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东西像一个人的毕生事业那样强烈地发生作用，说到底是此人整个一生在发生作用，并且迫使所有人都陷入同样的情绪之中。
——1894年3月23日，日记
前奏
重要的并不是道德上的尽善尽美，
而是臻于完美的过程。
——老年日记
“乌斯地方，有一个人名叫约伯。此人为人正直，敬畏上帝，不做坏事。他有七千只羊，三千骆驼，五百只驴，还有许多仆婢，在东方人当中最为显赫。”[1]
约伯的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一直受到神的恩宠，生活得心满意足，直到上帝伸手向他击去，让他罹患麻风病，为的是让他从沉闷的舒适惬意的状态中惊醒，折磨自己的灵魂。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精神史也是这样开始。他“雄踞”于尘世的权贵之上，住在祖传的府邸里面，家私万贯，悠闲自在。他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强壮有力。他得以迎娶自己心爱的姑娘，妻子为他生下了十三个儿女。他用手和心创作的作品已经发展到永垂不朽的程度，烛照整个时代：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农民，当这有财有势的贵族骑马从旁驰过，全都毕恭毕敬地弯腰鞠躬，全世界都对他震耳欲聋的荣誉表示敬畏之情，就像约伯在接受考验之前，列夫·托尔斯泰也满足得不再有任何欲望。他有一次在一封信里写下了人们说出口来的最为狂妄的一句话：“我幸福到了极点。”
可是一夜之间一切全都变得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这勤奋的人对工作感到厌恶，对妻子感到陌生，对孩子漠不关心。夜里他从睡得被褥凌乱的床上起来，像个病人似的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白天他郁闷地坐在书桌前面，手像沉睡似的一动不动，眼睛失神地凝望着前面。有一次他急急忙忙地爬上楼梯，把猎枪锁在柜子里，免得他用武器对付自己；有时候他大声呻吟，就仿佛他的胸口正在裂开；有时候他在黑暗的房间里像个孩子似的连连啜泣。他收到信不再拆开，有朋友来不再接见。儿子们战战兢兢，妻子极度绝望地看着这个一下子变得脸色阴沉的男人。
这突然转变的原因究竟何在？是疾病悄悄地咬噬着他的生命，是他的身体染上了麻风病，还是灾祸从外面向他击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到底出了什么事了？这个众人当中最有权势的人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样郁郁寡欢，这个俄罗斯大地上最强有力的人怎么这样可悲地变得阴沉忧伤？
极为可怕的回答：没什么！什么也没发生，或者本来就是——更可怕的是：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托尔斯泰在所有的事物后面看见的是：一片虚无。在托尔斯泰的灵魂里有什么东西已经破碎，向内部张开了裂口，小小的一道黑色的裂口。深受震撼的眼睛被迫直瞪着里面的一片虚无，直瞪着我们自己温暖的渗出鲜血的生命后面的这另一样东西，陌生的东西，直瞪着这过往匆匆的人生后面的永恒虚无。
谁若向这难以命名的深渊看上一眼，就再也无法把目光移开。黑暗将涌入他的感官之中，他生命的光线和色彩就将熄灭。笑声冻结在他的嘴里，他抓住任何东西都不会不感到这股寒意，他看任何东西都不会不同时想到那另一样东西，那一片虚无。方才还觉得非常丰满的东西都变得枯萎一片，毫无价值：荣誉变成追逐过眼云烟，艺术变成愚人开的玩笑，金钱变成一堆黄澄澄的渣滓，自己呼吸通畅机能健康的身体变成蠕虫之窝——这张黑色的肉眼看不见的嘴唇，吸尽了一切价值的精血和甘甜。这可怕的噬人的黑夜一样的虚无，携同一切造物原始的恐惧向谁张开，谁的世界便顿时冻结成冰。这是埃德加·爱伦·坡[2]的把一切全都席卷而去的“大漩涡”，帕斯卡尔[3]说的比一切精神深度更加幽深的“无底深渊”。
