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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山雨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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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耒阳:决策之夜

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夜,湘南耒阳。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作战室内,四盏汽灯将墙壁上的巨幅作战地图照得惨白。地图上,从湖北崇阳到湘北新墙河,再到洞庭湖西岸,三道粗大的红色箭头如毒蛇般向南蜿蜒,直指长沙。

薛岳站在地图前,背对众人。这位五十八岁的广东籍将领身形微胖,却站得笔直如松。他已经这样站了半个钟头,右手食指与中指间夹着的香烟积了长长的烟灰,却忘了弹。

“伯陵公,”参谋长赵子立低声提醒,“重庆的急电……”

薛岳终于动了。他将烟蒂按在搪瓷烟灰缸里,转过身来。灯光下,他的眼袋浮肿,但眼神锐利如刀。

长条会议桌两侧,七八名高级将领正襟危坐。空气里弥漫着湖南五月特有的潮湿,混合着汗味、烟草味和油墨味。电风扇嗡嗡转动,吹不散凝重。

“念。”薛岳声音沙哑。

赵子立展开电文纸:“军令部急电。据多方情报研判,敌十一军正于武汉、岳阳地区大规模集结,兵力达七个师团以上,配属战车、重炮部队,规模空前。其战略意图已非局部骚扰,乃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着第九战区避免在长沙地区与敌决战,应保存实力,诱敌深入至衡阳一线,与四、六战区协同……”

“够了。”

薛岳打断他。他走到桌首,双手撑在桌沿,手背青筋凸起。

“保存实力?诱敌深入?”他扫视众人,“三年前,我在这里说‘以空间换时间’。三年后,敌人要的是整个湖南!是粤汉铁路!是湘桂走廊!”

作战室一片死寂。窗外传来巡夜士兵的脚步声,整齐而沉闷。

副司令长官王陵基轻咳一声:“伯陵兄,军令部的考虑也有道理。前三次长沙会战,虽击退敌军,但我军伤亡亦重。如今敌倾巢而出,若再硬拼……”

“若放弃长沙,”薛岳盯着他,“湖南民心何存?三湘子弟血洒疆场,为的就是‘长沙不失’这四个字!文夕大火,烧了半座城,百姓没有怨我薛岳,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国军还在!长沙还在!”

他越说声音越高,猛地一拍桌子:“白崇禧要我在黄沙河打,那是广西门户!重庆要我在衡阳打,那是退到湘南!我薛岳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更是湖南省政府主席!守土有责,这四个字,我刻在天心阁上!”

赵子立适时递上一份文件:“长官,这是刚破译的日军电文。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已抵岳阳,作战代号‘一号作战’,第一阶段目标确为长沙。”

薛岳接过电文,快速扫视。灯光在他脸上投下深深阴影。

良久,他抬头:“诸君,民国二十八年、三十年、三十一年,日寇三次来犯,三次败走。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为何而战——为脚下土地,为身后父老。”

他走到窗前,推开木窗。夜风涌入,带来远处稻田的清香。

“这一次,敌人学聪明了。他们不再一路强攻,而要三路合围。”薛岳没有回头,声音在夜风中格外清晰,“但我薛岳还是那句话:寇能往,我亦能往。长沙,必须守。而且要守得漂亮,守出个样子给重庆看,给全国看。”

“可是兵力悬殊……”有人小声说。

“兵力?”薛岳转身,眼中闪过一丝光,“我第九战区二十万将士是兵力!湖南三千万百姓也是兵力!传令:第四军即日开赴长沙,构筑核心阵地。第五十八、二十军于浏阳河一线梯次阻击。各部队即日起进入一级战备。”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再电告重庆军令部:薛岳及第九战区全体官兵,决意与长沙共存亡。此电不作讨论,仅为通报。”

命令如山。

赵子立记录的手微微颤抖。他知道,这份电报送出,意味着薛岳将自己和整个战区的命运,押在了湘江之畔那座残破的城池上。

第二节 长沙:残垣上的月光

同一轮月亮,照在两百公里外的长沙城头。

林怀瑾踩在城南天心阁段的城墙废墟上,脚下是文夕大火留下的焦黑砖石。民国二十七年那场“焦土抗战”的大火,烧了五天五夜,将千年古城烧成一片废墟。六年后,残垣依旧,只是缝隙里长出了野草,在五月的夜风中瑟瑟发抖。

