

首先,季杼派员分赴九州,收集各地习惯法、典型案例、民间契约,整理成册。

其次,召集各阶层代表——贵族、平民、商人、匠人、农夫,听取意见。甚至邀请苗蛮、西戎使者,了解异族法俗。

最后,在纶城明堂公开辩论。最激烈的一次,争论“血亲复仇”是否合法。

旧俗:杀人者,死者亲属可复仇,以命抵命。但常引发家族械斗,仇杀连绵数代。

“血亲复仇乃天理!”有贵族坚持。

“但若误杀呢?若杀人是为自卫呢?”季杼反问,“且复仇往往伤及无辜,一人死,十人偿,仇恨永无尽头。”

争论三日,最终达成妥协:保留血亲复仇权,但必须经过“司寇”(司法官)审判,确认为故意杀人方可执行。误杀、自卫、过失杀人,用赔偿(金或实物)代替抵命。

《夏刑》最终成书,刻于三十六块青铜板上,立于纶城四门、各州治所,公之于众。主要内容:

五刑:墨(刺面)、劓(割鼻)、剕(断足)、宫(去势)、大辟(死刑),但规定了适用条件和减免情形。

八议:议亲(王族)、议故(故旧)、议贤(有德)、议能(有才)、议功(有功)、议贵(贵族)、议勤(勤政)、议宾(外宾),这八种人犯罪可减刑,但杀人、谋逆等重罪不赦。

三赦:幼弱(七岁以下)、老耄(八十以上)、蠢愚(智力障碍),犯罪可赦。

赔偿制:伤人、损物,除刑罚外需赔偿,标准明定。

最重要的是,规定了“法不溯及既往”——新法颁布前的行为,按旧例处理。

《夏刑》颁布后,少康做了三件事:

第一,设“司寇”衙门,专司刑狱。选拔官吏不论出身,需通过律法考试。

第二,开“狱讼日”:每月朔望,司寇公开审案,百姓可旁听。

第三,也是最大胆的:允许百姓告官。若官吏违法,民可直诉于司寇,查实则严惩官吏,诬告则反坐。

新法推行,阻力重重。第一年,就有三个贵族因强占民田被夺爵,一个司寇官员因受贿被处墨刑。贵族们私下抱怨:“王上刻薄寡恩。”

少康闻之,在朝会上说:“不是寡人刻薄,是法刻薄。法者,国之秤也。秤不平,何以量物?法不平,何以治国?”他顿了顿,“况且,法苛于官,正是宽于民。官吏守法,百姓才能安居。”

这话传到民间,万民感泣。

但少康知道,徒法不足以自行。他特别注重司法人才的培养。在太学设“律科”,季杼亲自授课。教材就是他编撰的《刑案集》,收录典型案例,分析判决依据。

一次课上,季杼讲到一个疑难案:甲乙二人狩猎,甲射鹿,误中乙,乙死。甲该当何罪?

学生争论不休。有说误杀,赔偿了事;有说毕竟致人死亡,当流放。

季杼最后揭示判决:甲无罪,但需给乙家属丰厚抚恤。理由是:狩猎是正当活动,甲无故意,且当时环境(密林)难以预见会误伤。但毕竟人死,出于人道给予补偿。

“法理之外,尚有人情。”季杼总结,“执法者不可僵化。”

这些案例和理念,通过学生传播到各州,逐渐改变了司法风气。

《夏刑》颁布第三年,一起案件震动全国:

虞虎的侄子,有虞氏贵族虞豹,醉酒后与平民争道,打死对方一人。按律当斩。虞虎求情,愿献全部家产赎罪。百姓观望:王上会法外开恩吗?

少康命司寇公开审理。证据确凿,虞豹供认不讳。判决日,万人空巷。

司寇当庭宣判:虞豹故意杀人,处大辟。但念其酒后失控,且家属愿赔偿,准其自尽(保留全尸),免弃市。虞虎教侄不严,罚俸三年。

虞虎当庭跪谢:“王上执法如山,臣心服口服。”

此事传开,《夏刑》威信立树。贵族们真正开始敬畏法律。

少康却对季杼说:“法立了,但人心难立。接下来,该兴教化了。”

五、三代之治

少康登基第十五年,季杼的长子出生。这个被命名为“姒槐”的婴儿,在满月礼上收到了一件特殊礼物:曾祖母后缗亲手织的襁褓,祖父少康刻字的桃木符,父亲季杼制的小铜铃。

“这是夏后氏第四代了。”少康抱着孙子,感慨万千。

后缗已七十三岁,身体尚健。她在归宁居设家宴,只有自家人:少康、姚姒、姚妫、季杼夫妇、刚满月的槐儿。

席间,后缗问少康:“康儿,你为君十五年,最得意何事?最后悔何事?”

少康想了想:“最得意者,非复国,非铸鼎,非法立,而是去年巡视时,见纶城郊野,八岁孩童皆入学,老者有所养,病者有所医。”

他顿了顿:“最后悔者……是征莱夷那一战。虽胜,但伤亡三千。若能再选,或可用他法。”

“那就是了。”后缗点头,“治国如治家,不在于做了多少大事,而在于少做了多少错事。”

她转向季杼:“杼儿,你父渐老,国事将托于你。你待如何?”

季杼郑重道:“孙儿以为,治国在‘均’与‘预’。均者,均贫富,均劳逸,均机会。预者,预天灾,预外患,预民变。”

“具体?”