想对这黑暗把一切掩饰起来，隐蔽起来，全然徒劳。把这种黑暗的吸力称之为上帝，把它神圣化，完全白费力气。用福音书的书页来把这黝黑的大洞贴好封住，也无济于事。这种原始的黝黑能穿过一切羊皮纸，熄灭教堂的蜡烛，这种从宇宙南北两极传来的冰冷的酷寒，无法靠字句的半温不热的呼吸变暖。人们开始大声祈祷，想要盖过这致命的压抑的沉寂，就像孩子在树林里大声歌唱，以驱赶他们感到的恐惧，也毫无用处。没有任何意志、任何智慧还能再一次照亮这曾经受到惊吓的人的阴郁的心。
托尔斯泰一生影响世界，在他五十四岁那年，他第一次正视这伟大虚无的眼睛。从这一刻起，一直到他辞世之时为止，他一直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凝视着这一漆黑的窟窿，他自己人生背后的这一无法理解的内在生活。但是面对这片虚无，托尔斯泰的目光依然犀利清澈。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见到过的最为洞察一切、最有聪明才智的目光。从来没有一个人曾以巨人般的力量，和这不可名状之物，和这短暂人生的悲剧进行过斗争，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坚定地以人类询问自己命运的问题，回敬过命运向人提出的问题。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更加可怕地接受过这道阴曹地府射来的空空洞洞、吸人灵魂的目光，没有一个人更加出色地承受过这道目光，因为在这里刚强的良心以艺术家清澈大胆、果断坚毅地观察一切的目光对抗这黑色的眸子。托尔斯泰面对人生的悲剧从来没有一秒钟胆怯地垂下眼睑或者紧闭双眼。这是我们新型艺术最为警醒、最为真实、最公正不阿的眼睛。因此，再也没有比这富有英雄气概的尝试更加了不起的事情了，即使对于这不可理解之物也给予一个形象鲜明的意义，赋予这不可避免之物以它的真相。
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托尔斯泰边创作边生活地过了三十年，无忧无虑，自由自在。从五十岁到他生命终结，他只为人生的意义和对人生的认识而生活。他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难以估量的任务：通过为真理而进行的搏斗，他不仅想拯救自己，也想拯救全世界。在确定这一任务之前，他的日子一直过得轻松自在。他执行这一任务，使他变成英雄，几乎变成圣人。他最终遭到失败，使他变成所有的人当中最有人性的人。
***
[1]约伯为《旧约·约伯记》中人物。茨威格的引文略有删减。
[2]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
[3]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
但在上床前他又一次走进他的书房。在这天结束之前，托尔斯泰还得最后审视一下自己，和平常一样，他要求自己说明他每个小时以及整个一生都做了些什么。日记本翻开来，放在桌上，灵魂的良心从空白的纸上凝视着他。托尔斯泰静静地思考一下他每天的每个小时，进行审理。他想起了他骑马经过的农民们和他造成的苦难，除了小小的可怜见的一枚硬币之外，没有给他们什么帮助。他回忆起和乞丐在一起时，很不耐烦，想起对妻子产生的邪恶的念头。所有这些罪过，他都仔仔细细地一一记在他的日记本里，这是一本控诉书，他愤怒地用笔记下了他的判决：“又怠惰地过了一天，灵魂麻木了。没有干足够的好事！我还一直没有学会做难做的事，不是去爱人类，而是爱我身边的人：帮帮我，上帝啊，帮帮我！”