“团座,查哨完毕。”副官李振声的声音从身后传来,“三营三个哨位,都在位置上。”

林怀瑾没有回头,继续望着北方。他是第五十九师第一七七团上校团长,三十二岁,黄埔十一期毕业。长沙人,家住小吴门。文夕大火那夜,他在江西前线,家里只逃出母亲和妹妹,父亲和祖宅一起化为灰烬。

“振声,”他忽然开口,“你说这次,日本人会来吗?”

李振声沉默片刻:“团附说,战区情报显示,北面动静不对。”

“第三次会战后,安静了一年多。”林怀瑾从口袋摸出烟盒,是本地产的“岳麓山”牌,烟纸粗糙。他点燃一支,深深吸了一口,“太安静了,反而让人心慌。”

月光下,城墙外的湘江水泛着银光。更远处,岳麓山的轮廓如卧兽盘踞。这座城他太熟悉了——小时候在江里游泳,在山上采蕨,在坡子街吃臭豆腐。如今城墙破败,街道冷清,只有军队的脚步声和偶尔的犬吠。

“团座,有车上来。”哨兵低声报告。

两盏车灯由远及近,是美制吉普,停在城墙下。一个纤瘦身影跳下车,提着医药箱,沿着坍塌的斜坡走上来。

林怀瑾心头一跳。

沈清漪走到他面前,军帽下露出一绺汗湿的头发。她穿着浅灰色护士服,外面套着深蓝色军用外套,袖子上有红十字臂章。

“林团长,”她微微喘息,“师部医疗队明日转移重伤员去湘潭,我来通知你们团卫生排做准备。”

月光照在她脸上,清秀而疲惫。她是湘雅医院护士,父亲沈翰笙是长沙商会会长,战前开着城里最大的绸缎庄。大火烧了铺子,沈翰笙一病不起,去年冬天去了。如今沈家只剩她和在重庆读大学的弟弟。

“清漪,”林怀瑾语气软下来,“你怎么亲自来?让通讯兵传话就行。”

“顺路。”沈清漪别过脸,望向江面,“我……我去江边看了看老宅的遗址。”

两人一时无话。三年前,他们经沈父介绍相识,本已订婚。战事一起,婚期一拖再拖。去年父亲去世前,拉着两人的手说:“等打跑了日本人,你们一定要成亲,在长沙城好好过日子。”

“清漪,”林怀瑾打破沉默,“这次疏散,你跟医疗队先走。”

“我是护士长,最后一批走。”沈清漪转过头,目光坚定,“湘雅的原则,伤员不走完,医护不离岗。”

“这次不一样!”林怀瑾声音提高,“前三次是击退战,这次……战区命令全城疏散,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我明白。”沈清漪走近一步,月光下她的眼睛亮得惊人,“所以我更不能走。怀瑾,我是长沙人,你是长沙的守将。你要守城,我要救人。我们各尽其责,不好吗?”

林怀瑾想说什么,却哽在喉咙里。他伸手想碰她的肩,却停在半空。

远处传来汽笛声,是湘江上最后几班客轮在连夜疏散百姓。

“对了,”沈清漪从医药箱里取出一个小布袋,“端午节快到了,我给你带了粽子。豆沙的,你爱吃。”

林怀瑾接过,布袋还温着。

“保重。”沈清漪轻声说,转身走下城墙。吉普车发动,车灯划破夜色,渐行渐远。

林怀瑾站在原地,直到车灯完全消失。他打开布袋,糯米香混着粽叶香飘出来。底下还有一张纸条,娟秀的字迹:

“待君凯旋,共赏橘洲红叶。——清漪”

他将纸条小心折好,放进贴身口袋。然后转身,对李振声说:“传令各营,明日开始加固城南工事。把所有储备的木料、沙袋全部用上。日本人要来,就让他们在城墙下碰得头破血流。”

