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什么？我现在是什么？
若要我说，我实在难以启齿。[1]
——司汤达《亨利·布吕拉》
***
[1]原文是法文。
乐于撒谎和爱说真话
我恨不得戴上一副面具，
改变我的姓名。
——书信
很少有人比司汤达更会撒谎，比他更加热情洋溢地蒙蔽世人，很少有人比他把说真话说得更精彩，更深邃。
他戴着面具演戏，蒙蔽世人之举层出不穷，不胜枚举。你刚打开他的一本著作，第一件令人困惑之事立刻就从封面或者前言向你迎面扑来，因为作者亨利·贝尔从来也不朴素干净地承认他自己真正的姓名。他有时自作主张地给自己加上一个贵族的封号，有时又乔装打扮成“凯撒·邦贝”，或者给他的缩写H.B.再加上一个神秘莫测的A.A.，鬼也猜不出这A.A.两字是极为简单的“ancienauditeur”（法文：前审计员），译成德文就是“昔日的国家审计员”；只有使用笔名，在假报告中，他才感到安全。有一次他化装成一个奥地利的退休者，另一次化装成一位前骑兵军官[1]，他最喜欢用上他的同胞深感莫名其妙的名字司汤达（根据一座普鲁士小城的名字命名，这座小城多亏他的嘉年华的逗乐情绪得以不朽）。他要是提出一个年份，那么我们可以发誓，这年份绝对不准，他在小说《帕尔玛女修道院长》[2]的前言中说，此书是在1830年，而且是在离巴黎一千二百里之遥的地方写成，这个恶作剧并不影响他实际上是在1839年，而且就是在巴黎城里撰写此书的。就是在铁证如山的事实上面，也会出现自相矛盾的种种说法。在一篇自传里，他堂而皇之地报导，他在瓦格拉姆[3]、阿斯帕恩[4]和埃劳[5]战役期间，都曾亲临战场。没有一句话是真的，因为他的日记无可批驳地证明：在这三场战役进行时，他都舒舒服服地待在巴黎。有好几次他都谈到和拿破仑曾经有过一次重要的长谈。可是，糟糕的是！在下一卷里我们读到他更加可信的自白：“拿破仑没有和我这类傻瓜交谈过。”所以在司汤达身上，他每说一句什么，我们都得小心翼翼地紧紧抓住，尤其值得怀疑的是他的书信。据说他是害怕警察，原则上总是用假的日期，而且每次都用另外一个假名签字。他分明优哉游哉地在罗马散步，他写的寄信地点明确地用俄尔维埃托。据说他是在贝桑松写的信，而实际上那一天他身在格雷诺布勒。有时候信上的年份，大多数情况下是月份使人迷惑，几乎经常使人困惑的是他的签名。但是这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是因为他害怕奥地利警察的黑屋，才促使他这样胡闹，而是由于一种天生的原始的喜欢使人上当让人惊讶、喜欢装假骗人、自我掩饰的脾气。司汤达这样故弄玄虚地使用笔名假名，就像挥动一柄晶光四射的花剑，出神入化地围绕在自己身体四周，只是为了使好奇之徒无法近身。他对自己愚弄别人、搞阴谋诡计的强烈倾向从来也不隐讳。有一次，一个朋友十分恼火地在一封信里责怪他无耻地撒谎，他就心平气和地在这份控告书的边上写下“Vrai”（法文：真的）——“没错，果真如此！”他一脸嘲笑，十分欢快地在他的官方文件上捏造任职的年限，时而对波旁王室，时而对拿破仑假装忠诚，在他所有的文件里，公开刊印的文件和私人文件里，矛盾百出，错误连天，犹如沼泽地里不胜枚举的鱼卵。他那最后迷惑人的一招乃是——一切谎话的最高纪录！——按照他遗嘱中表达的愿望甚至镌刻在大理石上，镌刻在蒙马特尔公墓他的墓碑上。在那里至今还能读到这一骗人的把戏：阿里哥[6]·贝尔，米兰人，这里是他最终的安息之地，按照标准法文，亨利·贝尔为受洗的教名，使他生气的是，他出生在穷困的格雷诺布勒。甚至面对死亡，他也要戴着面具前去，为了死神，他还要把自己罗曼蒂克地打扮一番。