然后又写上下一天的日期，和那个神秘的符号“W.i.l.”（德文Wennichlebe，“如果我还活着”的缩写）。现在，工作完毕，又活完了一天。老人缩着肩膀走到旁边的房间里去，脱下外套、沉重的皮靴，把沉重的身子躺倒在床上，浮想联翩，和平时一样，首先想到死。思想犹如色彩缤纷的飞蛾躁动不宁地在他头上飞来飞去，但是渐渐地，它们像蝴蝶似的消失在越来越浓重的黑暗的森林之中，朦胧的睡意，已在近处直压下来……
可是突然之间，他倏而惊醒——不是有脚步声吗？不错，他听见旁边有人走动的声音，轻轻的、偷偷的脚步声在他的书房里，他霍地一下子跳了起来，悄无声地，半裸着身子，把发烫的眼睛贴着钥匙孔。可不是，隔壁房里有灯光，有人拎着一盏灯走了进去，乱翻他的书桌，十分诡秘地翻阅他的日记，想读他写的字，他灵魂进行的对话：这是他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即使在他最后的秘密之中，他太太也在偷窥他，他们都不让他和上帝单独相处；在他的家里，在他的生活中，在他的灵魂里，到处，他到处都被人们的贪婪和好奇团团围住。他气得双手发抖，他都已经握住门把，想把房门猛然之间一下打开，扑向他自己的妻子，那个背叛他的女人。可是在最后一刻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怒火：“也许这也是落在我身上的一个考验吧。”就这样，他又拖着脚步回到他的床上，一声不响，屏住呼吸，他谛听着自己的内心，就像倾听一口水已流光的深井。就这样，他躺在床上，还久久不能入睡。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他那时代最伟大最有势力的人物，在他自己家里遭人出卖，为重重疑虑所折磨，因为孤独而感到寒冷。
***
[1]《哈吉·穆拉特》及《篡改过的票证》，托尔斯泰的小说。
作出决定，造成神化
为了相信死后能永生不死，必须在世上度过永生不死的人生。
——日记，1896年3月6日
1900年。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迈过了世纪的门槛。这位富有英雄色彩的老人，精神上昂然挺立，可是已经作为一个传奇人物，走向他人生的完美无缺的终结。这位年迈的世界漫游者长髯雪白，脸颊比先前发出更加柔和的光芒，渐渐发黄的皮肤，犹如一张透明的羊皮纸，上面写满了无数皱纹，活像古老的鲁内[1]文字。一股认命耐心的微笑现在乐于憩息在他业已平静下来的嘴唇边上，两道浓眉很少因为发火而直竖起来，这位年迈易怒的亚当让人觉得已变得更加宽厚，更加澄清。“他变得多么仁慈啊！”他的亲弟弟惊讶地说道，他一辈子只知道哥哥总是暴跳如雷，难以自控。的确，那强烈的激情已经开始消退，托尔斯泰奋斗一生，已经疲倦，他自我折磨，疲惫不堪；在黄昏夕照之中，一道新的仁慈的光芒照亮了他的面孔。从前看上去如此阴沉的脸，如今极为动人：就仿佛大自然八十年来只是因此才这样强劲有力地在这张脸上发生作用，为的是他真正的美，这位老人伟大的洞察一切、宽恕一切的尊严，终于在这最后的形式里展现出来。人类就在这神采焕发的形象里，把托尔斯泰外表的形象收进记忆。就这样，世世代代的人，还怀着敬畏之情，把托尔斯泰严肃沉静的面容牢记在心灵之中。
年老平素总是使英雄人物的形象减少威严，削弱威力，然而年迈才给托尔斯泰阴郁的面孔以完整不缺的高贵。的确，这位年老的战士只求和平，“和上帝及世人讲和”，也和他最凶恶的敌人，和死亡讲和。这个可怕的、残暴的、令人惊惶失措的对死亡的恐惧，总算过去了，总算已经仁慈地消逝，这个衰迈不堪的老人目光平静，做好准备，眼望着正在临近的岁月的终结。“我想到，很可能我明天就已活不下去，我每天都设法使自己熟悉这个念头，并且越来越熟悉它。”奇妙极了：自从这种惊惶的痉挛离开了这位长久以来给扰得心烦意乱的老人，他那塑造者的感官又振作起来。就像歌德老人恰好在最后一抹夕阳照耀之时，他又从科研的消遣之中回家，返回他“主要的工作”中来，托尔斯泰这位布道者，这位伦理学家，在七十岁到八十岁这难以想象的十年中间又再一次专心致志地从事于他长期以来拼命拒绝的艺术：于是在新的世纪里，上个世纪最强劲有力的诗人又一次重新复活，和从前一样精彩绝伦。