“是!”李振声立正敬礼。

月光依旧,照着残破的城墙,照着江水流淌,照着这座伤痕累累却依然挺立的城池。

第三节 岳麓山:望远镜里的黑影

湘江西岸,岳麓山云麓宫旧址。

这里原本是道教宫观,始建于明,如今殿宇残破,神像蒙尘。第九战区炮兵指挥部在此设立了前沿观测所,因为这里是长沙周边制高点,往北可瞰湘江航道,往东可望全城。

观测员周铁山趴在石砌的观测孔后,眼睛紧贴着蔡司八倍望远镜。他是第九十师炮兵营上士观测班长,二十八岁,湘潭农家子,当兵七年,从挑炮弹的辅兵干到技术骨干。

望远镜里,湘江北去的河道在月光下如一条银带。更远处,北岸的村落点点灯火,那是百姓在连夜收拾家当南逃。

“班长,有情况吗?”新兵王小顺蹲在旁边,怀里抱着信号枪。

“别吵。”周铁山调整焦距。

他的视线缓缓扫过北岸公路。突然,他的手停住了。

公路上,有车队在移动。不是百姓的牛车、板车,而是军用卡车——车头灯用黑布罩着,只留细缝,在暗夜中如萤火虫般排成长龙。更关键的是,车队中间有轮廓低矮、履带式的黑影。

“战车……”周铁山喃喃道。

他迅速抓起野战电话的摇柄,猛摇几下:“接师部炮指!紧急!”

等待接通的几秒钟里,他死死盯着车队。至少有二十辆卡车,五辆战车(注:日军九五式轻型坦克)。车队行进速度不快,但方向明确——向南,朝新墙河方向。

电话通了。

“师指吗?这里是云麓宫观测所,编号零七。发现敌军车队于北岸公路,坐标方位角3-2-1,距离约十五公里。卡车二十余辆,战车五辆,向南运动。完毕。”

他清晰、快速地报告,眼睛始终没有离开望远镜。

电话那头传来沙哑的声音:“确认车种?”

“卡车为日制六轮军用卡车,战车轮廓判断为九五式。重复,九五式。”

“继续观察,每小时报告一次。”

“是!”

挂断电话,周铁山后背已是一层冷汗。王小顺小声问:“班长,真要打大仗了?”

周铁山没回答。他从怀里摸出一个铁皮烟盒,里面只剩三支“哈德门”。他递给王小顺一支,自己点燃一支,深深吸了一口。

烟雾在观测所弥漫。透过烟雾,他看见墙上用炭笔画的一行字——那是半年前他画的:一个简单的房子,旁边写着“娘,打完仗就回家盖新房”。

周铁山父亲早逝,母亲在湘潭乡下种田。当兵前,他是篾匠,会编竹筐竹席。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攒够钱,回家盖三间瓦房,娶个媳妇,让娘享福。

“小顺,”他忽然说,“要是这次我回不去,你帮我捎个信给我娘。”

“班长你说啥呢!”王小顺急了,“三次会战你都挺过来了,这次肯定……”

“这次不一样。”周铁山打断他,指了指望远镜,“前三次,日本人没动用这么多战车,也没这么早就开始大规模机动。他们在做总攻前的最后集结。”

他掐灭烟头,重新趴回观测孔。月光下,那条车队的长龙还在蠕动,像一条准备扑食的巨蟒。

远处,长沙城的零星灯火在江对岸闪烁。那座城里有二十万守军,三百万百姓,有他认识的卖米粉的刘嫂、修鞋的老陈、唱戏的秋老板。

还有他三个月前休探亲假时,在坡子街相亲见过的姑娘,叫秀娥,在绣庄做工。姑娘红着脸说:“等不打仗了,你来提亲。”

“班长,”王小顺怯怯地问,“咱们的炮……打得赢吗?”