但是尽管如此，只有少数几个人像这位出类拔萃的装假大师一样，向世人说出这么多关于自己的自白性质的真话。司汤达善于在必要的情况下以同样完美的状态实话实说，就像他喜欢以同样状况说谎骗人一样。他以一种起先令人惊诧，往往令人吃惊，最后才使人折服的无所顾忌，以前所未有的大胆态度，把他某些极度私密的经历和自我观察，放大嗓门，坦率直接地说了出来，别人碰到意识的门槛就急急忙忙地把这些东西遮盖起来，或者变个戏法把它们弄得不见踪迹。因为司汤达有同样多的勇气，甚至有同样多的狂妄来叙说真话和撒谎，无论是说真话还是谎话，他都以一种出色的无所顾忌的神气越过一切社会道德的障碍，偷偷地越过他内心检查的一切边界和路障；他在生活中畏缩不前，在女人面前胆怯羞涩，可是一旦握笔在手，他就勇气十足、那就没有任何“障碍”能拦阻他，相反，不论在他身上什么地方找到这种阻力，他就一把抓住它们，从他内心取出，以最大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剖析。在生活中对他阻碍最大的东西，恰好是他在心理学中驾驭得最为得心应手之物。早在1820年，他已凭着直觉，真正是天才的灵光一闪，便已撬开了心灵机簧最为精彩巧妙的搭扣和锁，一直要到一百年后，心理分析才使用它那复杂、高明的器械把这些扣和锁一一拆开，并加以复制——他那与生俱来的心理学家的勇气，经过体操似的训练，一步就跳过了缓缓挺进的科学足足一百年。在这过程中，司汤达除了自己的观察，并未拥有其他的实验室：他唯一的工具永远只是一种犀利、坚硬、打磨得锋利异常的好奇心。他仔细观察他所感觉到的东西，而他感觉到的东西，他又真率坦诚、放肆大胆地说出口来，感觉越大胆，说得越精彩绝伦；感觉越私密，说得越激情四射。他最喜欢仔细考察的乃是他最为糟糕、最为隐蔽的感情：我只记得他曾多么经常、多么狂热地自诩他对父亲心怀仇恨，就像他以嘲讽的口气所报导的，在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有一个月之久，白白地努力寻找心里悲痛的感觉。他对自己在性欲方面的障碍所作的最最难堪的自白，他在女人那里接连不断地遭到的失利，他那毫无节制的虚荣心遭到的危机，他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精确仔细、字斟句酌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犹如摊开一张参谋本部的地图：所以在司汤达的作品里可以找到某些报导以极具特色、最为细腻精致的坦率笔触，像临床诊治一样冷静地描摹出来，在他之前，没有一个人曾经吐露过这样的报导，或者甚至进而把它们付梓。这就是他的行动：在他那聪明才智清澈透明、自私冰冷的水晶体里，有一些无比珍贵的心灵的认识永远冻结在那里，留给后世。没有这位善于装假的奇妙已极的大师，我们将会对感情世界及其阴曹地府的真实情况知道得更少。因为谁要是哪怕只有一次对自己采取真实的态度，情况便永远如此。谁要是猜出了他自己的秘密，也就认识了大家的秘密。
恰好是这点赋予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以特别的魅力和特别的级别，它们虽说是晚期的作品，但在感情上充满青春活力，而在思想上又洞悉一切，颇为优越。因为只有距离才能独创性地解释每种激情的意义和美丽。“一个受激情感动的人，无法区别感情的细微差别”——深受感动的人，在受感动的瞬间并不知道他感情的细微差别；他也许可以让他的心醉神迷的状态抒情地或者狂热地一直滚滚向前，进入无边无际的状态，但他永远无法对它们进行解释，并且予以叙事的说明。真正的叙事的分析总要求目光清晰、血液平和、理智清醒，早已超越激情的状态。司汤达的长篇小说恰好绝妙地把这内心和外部同时包含在内；这里，恰好在男性的上升和消逝的界线上，一个艺术家“通晓一切”地描述感情；他又一次激动地分享他的激情，但是他已经“懂得”这种激情，能够发自内心地创造它，从外部来限制它。单单这一点，在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中就意味着动力和最深沉的乐趣，观察他这新激起的激情的内部和里面——而外面发生的事件则相反，长篇小说的技巧部分，艺术家很不在意，他差不多是相当马虎地即兴信笔写了下来（他自己承认，写到每一章的结尾，他从不知道下一章该发生什么事情）。