老人大胆地画完他人生的巨大无比的弧形，又想起了他哥萨克年代的一段经历，创作了伊利亚特式的诗篇《哈吉·穆拉特》，刀剑铿锵，战声震耳——一部英雄传说，讲述得简单而又宏伟，就像在他最完美无缺的日子里一样。悲剧《活尸》，杰出的短篇小说《舞会之后》《科尔内依·瓦西里耶夫》以及其他许多小型传说证明这位艺术家已涤尽道学家的不满情绪，荣归故里；在这位老人晚年的作品里丝毫也看不出他已倦于写作，精力不济：这位年迈衰朽的老人灰色的眼睛，目光如炬，视力精准，毫无舛错地审视人们永远令人震惊的命运。人生的法官又变成了诗人，这位从前狂妄自大的人生的导师，在他美丽的老年自白中，又满怀敬畏之情，在神性的玄妙莫测面前躬身礼拜：对人生的最后问题所抱的好奇心已经和缓，变成谦卑地倾听宇宙的永无止尽的日益临近的汹涌澎湃的波浪。列夫·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的确变得充满睿智，可是并没有疲惫；一位来自洪荒时代的农民，他继续不断地在他的日记本里耕耘他那思想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田地，直到铅笔从他渐渐冷却的手里脱落。
因为现在这位不知疲劳的老人还不能憩息，命运赋予他的人生的意义乃是，直到最后一刻都要为真理而斗争。最后一件工作，最神圣的工作还等待着他去完成，这项工作已经不再关乎生命，而是关乎他自己日益临近的死亡；如何有尊严地、堪称楷模地塑造他的死，将是这位强劲有力的塑造者人生最后的努力，他将绝妙地在这件事上投入他集中的精力。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品无数，没有一篇作品像他自己的死亡那样，让他准备了那么长的时间，那样的激情如炽：作为一个真正的、不知餍足的艺术家，他恰好要把他这最后的、最富人性的事情干干净净、毫无瑕疵地告诉人类。
这场为了赢得一个干干净净的、毫无谎言、完美无缺的死而进行的搏斗，在这位不得安宁的人为真理而进行的七十年战争中是关键性的一场战役，同时也是牺牲最为重大的一次战役——因为这是反对他自己亲人、自己血脉的一战。最后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完成，他一辈子一直怀着我们现在才能理解清楚的畏怯，避免涉及这件事：那就是干净彻底、毫不反悔地脱离他的财产。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退却，在这点上，他和他的库图佐夫[2]相似，总想避免决战一场，希冀在持续不断的战略退却之中战胜可怕的敌人。托尔斯泰总是对签订一份关于他财产的遗嘱望而却步，他的良心催促不已，他则遁入“无为而治的智慧”之中。任何在他身后也放弃他对自己作品权利的企图，都遭到他家人的激烈无比的抵抗，他过于软弱，事实上也太富于人性，没有用一个无情的行动来粗暴地克服这一抵抗；所以多年来，他只限于个人不去碰钱，不去使用他的收入。但是——他这样自我责备——“我之所以忽视此事，原因是我原则上否定一切财产，出于虚假的羞耻之心，在人前不关心我的财产，以便人们不致指责我做事不彻底。”经过种种毫无效果的尝试，每次尝试在他至亲的亲人当中都导致一场悲剧，他便把对他的遗嘱作出一个明晰的具有束缚力的决定推开，推到一个不确定的时间点上去。但是1908年，他八十岁那年，他的家人决定利用这个纪念日出一套收益巨大的全集，这位公开反对一切财产的敌人，再也无法袖手旁观；在八十岁时，列夫·托尔斯泰不得不挺身而出，正大光明地参加这场决战，于是俄罗斯的朝圣地雅斯纳亚·波良纳在紧闭的房门后面，成为托尔斯泰和他的亲人之间进行一场战斗的战场。这场战斗是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了金钱，因而更加厉害，更加令人毛骨悚然，即便是他日记本发出的刺耳的喊叫声也只能让人们对这场战斗的极度恐怖有几分猜想而已。托尔斯泰在这些日子里喟然叹息：“摆脱这些肮脏的、罪孽深重的财产，是多么艰难啊！”