周铁山摸了摸身边那本磨损的《炮兵观测手册》,封面是师长陈倪亲笔题的“精忠报国”四个字。

“打不赢也得打。”他声音很轻,却很硬,“咱们身后是长沙,是湖南,是中国。退一步,就是万家颠沛。这个道理,我七年前刚摸炮时不懂,现在我懂了。”

他再次举起望远镜。

夜还很长,战争才刚刚拉开序幕。

第四节 新墙河北岸:沉默的行军

湖北岳阳,日军第十一军前进指挥部。

高桥信介中尉站在队列前,看着自己的中队完成最后一次装备检查。他的第三中队隶属于第一一六师团第一〇九联队,满编181人,实际在册162人——有19个名字在去年的常德作战后,永远留在了阵亡名单上。

士兵们沉默地整理绑腿、检查步枪、清点弹药基数。每个人携带120发步枪弹,两颗手榴弹,三日份口粮(主要是压缩饼干和罐头),以及一张印着中文“优待俘虏”字样的劝降传单——高桥知道,大部分士兵会在行军途中把这些传单当厕纸用。

“中队长,”军曹小林跑过来,“大队部命令,一小时后出发。渡河顺序我部为第三波。”

高桥点点头。他走到一旁,从口袋里掏出怀表——瑞士产欧米茄,战前在东京银座买的。表壳内层贴着一张小小的照片:穿和服的女子抱着三岁男孩,在樱花树下微笑。

妻子美惠子,儿子浩一。上次见他们是两年前,浩一还只会说“爸爸,糖”。

“中队长又在看照片了。”队伍里有人小声说。

“听说他妻子是东京女子大学毕业生,书香门第呢。”

“那怎么嫁给当兵的?”

“你懂什么,高桥中队长战前是帝国大学的高材生,要不是战争……”

议论声戛然而止,因为高桥转过身来。月光下,这个二十九岁的中队长面容清瘦,戴着圆框眼镜,看起来更像教书先生而非军人。只有眼底那抹挥之不去的疲惫,暴露了他四年中国战场的经历。

“诸君,”高桥开口,声音平静,“此次作战,代号‘一号作战’。目标:长沙,衡阳,直至打通大陆交通线。我军第一线七个师团齐头并进,兵力空前。”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脸。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想问:为什么又是长沙?前三次我们都没能占领它。”高桥推了推眼镜,“答案很简单:这一次,不同了。我们有更多火炮,更多战车,更多飞机。而敌军——根据情报,他们的精锐大多调往缅甸,留守部队疲惫不堪。”

他说的都是实话,却又不是全部实话。高桥没有告诉士兵们,军部内部对此次作战也有分歧:有些人认为应该集中力量对付太平洋美军,而不是在中国大陆继续消耗。但最终,“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挽救南洋危局”的观点占了上风。

“中队长,”一个年轻士兵举手,他是去年才补充的新兵,叫田中,“攻下长沙后……我们能回家吗?”

队伍一阵轻微骚动。所有人都看向高桥。

高桥沉默了几秒。远处,炮兵部队正在试射,轰隆声如闷雷滚过夜空。

“我不知道。”他最终诚实地说,“但我答应各位:我会尽我所能,带尽可能多的人活着看到战争结束。现在,检查武器,准备渡河。”

士兵们散去。高桥走到河边,新墙河在月光下静静流淌。对岸就是湖南,就是那片他们已经打了七年却仍未完全征服的土地。

他想起去年在常德,那个被炮火摧毁的学堂。他在废墟里捡到一本烧焦的《唐诗三百首》,翻到的一页正好是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那一刻,他突然想问:如果日本的京都、奈良也被这样炮火覆盖,如果美惠子和浩一也要在废墟中逃生,这场战争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但他没有问出口。他是帝国军官,只能把疑问压进心底,压成胃部时常发作的绞痛。

“中队长,”小林军曹再次过来,压低声音,“联队长召集中队长以上会议,布置渡河后作战细节。”

高桥最后看了一眼怀表里的照片,轻轻合上表盖。

“知道了。”

他转身走向指挥部帐篷。月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第五节 长沙城:最后一夜繁华

五月十七日,黄昏。

尽管战区已下达预备疏散令,但长沙城内,一种奇特的“战时繁华”仍在继续。

坡子街,“火宫殿”酒楼灯火通明。老板娘苏秀兰,四十二岁,穿一身绛紫色绸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正站在柜台后拨算盘。店里坐满了客人——有穿军装的军官,有穿长衫的商人,有西装革履的记者,还有几个妆容精致的歌女。

跑堂的伙计穿梭其间,喊着堂号:“臭豆腐三份——”“龙脂猪血一碗——”“姊妹团子一笼——”

“苏老板!”一个佩戴少将领章的中年人走进来,身后跟着两名卫兵,“还有雅间吗?”