他的作品的艺术力量和动荡，完全来自内在的波浪起伏。小说最精彩的地方就在人们发现小说中人物的心灵也有所感觉，小说最最无与伦比的地方是，司汤达自己羞怯隐蔽的灵魂在他笔下的宠儿们的话语和行为中涌流，他让他的人物在自己的双重性上受苦受难。《帕尔玛女修道院长》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便是他整个在意大利度过的青年时代的这样一个天才的缩写：就像他自己向往意大利，他的于连也想去投奔拿破仑，为了在战场上建立英雄业绩，但是现实生活一步一步地把他理想主义的设想逐一夺去。他没有看见铿锵作响的骑兵冲锋，看到的尽是现代战役的毫无意义的混战；没有看见拿破仑的大军，看见的只是一群连声咒骂、玩世不恭的兵痞子；没有看见英雄，只看见身着普通服装和五颜六色制服的平庸而大量的芸芸众生。这样一种冷静的描写只有在他的笔下才得以这样超群出众地曝光：就像在我们世俗的世界空间之中灵魂的狂喜，一再在精确的现实生活中遭到破坏，没有一个艺术家以如此圆满的强度把它表现出来。只有当他把他自己的经历赋予他的人物的时候，他才变成一个超越他艺术理智的艺术家：“他没有激情，就没有灵性”。
可是奇怪的是：恰好是他的这种感同身受的私密，司汤达这位长篇小说作家却想尽办法要加以掩饰。他羞于让一位偶然的、到末了嘲笑的读者猜出，司汤达在这儿想象出来的人物于连、吕西安和法布里齐奥身上裸露出了多少他的灵魂。因此司汤达在他的叙事作品里故意把自己装扮得十分冷峻，他让他的文风故意变得冷若冰霜，“做出一切努力，使自己变得冷漠生硬。”宁可显得冷酷无情，也不要伤感哀叹；宁可显得没有华丽色彩，也不要过于慷慨激昂；宁可要逻辑，也不要抒情！因此他把那句在这期间反复咀嚼直到令人作呕的句子抛向世界：他在每天早上开始工作之前都要阅读《民法全书》，强迫自己习惯于这种干巴巴的就事论事的风格。但是司汤达绝不是认为枯燥无味便是他的理想；事实上，他用他的“对逻辑的夸大的爱”，用他的追求清晰的激情，只想寻找仿佛在描述背后蒸发掉的那个难以觉察的风格：“风格只该像是一层透明的油漆：它不得改变放在油漆下面的颜色，或者事实和思想”。语言不得以艺术性极强的花腔，意大利歌剧的“花腔”[6]突出自己，相反，它应该消失在具体的思想后面，它应该像一位绅士穿的剪裁合身的西装，丝毫也不引人注目，只不过精确清晰地把心灵的动作表现出来。因为清晰明了，正是司汤达最最在乎的：他的高卢人清晰明了的本能憎恨任何模糊不清、云遮雾绕、膨胀放大，尤其憎恨那种自我享受的多愁善感，这是让-雅克·卢梭传到法国文学来的。即使在最混乱的感情里司汤达也要求清晰和真实，要求明亮直达内心的阴影浓重已极的迷宫之中。“写作”，写作对他而言就叫作“解剖”，那就是把搅拌过的感觉分解成它的组成部分，测量炎热达到几度，把激情当作一种疾病似的进行临床观察。只有清晰地丈量了他心灵的深度的人，才能富有男子气概地真正享受他自己的深度，只有观察过他心灵迷乱的人，才认识他自己感情的美。所以司汤达最喜欢做的莫过于操练古老的波斯人的美德，以清醒的精神来思考，狂喜的心脏在热情奔放的陶醉之中暴露一些什么：凭他的灵魂，他是灵魂最幸福的仆人，凭他的逻辑，他同时又是他激情的主人。
认识他自己的心，通过理智探究他的激情，从而提高这激情的秘密：这便是司汤达的公式。他的心灵的儿子，他的几个主人公，感受正好和他一模一样。他们也都不愿被盲目的感情所愚弄；他们要对感情进行监督、窥察、探究、分析，他们不仅要“感觉”他们的感觉，同时也要“理解”他们的感觉。他们不断心怀疑虑地审查自己，看看他们的感情冲动是真是假。在这感情冲动背后是否还躲藏着另外一种感情冲动，是否还有更深沉的感觉隐藏着。他们恋爱时，总时不时地停下飞轮，检查他们所处的气压的压力表。他们不断地反躬自问：“我已爱上她了吗？我还爱她吗？我在这种感觉中感到了什么，为什么我现在不再有这种感觉？我的爱慕是真实的还是勉强的，还是说，我只是说服自己去对她表示爱慕，还是说我只是在我自己面前演戏？”