（1908年7月25日日记）因为半个家庭的人伸出指甲尖利的手紧紧抓住这笔财产不放。最蹩脚的廉价小说里的场景一一再现，撬开抽屉，乱翻柜子，偷听谈话，试图对他宣告禁治产，这些场景夹杂着他妻子试图自杀，托尔斯泰以出走相威胁，这样最为悲剧的时刻，就像他自己说的：“雅斯纳亚·波良纳的地狱，打开了它的大门。”但是恰好从这极端的痛苦，托尔斯泰最终找到了极端的决心。终于在他逝世之前几个月，他下定决心为了死得纯洁正派，不再容忍模棱两可和含糊不清，给后世留下一份遗嘱，把他的精神财富不可分辩地交给全人类。为了实现这最后一桩诚实的行动，还有必要最后撒次谎。既然在自己家里感到有人偷听，有人监视，这位八十二岁高龄的老人便假装漫不经心地骑马到邻近的格鲁蒙特森林去散心。在林中，一个树墩子上——我们世纪最富戏剧性的时刻——当着三个证人的面，还有不耐烦地连连喷鼻的几匹马，托尔斯泰终于在那份文件上签了字，这份文件证明他的意志具有有效的能力，而且在他身后依然有效。
现在，捆在他身上的脚镣已抛在他身后，他认为他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事情。但是最艰难、最重要、最必须的事情还等待着他。因为在这个正直的良心已被众人看透的房子里，已经保守不住任何秘密。不久，他的妻子已经猜到，不久全家都知道，托尔斯泰已经签署秘密遗嘱。他们翻箱倒柜搜寻他的遗嘱，查遍他的日记，为了找到蛛丝马迹，那个令人憎恨的助手契尔特科夫再来造访，伯爵夫人就以自杀相威胁。这时托尔斯泰意识到：在这个充满激情、贪求盈利、满是仇恨、骚动不宁的环境里他是无法完成他最后的艺术品，那完美无缺的死亡的。老人感到极度惊恐，家庭可能“在精神方面夺走那宝贵的时刻，也许是最精彩的时刻”。于是一下子从他感情的最底层又迸发出那个念头，为了完美无缺的缘故，他就该像福音书所要求的，抛弃妻子和儿女，抛弃财产和盈利，为了成为圣人。他已经离家出走了两次，1884年是第一次，但是半途上他就丧失了力气。那时候他迫使自己回到家里，回到正在分娩的妻子身边，就在当天夜里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就是这个女儿亚历山德拉，现在站在他的一边，守护他的遗嘱，并且准备帮助他走完这最后的路程。十三年后，1897年他第二次离家出走，给妻子留下了那封不朽的书信，阐述他受到良心的压力：“我决定离家出走，首先因为这个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使我感到压抑，我越来越强烈地向往孤独。其次，孩子们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不再需要我老待在家里……主要一点是，就像印度人一满六十岁就逃进森林——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到老年就有愿望把他最后的岁月献给上帝，而不是在玩笑嬉闹、闲聊胡扯、打打网球中度过余生。我现在已经七十岁，所以我的灵魂也以全部力量，渴望着安宁和孤独，以便和我的良心和谐地生活或者——如果这一点不能完全办到——毕竟可以摆脱我的人生和我的信仰之间显著的互不协调。”但是即便是这一次他又回来了，出于压倒一切的人性。他那回归自我的力量还不够坚强，对他的呼喊还不够强大。但是现在离那第二次出走已是十三年，离那第一次出走是两个十三年，吸引他走向远方的无比强大的牵引力开始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钢铁般的良心觉得被一股不知究竟的力量吸引，就像被磁铁所吸引。1910年7月，托尔斯泰在日记本里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别无他法，只能出逃，我现在是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现在你就显示你的基督教信仰吧。现在正是时候，不然永远也没机会。