苏秀兰抬头,笑了:“王师长!您从浏阳前线回来了?楼上‘岳麓厅’空着,您请!”

王师长摆摆手:“不坐了,打包几份臭豆腐、糖油粑粑,我带回去给参谋们尝尝。听说……要疏散了?”

最后一句话压低了声音。苏秀兰笑容不变,手上麻利地打包:“长官部是有这个意思。但我这店啊,从咸丰年间开到现在,太平天国来过,北洋军阀来过,日本人的飞机炸过,大火烧过——不还在这儿吗?”

她将油纸包好,系上细麻绳:“您放心,只要城里还有一个兵,我‘火宫殿’的灶火就不熄。”

王师长深深看她一眼,接过油纸包,付了钱:“保重。”

“您也是。”

送走王师长,苏秀兰脸上的笑容渐渐淡去。她走到店门口,看着街景。挑担的小贩在吆喝最后一波生意,黄包车夫拉着客人匆匆而过,卖报童挥舞着报纸:“号外!号外!薛长官誓言保卫长沙!”

对面绸缎庄的沈老板(沈清漪的堂叔)正在指挥伙计上门板。两人目光相遇,沈老板拱手作揖,苏秀兰微微欠身——这是老长沙商户间的告别礼。

“老板娘,”账房先生凑过来,忧心忡忡,“咱们真不走?我听说,北面已经打起来了……”

“走?往哪儿走?”苏秀兰转身回店,声音很轻,“我十七岁嫁到长沙,二十五岁守寡,接过这家店。这店就是我的命,我的根。日本人要来,我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长沙人的硬气’。”

她走到后院,那里已经挖好了一个地窖,储藏着粮食、腊肉和几坛好酒。墙角的暗格里,还藏着一台可以收短波的收音机——这是商会秘密配发的,用于接收重庆和盟军的广播。

前厅传来喧闹声,是一群年轻军官在喝酒:

“……怕什么!前三次都打赢了!”

“这次不一样,老陈。我听说,日本人动了真格……”

“管他真格假格!薛长官在,长沙就在!来,干!”

酒杯碰撞声,豪言壮语声,压低的叹息声,混合着臭豆腐的香气、猪血的腥气、酒气,弥漫在“火宫殿”的空气中。

苏秀兰静静听着。她知道,这些年轻人中的许多,可能再也回不来吃她做的臭豆腐了。就像三年前,那些同样在这里喝酒、同样说着“打完仗就回来”的年轻人,有些人的名字已经刻在了岳麓山的纪念碑上。

她走回柜台,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泛黄的账簿。翻开最后一页,不是账目,而是一列列名字——都是这些年在她店里赊过账、留下“打完仗还钱”字据的军人。有些人还了,有些人永远还不上了。

苏秀兰研墨,提笔,在新的一行写下日期:“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十七日”。

然后她停住了笔。今晚该记下谁的名字呢?那些还在喝酒的军官?那个买臭豆腐的王师长?还是城南那个经常来给弟兄们打包猪血的林团长?

最终,她只写了四个字:

“长沙,夜宴。”

墨迹未干,窗外忽然响起急促的哨音——是宪兵队在催促最后一批商户关闭。

苏秀兰合上账簿,锁进柜台下的铁箱。她走到店门口,亲自上门板。一块,两块,三块……木质门板相碰,发出沉闷的响声,如同这座城池的心跳。

最后一块门板合上时,她从缝隙里看了一眼街面。月色如霜,石板路泛着清冷的光。远处,天心阁的轮廓在夜色中巍然耸立。

“长沙,”她轻声说,“你要挺住啊。”

门板完全合拢。灯火渐次熄灭。

这座千年古城,在战云压城的前夜,终于沉入短暂的、不安的睡眠。而湘江北岸,日军的炮车正在挂载牵引绳,士兵正在最后一次检查刺刀,电报机正在发出最后一道命令:

“各部队,按计划渡河。目标——长沙。”

长夜将尽,黎明未至。

战争,已经按下了发令枪的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