他们不断地伸手去测他们激动情绪的脉搏，要是激动的体温曲线停了一拍，他们立刻感觉到。即使在发生的事件达到汹涌奔腾的洪流最最湍急的关头，永远有“他想到”，“他对自己说”，这“他想到”、这“他对自己说”打断叙述的焦躁不耐的进程。他们像物理学家或生理学家似的对每一个肌肉的动作、每一个神经的震颤，寻找着颇有才智的评注。我在这里选择《红与黑》里面那个著名的爱情场景的描绘作为例子，来说明司汤达即使在处女委身的炽烈瞬间也会让他笔下人物如何头脑清醒、目光清晰地行动：于连冒着生命危险在夜里一点钟搬来一架梯子，搁在德·拉·莫尔小姐的母亲敞开的窗子旁边，爬进小姐的房里——这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精心设计的行动，是浪漫主义的心想出来的。但是在他们两人都激情如火的时候，他们立刻理智起来。“于连非常窘迫，一时手足无措，心里完全没有一点儿爱的意思。窘迫之中他心想自己应该敢作敢当，试图拥抱玛蒂尔德。”“去。”她说道，一把把他推开。遭到拒绝，他倒反而非常满意，急忙向周围扫了一眼。司汤达的主人公们，即使在他们放肆大胆的冒险经历之中还这样善于思考，意识清明，这样冷静清醒地进行思考。现在请诸位接着看这个场景的进展，这个高傲的姑娘最后如何在激动中经过各种思考，委身于她父亲的秘书。“玛蒂尔德费了大劲才称他为‘你’，而不是‘您’。这个‘你’说得毫无柔情，使于连一点儿也不感到惬意；他十分惊讶地确认，他还毫无幸福的感觉。为了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他最后就求助于思考：他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年轻姑娘的恩宠之中，这个姑娘平素从不无保留地赞美别人。多亏这种思考，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从而获得了一种幸福。”这就是说，多亏——“一种思考”，多亏一种“确认”，完全没有柔情蜜意，没有任何火辣的干劲，这位大脑迷惑于情欲的恋人，勾引了他的浪漫主义的情妇，而这位情妇在事后立刻这样对自己说：“我得跟他说说话，这是情理中的事，现在是对情人说情话。”我们不禁和莎士比亚一起提出这样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个女人在这种情绪下结婚的吗？在司汤达之前曾经有过一位作家敢于在一个诱奸的时刻，让人们这样思维冷静地自我监察，甚至仔细盘算，而这些人就像司汤达的人物，完全不是天性冷漠之人？这里我们就接近了司汤达心理描述艺术的最为内在的技术，这种技术即便是炎热也要分解出它的度数，感情也要剖析出它的冲动。司汤达从不观察一个激情的整体，而只是看它的局部。他用放大镜，甚至用慢镜头观察激情结晶凝练的过程；作为唯一的一个突击性的痉挛的动作，在现实的空间展开的运作，他那天才的分析性的精神把它剖析为无数的时间分子，他在我们的眼前人为地放慢这心理运动，为了让我们精神上更加容易理解。所以司汤达的长篇小说的情节（这是它的新颖之处！）只发生在心理的时间里，而不是在尘世的时间里。随着司汤达叙事艺术第一次转向（这预示了一种发展）揭示一切无意识的功能性的情节，《红与黑》开启了实验性的长篇小说，这和日后的文学心灵科学最终结为兄弟。司汤达的长篇小说中有的段落的确让人想起一座实验室的冷静和一间教室的冷淡；但是尽管如此，在司汤达身上的热情四射的艺术狂热，仍然像巴尔扎克的作品中那样富有独创性，只不过流于逻辑性，流于一种偏激的清晰癖，一种渴求灵魂洞察一切的愿望。他的世界的构造对他而言，只是通向理解灵魂的绕道，在整个壮丽辉煌的宇宙里，吸引他那炽热的好奇心的没有别的，只有人类，而在整个人类里，吸引他那炽热的好奇心的，又只有那唯一的、他感到深不可测的人，那叫作司汤达的微观世界。就是探究着一个人，他变成了诗人，他变成创造者，只是为了描述此人。尽管多亏天才，司汤达变成了最完美无缺的艺术家之一，但是司汤达本人并没有为艺术效力。他只是把艺术当作最为精致、最有灵气的工具，来测量灵魂的震颤，并把它变成音乐。艺术从来都不是他的目的，而是通向他唯一永恒目的的道路：为了发现自我，为了认识他自我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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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文是意大利文。