这里不是没有人需要我待在这里吗。帮助我吧，我的上帝，请教导我，我只求一点，不是贯彻我的意志，只是贯彻您的意志。我写下这些，问我自己：这的的确确是真话吗？还是说我只是在您面前假装这个样子？帮帮我，帮帮我，帮帮我！”但是他一直还犹豫不决，担心别人的命运一直使他下不了决心：他一直害怕自己怀有罪恶的念头，不断战栗地俯身朝向自己的灵魂，倾听是不是另有一声呼唤来自他的内心，一个信息来自上天，发出不可违抗的命令，而他自己的意志，却还在迟疑不决，畏缩不前。就仿佛他双膝下跪，在那玄妙莫测的意志面前祈祷，他把自己奉献给这个意志，他对这意志智慧深信不疑，他在日记里忏悔了他的恐惧和不安。这种在发烧的良心里的等待，犹如一场热病，这种对深受震撼的心灵进行的窥听，真如一阵强烈的唯一的颤抖。他已经觉得没有被命运听到他的呼喊，完全献身于毫无意义的事情。
恰好在恰当的、最合适的时候，在他心里发出一个声音，传说中最为古老的一句话：“起来，站起身来，拿上大衣和朝圣的手杖！”他振作起来，向着他一生的完美终结径直走去。
***
[1]日耳曼人的古老文字。
[2]米哈伊尔·伊拉里奥诺维奇·戈列尼谢夫-库图佐夫（1745—1813），俄罗斯军事家，帝国元帅。1812年击败拿破仑，取得俄法战争的胜利。
遁向上帝
你只能独自走近上帝。
——日记
1910年10月28日，可能是在清晨六点，树梢间还弥漫着浓重的夜色，有几个人影奇奇怪怪地绕着雅斯纳亚·波良纳府邸，蹑手蹑脚地行走。钥匙咔嚓咔嚓直响，房门贼溜溜地打开，马车夫在马厩里小心翼翼地把马匹套上马车，千万不要弄出响声，在两个房间里人影幢幢，很不安宁，在挡住光线的手提灯的照耀下，摸索各式各样的卷宗，打开各个抽屉和柜子。然后轻轻地走过悄无声息地推开的房门，轻声耳语着，跌跌绊绊地走过花园里带着泥泞的树木的根部。接着一辆马车避开府邸前面的道路，往后从花园后面的大门驰了出去。
出什么事了？是小偷潜入了府邸？还是沙皇的警察终于包围了这个最为严重的嫌疑分子的住宅，进行搜查？不，谁也没有破门而入，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像个小偷似的，就只在他医生的陪同下，逃出了他生活的囚牢。上天的召唤已经下达给他，一个不容反驳、关系重大的信号。他又一次在夜里突然撞见他妻子悄悄地歇斯底里地乱翻他的文件，于是他突然心肠变硬，顿时下定决心，离开这个“背离了他灵魂”的女人，逃离家园，遁逃到任何地方去，遁向上帝，遁向他自己内心，遁向他自己的死，遁向他命中注明的死亡。他突然之间在他工作时穿的衬衫外面套上一件大衣，戴上一顶粗呢帽子，穿上一双橡皮鞋子，丝毫没有带走他的财产，只带走他的精神向人类传达他的消息时所需要的东西：那就是日记本、铅笔和羽毛笔。在火车站他还给妻子草草写了封信，让马车夫送回家去：“我做了我这年龄的老人惯常做的事情，我离开了这个世俗的生活，为了在与世隔绝和安静宁谧之中度过我人生最后的日子。”然后他们登上列车，在一个三等车厢不干不净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列夫·托尔斯泰这个遁向上帝的逃亡者穿着大衣，只有他的医生陪伴着他。
但是他已不再称自己为列夫·托尔斯泰。就像当年新旧两大陆的主宰，卡尔五世[1]自愿放弃了权力的象征物，为了埋葬在埃斯柯里亚尔[2]的灵柩里，托尔斯泰也把他的金钱、房屋和荣誉，还有他的姓名统统抛在身后；他现在称自己为T.尼古拉耶夫，一个为自己设想新生活，寻找纯洁正确死亡的人杜撰出来的姓名。现在他终于摆脱了一切羁绊，可以成为一个行走在陌生道路上的朝圣者，教义和圣言的仆人。在夏玛尔迪诺修道院他还和他妹妹，修道院的院长嬷嬷告别：两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坐在一些温柔宽厚的修士中间，散发出宁静和辉煌的孤寂的光芒；几天之后，女儿也随后赶到，她出生的那个夜晚托尔斯泰正好第一次出走失败又返回家里。但是即使在这里的一片宁静之中，托尔斯泰也心神不定，深怕被人认出，遭到追踪，被人赶上，又一次被拽回他自己家里，扔进不清不楚、并不真诚的生活之中。于是他再一次被看不见的手指所触动，在10月31日拂晓4时突然叫醒他的女儿，催她继续上路，不论上哪儿去，到保加利亚去也行，到高加索去也行，到国外去，到荣誉和人们都再也够不着他的地方去，只求最终到达孤寂之中，到他自己的心灵中去，到上帝跟前去。