“均贫富:继续推行限田令,开荒令,使民皆有恒产。设‘常平仓’,丰年储,荒年放,平物价。”

“均劳逸:改革徭役,按户轮换,不误农时。老弱孤寡免役。”

“均机会:扩太学,平民子弟优异者可入学。设‘荐举制’,地方可荐贤才,经考核任用。”

“预天灾:完善水利,广修陂塘。设‘天官’,专司天文气象,预报灾异。”

“预外患:精练军,固边防。但与邻邦通婚、通商,化敌为友。”

“预民变:开言路,设谏鼓。地方有冤,可直诉王庭。”

后缗听罢,对少康笑道:“此子可托国。”

少康却问季杼:“若你为君,第一件事做什么?”

“减税。”季杼毫不犹豫,“如今国库充盈,可降什一税为十二一。民富,国才真富。”

少康眼中闪过欣慰。他知道,儿子看到了本质:治国不是与民争利,而是藏富于民。

那次家宴后,少康开始逐步交权。他命季杼监国,处理日常政务,自己只决大事。又让季杼长子槐儿常入宫,亲自教导——虽然婴儿尚不懂事,但少康相信,潜移默化中有传承。

交权过程平稳。一则季杼威望已立——他主导的铸鼎、官营、井田、立法四大改革,成效有目共睹。二则少康仍健在,可镇局面。

但暗流仍在。一些旧臣见少康老去,开始向季杼靠拢,这引起了另一批臣子的不安——他们怕季杼上台后清洗旧人。

少康察觉后,做了两件事:

第一,他公开赞扬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包括已归隐的伯靡),赐“国老”称号,允其随时入宫议政。

第二,他让季杼娶了有鬲氏伯靡的孙女为侧妃——这是政治联姻,但季杼与那女子情投意合。此举安抚了旧臣系。

权力交接如静水深流,表面平静,底下已完成更替。

少康五十五岁寿辰时,做了一件象征性的事:他将玄圭交给季杼保管。

“不是传给你,”他特意说明,“是让你替为父保管。待为父百年,你再执此圭祭天。”

玄圭在手,季杼的储君地位再无异议。

但少康的身体确实开始走下坡路。早年征战留下的旧伤,在阴雨天时常疼痛。姚姒、姚妫细心照料,后缗每日为他熬药膳。

一日,少康在归宁居陪母亲说话,忽然道:“母亲,儿想在有生之年,做最后一件事。”

“何事?”

“修史。”少康说,“不是《夏书》那样的官史,是家史——从禹王到为父,夏后氏十四代君王,每个人的功过得失,如实记录,传之后世。让子孙知道,先祖不是神,是会犯错的人;让为君者知道,权力是责任,不是享乐。”

后缗握住他的手:“那就做。我帮你记。”

于是,少康口述,后缗记录(她识字是进山后自学的),姚姒、姚妫整理,季杼补充。一家三代,共同撰写《夏后氏世本》。

这部家史极为坦率:记禹王治水三过家门不入,但也记他晚年专权;记叙平治水患,但也记他晚年享乐;记太康失国,详述其荒淫细节;记仲康流亡的艰辛;记姒相自刎的悲壮;记少康自己的成败得失,包括误判、失察、过严之处。

“为什么要记这些不好的?”季杼曾问。

“因为真实才有力量。”少康答,“若只记功不记过,子孙会以为当君主很容易,以为犯错无所谓。要让他们知道,一念之差,可失国;一日之懈,可害民。”

书写了三年。完成那日,少康命人抄录两份,一份藏于太庙,一份交季杼:“待槐儿成年,传给他。”

那时,槐儿已三岁,蹒跚学步。少康常抱着他,指着九鼎台上的新鼎,讲禹王治水的故事;指着玄圭,讲复国的艰辛;指着《夏刑》铜板,讲法治的重要。

“祖父,”槐儿某日忽然问,“您为什么不当大王了?”

少康笑了:“因为祖父累了,要让你父亲接着当。等你长大了,你父亲也会累,那时就轮到你了。”

“那我也会累吗?”

“会。但累的时候,看看这些,”少康指着九鼎、玄圭、法典,“就知道为什么累了。”

槐儿似懂非懂,但记住了祖父的眼神——那不是疲惫,是满足。

少康登基第二十年春,他最后一次巡视九鼎台。那日风和日丽,百花盛开。他站在台上,俯瞰纶城:城池扩大了数倍,街道整齐,屋舍俨然,市集繁荣,学堂书声琅琅。远处夏渠上舟船往来,更远处田野里农人耕作。

季杼扶着他:“父亲,风大,回宫吧。”

少康摇摇头,从怀中取出玄圭。二十年来,这玉圭从未离身。他抚摸着上面的刻痕,那些字已深深印入脑海:夏后氏王权天授。

但他知道,王权不是天授,是民授。没有百姓支持,他早就死在泽地了;没有将士用命,他复不了国;没有贤臣辅佐,他治不了国。

他把玄圭举向阳光。青黑色的玉石在春日下流转着温润的光泽,像承载了四百年的时光。

“杼儿,”他轻声说,“为父这一生,始于逃亡,终于治国。得失功过,自有后人评说。但你记住:玄圭再重,重不过民心;九鼎再大,大不过公道。”

季杼跪地:“儿臣谨记。”

少康将玄圭交给他,最后看了一眼纶城,转身下台。他的步伐缓慢但稳健,背影在阳光下拉得很长。

台下,百官列队,万民跪送。

风吹过九鼎,发出低沉的鸣响,像是历史的回音。

少康知道,他的时代即将结束,季杼的时代就要开始。

但夏后氏的传承,还会继续。

就像这玄圭,从禹王手中传下,历经十四代,还将传向不可知的未来。

而每一代的使命,都是让这玉圭上的七个字——夏后氏王权天授——不沦为虚言。

他抬头,春日晴空,万里无云。

新的故事,就要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