[2]原文是英文。
[3]居斯塔夫·福楼拜（1821—1880），法国著名作家。
[4]原文是法文。
[5]安东尼奥，歌德诗剧《托夸多·塔索》中的公国大臣，为人精明，对塔索满怀怨恨，塔索（1544—1595）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叙事诗人，以诗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成名。
[6]原文是意大利文。
论心理学家的欢乐[1]
因为很久之后，司汤达才像构建他的长篇小说那样，在有意识的自传性的作品中建造他青年时代的精神建筑。在罗马蒙托里奥的圣彼得教堂的台阶上，坐着一个年事渐高的男子在回顾他的一生。再过几个月，他就年满半百：青春已逝，一切终于全都消逝，青春、女人、爱情。现在该是提出“我是谁？我曾经是谁？”这些问题的时候了。探究自己的心，使之变得更有准备，搏动得更加强劲、神采焕发，进行冒险的时间已经一去不返：此时此刻已在要求得出结论，进行回顾。晚上，司汤达刚从公使的社交集会上百无聊赖地回来（百无聊赖，因为他已征服不到任何女人，倦于进行一切轻浮的交谈），他突然决定：“我必须把我的一生写下来！要是我在两三年内能把这事完成，我也许终归会知道我曾经如何：欢快的还是忧郁的，聪明人还是大傻瓜，勇士还是懦夫，尤其是，幸福还是不幸。”
一个轻松的意图，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司汤达打算在这本《亨利·布吕拉》中（此书他用密码写成，为了让可能会有的好奇之徒认不出此书的来由），“尽写真话”；但是他知道尽写真话，只对自己保持真实是多么艰难！在往事影影绰绰的迷宫里如何辨明方向，熟悉道路，在鬼火和灯火之间加以区分，如何摆脱在道路的每个拐弯之处，经过化妆等待着你纠缠不休的种种谎话，这是多么艰难！司汤达这个心理学家在这里——第一次，也许作为绝无仅有的一个人，发明了一个天才的方法，不被过于使人愉悦的伪造回忆所欺骗，那就是飞快地信笔疾书，绝不再读一遍，也不再回想一次，“我定下了这一原则，绝不使自己受到约束，也绝不加以拭抹”。就这样干脆把羞耻和顾虑一扫而光；趁自我的法官、风习检察官在内心觉醒之前，就出乎意料带着自己的忏悔突然出现。不是精心描摹，而是像瞬间抓拍的摄影师！总是抓住感情典型活动的原始波动，不让它摆出一个人为的装腔作势的姿态。司汤达写作他自己的回忆录运笔如飞，一气呵成，的确如此，从来也不再读一遍写完的篇页，完全不对风格加以修饰，不顾上下文语气是否连贯一致，也不看是否条理清楚，外观如何，就仿佛这些篇页只是一封致朋友的私人信件：“我写这些东西毫不撒谎，我有所期待，绝不抱幻想，怀有欣喜，就像致朋友的一封信。”这句话里每个字都很重要：司汤达在作自我描述，“像他所希望的”，真实可信，“不抱任何幻想”“怀有欣喜”“仿佛一封私人信件”，而这“就是为了不像让-雅克·卢梭那样精巧优美地撒谎”。他有意识地为了真实之故，牺牲掉他回忆录的优美，为了心理学而牺牲掉艺术。