但是荣誉，他这人生的可怕的对手，他教义的对手，对他纠缠不休的魔鬼和诱惑者，还紧紧抓住他的受害者不肯放手。世界还不允许“他们的”托尔斯泰属于他自己，属于他自己知晓一切的意志。这个被追逐的人刚刚坐进车厢，帽子拉下盖住前额，就有一个旅行者一眼认出了这位伟大的大师，列车上所有的人立即知道这条消息，这个秘密立即泄露，车厢门外挤满了男男女女，都想看看托尔斯泰。他们随身带的报纸，刊登了通栏的报导，关于这头挣脱樊笼的珍奇动物。他已遭到失败，被人围困，荣誉又一次，最后一次阻挡托尔斯泰完成他的杰作。在风驰电掣的列车旁边，电话线嗡嗡作响，传递消息，所有的火车站都被警察告知，所有的官员都被动员起来，在家里，他们已订好了特别列车，新闻记者从莫斯科，从圣彼得堡，从尼日尼·诺夫哥罗德，从四面八方迅速赶来，紧紧追随在这头出逃的野兽身后。神圣的东正教教会派出一名神父，去抓住这个悔过的罪人。突然之间有位陌生的先生走进列车，一而再地戴着新面具在车厢旁边走过，这是一名密探——不，荣誉不让它的囚犯逃走。列夫·托尔斯泰不应该也不可以单人独处，人们不能容忍他属于自己，并且被尊为圣人。
他已经被包围，已被团团围住，没有一个灌木丛他可以钻进去躲起来。列车开到边境，将会有个官员彬彬有礼地走来向他脱帽致敬，但拒绝让他越过边境。不论他想在哪里休息，荣誉都会过来坐在他的对面，宽宽的肩膀，七嘴八舌，大声喧哗：不，他跑不了，他们的爪子把他抓得很牢。可是突然之间，女儿发现，父亲年迈的身躯为一阵寒热所袭。托尔斯泰筋疲力尽地靠在硬邦邦的木头凳子上，浑身颤抖，所有的毛孔都迸发出汗水，这是一种从他的血液中发出来的寒热，疾病已经降临他的身体，前来救他。死亡已经掀起它的大衣，那黑色的大氅，盖在他身上，不让追捕者挨近他。
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火车站，他们不得不停下，这位垂死的病人已无法再往前赶路。这里没有旅馆，没有饭店，没有富丽堂皇的房间来安顿托尔斯泰。站长一脸羞愧地让出他的办公室，就在火车站两层楼的木头房子里（从此之后这里成了俄罗斯世界的圣地）。人们搀扶着寒热病患者走进站长的办公室，突然之间他梦想的一切全都成真：一间小房子，低矮且有霉味，空气污浊，四壁萧然，一张铁床，煤油灯发出微弱的灯光——一下子和他逃离的奢侈、舒适的生活相隔遥远。在弥留之际，在最后时刻，一切都变得和他内心意志所要求的完全一致：干干净净，残渣全无，死亡把一个崇高的象征，完全配合他那艺术家之手。几天之内，这个死亡的巍峨大厦将要拔地而起，崇高地确认他的教义，不再被人们的妒忌所暗中破坏，在他原始的纯朴之中不再遭到骚扰和毁坏。在紧紧关闭的门外，荣誉正上气不接下气馋涎欲滴地埋伏着，但是徒劳。记者们、好奇心切的人们、密探和警察宪兵、东正教教会派来的神父、沙皇指定的官员挤在门外，等候着，也都白费力气：他们令人憎恶的一番无耻的忙碌已经无法再加害于这位老人无法摧毁的最后孤寂。只有他女儿守卫着，一个朋友就是那位医生，宁静谦卑的爱以沉默包围着他。床头柜上放着他小小的日记本，他和上帝交谈时的传声筒，但是发着高烧的双手已经再也握不住笔。肺衰竭的他憋足力气，呼吸急促地以逐渐消失的嗓音还向他女儿口授他最后一些思想，称上帝为“那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世人觉得自己是上帝的有限度的一部分，在物质、时间和空间之中感觉到上帝的启示”。并且预示，这些尘世的物质，只有通过爱才能和其他物质的生命融为一体。临死前两天他又绷紧了他全部感官，来领悟高级的真理，那不可企及的真理。然后黑暗才渐渐笼罩这个光芒四射的头脑。
房间外面，人们好奇而又放肆地挤来挤去。他对他们已经不再有任何感觉。他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一脸悔恨，泪如雨下，睁着泪眼从窗口向室内张望。她和托尔斯泰结为夫妻四十八年，如今只是从远处再看一次他的容颜：他已经不再认识他的妻子。世间万物对于这个众人之中最最目光犀利的人变得越来越陌生，血液在他行将破裂的血管里流动得越来越模糊，越来越缓慢。在十一月四日夜里，他又一次振作起来，呻吟着问道：“可是农民——农民怎么个死法？”这非同寻常的人生还在抗拒那非同寻常的死亡——直到十一月七日，死亡才降临到这不朽之人的身上，围着一圈白色火焰般的头颅，沉进一堆枕头之中，眼睛里光芒熄灭。这双眼睛比所有人的眼睛观察世界都更加熟知实情。这位焦躁不耐的寻觅者到现在才终于知道了一切人生的真理和意义。
临终的托尔斯泰（1910年）
托尔斯泰的葬礼（1910年）
***
[1]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1500—1558），同时也统治西班牙帝国。
[2]马德里的宫殿，西班牙王家陵墓也在那里。
终曲
人是死了，但是他和世界的关系继续对人们起着作用，不仅像他活着时那样，而且作用更加强烈。他的作用随着他的理性和爱逐步提高，并且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继续增长，没有间歇，没有终结。
——书信
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称列夫·托尔斯泰为一个有人性的人：真是难以逾越的一句话。因为托尔斯泰是和我们大家一样的人，由同样脆弱易碎的黏土制成，具有同样的尘世间的缺陷，但是他更深刻地了解人的缺陷，他为之痛苦，感受得更加痛切。托尔斯泰并不是和他其他同龄人迥乎不同，高人一等，他只是比大多数人更具有人性，更讲道德，更加敏感，头脑更加清醒，更加富有激情——就仿佛他是宇宙艺术家作坊里那看不见的原始形式的最为清晰的复印。
但是这永恒之人的肖像，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往往已难以识别的草稿，是我们大家的基础，托尔斯泰在我们这个人多混杂的世界里，尽可能完完全全地赠送这一肖像，他把这个选作他真正的毕生事业——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因而也是倍加英勇的事业。凭借自己良心的一种无与伦比的真诚，他在最为极端的形象中寻找人，深入到心灵底层，你只有遍体鳞伤才能达到这些底层。这位堪称楷模的道德天才以一种强烈的严肃心情和一种无情的强硬态度毫无保留地揭开自己的灵魂，为了把我们那种完整的原始图像从它那尘世的硬壳里解放出来，向整个人类展现他那更加高贵、更似天神的容颜。这位无所畏惧的雕塑家历经八十年一直通过自我描述，致力于完成这个超群出众的自我完善的作品，从不稍事休息，从不自满自足，从来不对他的艺术只赋予形式变化的毫无恶意的快乐。自从歌德以来，没有一个诗人这样明显地表现自己，同时也表现了永恒的人。
但这种通过考验和铸造自己的灵魂来改造世界的英雄意志，只是似乎因这个千载难逢的人停止呼吸而停步——他那本质的强劲有力的推动力，不断塑造着，继续塑造着，生动活泼地继续发生作用。曾经见过他尘世皮囊的证人，还都在场，他们曾经浑身战栗地直视过这双铁灰色的犀利眼睛，可是托尔斯泰此人早已变成神话，他的一生已经成为人类一段崇高的传奇，他反抗自己所做的斗争已成为我们这代人和今后每一代人的榜样。因为牺牲自我而设想的一切，以英雄气概完成的一切，在我们狭小的地球上都是为所有人而做，在一个人建立的丰功伟绩上，整个人类赢得了新的更宏伟的尺度。只有从这热切追求真理的人的自我忏悔中，那寻觅的精神预感到其局限和法则。只有仰仗这种精神的艺术家们的自我描述，人类的灵魂在这尘世上才被人理解，那是天才的形象。
托尔斯泰的葬礼（1910年）
托尔斯泰和孙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