事实上，单从艺术性而言，无论是《亨利·布吕拉》还是其续篇《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回忆录》，都是不甚可靠的艺术成果：两者成文都过于匆忙，过于草率，了无计划。司汤达认为值得回忆的事情刚一到手，他就闪电般飞快地扔到书里，根本不在乎这些事放在那个位置是否合适。就像在他的笔记本里，无比高雅的东西和极端肤浅的东西，不合情理的一般事情和最为私密的个人履历全都并排挨在一起。但是恰好是这种无拘无束的态度，这种撸起袖子来自我叙述，泄露了各式各样的真诚坦率，其中每一种坦诚都比整整一大卷书含有更多的内心世界的文献资料。那种十分重大的自白，像那臭名昭著的关于他对母亲所怀有的危险的爱慕，对父亲所怀的凶残致命的仇恨，这样一些自白搁在别人身上，只要有一位检察官有时间进行监视，立刻就会胆怯地爬进下意识的角落里去，不敢冒头：这些极端私密的东西——我们没法对此有别的说法——在故意勉强装出来的道德上的粗心大意的瞬间给滑了过去。只有通过这种天才的心理学家的制度，司汤达从来不让他的感觉有时间把自己修饰得“美丽”或者“符合道德”，他才把它们真正抓个正着，抓到它们最痒的地方，而其他人，那些更加迟钝、更加缓慢的人看见了大呼小叫，猝然跳开：这些被人当场抓获的罪过和怪异，突然赤裸裸地、完全一丝不挂、寡廉鲜耻地站在平展的纸上，正第一次直眉竖眼地直瞪着人的眼睛。什么样奇妙的悲惨而又狂野的惊恐，什么样妖魔般无比强劲的愤怒的感情从一个幼小的儿童心灵里喷发出来！当小亨利深恶痛绝的塞拉斐姑妈死去时（姑妈是“两个放出来折磨我的魔鬼之一”——另一个魔鬼便是他父亲），这满腔怨愤、孤苦伶仃的孩子跪倒在地，感谢上帝。这样的场面谁能忘怀。紧挨着这个场景（在司汤达笔下，感情描写交叉重叠，五花八门，犹如迷宫）便是那个小小的评注：即使这个魔鬼有一次刺激这个孩子情欲的早熟片刻之久（这个场景得到仔细描写）。人们在司汤达之前几乎从来没有感觉到，人有着多少层次，互相冲突和互相矛盾的东西如何在神经最最细小的末梢互相接触，少不更事的儿童心灵便已经包含了卑鄙的和崇高的念头，残暴和柔弱，薄薄的一层层，一页摞一页，折好了放在那里；恰好是这些纯粹是偶然的、漫不经心的发现才真正开始了自传中的分析学。
因为恰好是这种尝试对形式和结构、对后世和文学、对道德和批评的草率和冷漠，恰好是这种尝试绝妙的私人性和自我享受的特性，使《亨利·布吕拉》成为一部难以忘怀的心灵文献。在他的长篇小说中，司汤达毕竟还想做艺术家；在这里他可只是一个人，一个个人，对自己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他的自画像拥有难以描写的未完成作品的魅力和即兴写作的自发的真实性；人们从他的作品和他的自传里，永远认识不完司汤达。人们不断地重新受到吸引，来参透他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谜语，在认识他时来理解他，在理解他时来认识他。所以他那色彩朦胧、既冷又热、为神经和精神弄得颤抖不已的心灵，至今还激情洋溢地发挥作用，继续栩栩如生。在他描述自我之际，他把好奇之欲和窥视心灵的艺术也描述进新的一代人中，并且教会我们大家自我盘问和自我窥视的光彩夺目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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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罗斯泼·梅里美（1803—1870），法国作家。
[2]原文是英文。
[3]记录狂也被称为涂写癖，指的是受一种强迫性的冲动来写。在特定的精神病学环境中，它会将一种病态的精神状态标记为书写杂乱和混乱的语句，甚至会退化成毫无意义的一系列词语。
[4]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品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唐璜》等，并在他的诗歌里塑造了一批“拜伦式英雄”。
[5]焦阿基诺·安东尼奥·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
形象的现状
我将在1900年左右为人理解。
——司汤达
司汤达跳过了整整一个世纪，十九世纪。他起步于十八世纪，受教于狄德罗和伏尔泰粗犷的唯物主义，终结于我们这个心理物理学演化成科学的心理学的时代之中。就像尼采说的，“需要两代人才能一定程度地赶上他，才能事后参透使他心醉神迷的谜语。”他的作品过时和冷却的部分少得令人惊讶，他作出的一大部分发现早已变成共同财富，而他的有些预言还正在非常活跃地逐一实现。他远远落在他的同时代人的后面，可是最后却超越了他们大家，只有巴尔扎克除外，因为尽管他们在艺术创作上千差万别各持一端，只有这两位，巴尔扎克和司汤达，塑造他们自己的时代超出了他们自己。巴尔扎克，他表现了社会各阶层的组合和改组，社会学上金钱的优势，对于当时各种关系起作用的政治机制，都扩大到异乎寻常的程度；司汤达则“用他那预见一切的心理学家的眼睛，和他把握事实的手法”，把个人变小，显现细微的差别。社会的发展证明巴尔扎克有理，崭新的心理学证明司汤达有理。巴尔扎克对世界的审视预见了现代的时代，司汤达的本能预见了现代的人。
因为司汤达的人，也就是今天的我们，在自我观察方面更有锻炼，在心理学上更有训练，更乐于动用意识，道德上更加大方，神经更加紧张，对自己更加好奇，倦于一切冷冰冰的认识论，只渴望认识自己的本质。对于我们而言，有差异的人不再是怪物，不再是例外情况——孤独地置身于浪漫主义者之中的司汤达还认为自己是例外情况，因为心理学和心理分析的新颖学术，此后把各式各样精密的仪器交到我们手里，来照亮那些秘密，解开那些纠结。可是这位“奇怪地预见一切的人”（尼采又一次这样称呼司汤达），从他乘坐邮政驿车前往巴黎的时代起，从他身着拿破仑的制服时起，他就已经对我们了解了许多，他的非教条主义，他那很早就决定当欧洲人的抉择，他对于世界机械地变得平淡无味，感到厌恶，他对一切浮华夸张的群众英雄气概深恶痛绝，早已说出了我们心里想说的话！他对于他那时代的多愁善感的感情夸张表现出来的明显的倨傲，显得多有道理。他多么正确地认定我们的时代将是他闻名世界的时代！他用他的怪癖的实践为文学留下了无数足迹，开辟了无数道路：倘若没有司汤达的于连，就难以想象会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1]”；没有司汤达的那幅堪称第一幅对滑铁卢现实逼真的描述作为榜样，就难以想象会有托尔斯泰对波罗蒂诺战役的描述；尼采的巨大无朋的思维快乐很少在别人那里，像在司汤达的话语和作品中这样得到完全的振奋。所以他们都来到他的身边，这些“兄弟般的灵魂”，这些“优越的人士”。他一辈子都在寻找他们，却遍寻不得。一个迟来的祖国，也就是那些“和他相似的人们”，唯一承认他那自由无羁的世界主义灵魂的人们，他们永远赋予他市民权利和市民王冠。因为他那一代人当中，没有一个人——除了巴尔扎克，这是唯一向他致以兄弟般问候的人——今天在精神和感情方面，和我们这样亲近，就像是同时代人；通过印刷这一心理学的传媒工具，通过冷冰冰的纸，我们感到他的形体和我们近在呼吸之间，无比亲切，深不可测，尽管他像少数几个人那样进行自我探索，在矛盾之中摇摆不定，散发出谜样色彩的萤光，制造最深的秘密，也保持最深的秘密，力求自我完善，可并没有完成，但是永远生机勃勃，生机勃勃，生机勃勃。因为正好是那些对于他们的时代古怪反常的人，最喜欢把下一个时代呼唤到他们中间。恰好是心灵最柔弱的振动却在时间上具有最遥远的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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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斯柯尔尼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的主人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