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家的门前挂了白灯笼。
商士禹的尸首停在堂上，盖着一领旧席子。两个儿子跪在县衙门口跪了三天，膝盖下面的青石磨出了印子，县太爷没见他们。第三天上，衙役出来说了一句：回去吧，这案子不好问。
商三官那年十七岁，是家里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儿。她已经许了人家，嫁衣做好了，压在箱底，绣了一半的鸳鸯还没点睛。
《聊斋志异》里这一篇叫《商三官》，不到九百字。九百字讲完一桩命案、一年官司、一场寿宴和两条人命，等于什么都不讲。蒲松龄写它的时候，大概也没打算讲细节——他要的是那个结果：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替父亲把这件事做完了。
蒲松龄一辈子没考上举人，在乡下教私塾，替人写状子，替人写信，替人算账。他见过太多这样的案子：人被打死了，官不收状子，一年两年过去，尸首在堂上放着，家里人先撑不住了。他写《聊斋》里的鬼，写狐，写阴司；可是这一篇里没有鬼，没有狐，也没有阴司——只有一个活人走进了一间屋子，然后那间屋子里的两个人一起死了。
这一篇比鬼故事难写。因为鬼故事可以推给"不干净的东西"，这一篇不能。
事情起于一句话。
商士禹是县里的旧家子弟，家里有些田，读了些书，没什么出息，最爱的是酒。那年秋天他在街上喝多了，碰见本县的豪绅从轿子里下来，就笑着说了句什么。
说的是什么，后人记不下来。有人说是拿豪绅的相貌开玩笑，有人说是提了豪绅一件旧事。总之是句笑话。
豪绅没有当场发作。他回头看了一眼，走了。
第二天，商家门口来了七八个人，说是豪绅家的家奴，说商士禹昨日冲撞了他家老爷。他们把他从堂屋里拖到街上，用棍子打。街上有人看着，没有人上前。打完了，人散开，商士禹自己爬回了家。
他活了三天。第三天夜里，他抓着大儿子的手，说了半句话，就没了。
两个儿子去告。第一次去，县里说，要验伤。第二次去，县里说，要人证。第三次去，县里说，商士禹是先冲撞了缙绅，自己酒后失德。
一年。整整一年。
这一年里，商家的田卖了两亩，母亲的眼睛哭坏了一只，两个哥哥的头发白了一片。他们每次从县里回来，都在门口站一会儿才进屋——进屋就要看见那领席子。
也是这一年里，婿家派人来了三趟。
第一趟说，日子定在三月。第二趟说，三月不行就八月。第三趟来的是媒人，话说得软：三官姑娘年纪不小了，家里这个样子，早些过门，也是替你们分忧。
三官自己出来回的话。她说：父亲尸骨未寒，我做女儿的穿红戴绿出门，我这辈子都过不去。
媒人走了。母亲在里屋哭，哭完了出来说：你这又是何苦。
三官没答。
那年冬天的一个早上，她不见了。
母亲以为她去了井边，哥哥以为她去了舅家。找到中午，人才慌起来。屋子里的东西一样没少，只是箱底少了一身衣服、一双鞋，还有一把剪刀。
两个哥哥在县里找了半个月。有人说看见一个少年往南走了，背着一个包袱，走路的样子有点像女人。再往后，就没有消息了。
县里的人渐渐把商家忘了。一年一场官司，一年一场丧事，县城里的人记不住这么多。
只有商家门口那两盏白灯笼，一直没有摘。
那半年的事，没有人写下来。
后来是邻县的班主说的。他说那年春天来了一个少年，个子不高，说会唱，不要工钱，只求跟着班子进一次大户人家。他试了嗓子，细，能唱旦，就留下了。
留下以后，这少年不大跟人说话，吃饭坐在最边上，夜里睡在戏箱后面。班子里的规矩，学戏先学站，站到腿不抖；再学走，走到裙子上不起一道褶。她学了三个月，脚趾磨破了，用布条缠上再磨。有人半夜起来，看见她在院子里练转身，转了整整两个时辰，转完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半天没起来。
班主说，他那时候以为这孩子是哪个败落人家跑出来的，怕被抓回去，所以不敢见人。
他没往别处想。
第二年秋天，豪绅做寿。
那一年他五十岁，请了全县的人，也请了戏班。戏班是从邻县来的，班主姓孙，带着七八个人，唱的是《琵琶记》。
寿宴摆在正厅，红烛点了二十几支，客人坐了三桌。戏从下午唱到掌灯，唱到《吃糠》那一折，满堂的人都静了。
唱到一半，班子里出来一个少年，扮的是赵五娘。个子不高，脸白，嗓子细，一开口，堂上有人手里的酒杯停在半空。
豪绅看了一会儿，回头对班主说：这个孩子留下，晚上到我房里唱。
班主愣了一下，说：这孩子才来半年，不懂规矩。
豪绅说：不用懂规矩。
那天夜里二更，正厅的客人散了。三更，豪绅的房里还有灯。
后来仆人是这么说的：他们听见房里有响动，像是有东西倒了，又像是有布在撕。叫了两声，没人应。推门，门从里面插着。撞开，屋里一股酒味，豪绅躺在床上，胸口上有一处伤，血把褥子浸透了一大片。
房梁上挂着一个人。是那个唱戏的少年，脚离地不到一尺。
县太爷亲自来验。
验到一半，仵作停了手，回头看了县太爷一眼。县太爷走过去，掀开衣裳看了一眼，站住，很久没说话。
那是个女子。
再往下查，不难。半年前商家走失的女儿，箱底少的一身衣服，邻县戏班里那个来路不明的"李玉"，还有她进班子时说的那句话——她说她会唱，她不要工钱，她只要跟着班子进一次大户人家。
县太爷把商家的两个哥哥叫来认。
两个哥哥进门，看见梁上那个人，站着没动。过了很久，大的那个跪下去，说：是三官。
后来的判决写得很短：豪绅已死，其家出棺木一副、钱若干，给商家收殓；商氏女以死殉父，旌其门。
旌其门。一块木牌，四个字，钉在商家门口。
三官的尸首抬回家那天，天气很好。
母亲替她换了衣裳。换的时候发现，她身上穿的还是那件男装，里衣是自己缝的，针脚很密。手腕上有一道旧伤，是练刀的时候留下的——她一个从没碰过刀的女孩子，练了半年。
有人说，抬回来的时候她的脸色还跟活着一样，嘴唇是红的。
也有人说不是，说那是秋天的日头照的。
婿家来人，说要迎回去合葬。两个哥哥没让。他们把她埋在父亲坟的旁边，坟头很小，比父亲的矮一截。
那年秋天，那个戏班又回邻县去了。班子还是七八个人，唱的还是《琵琶记》。
只是《吃糠》那一折，从此没有人唱得那么好。
后来县里有人说，商家那一年把官司打赢了，靠的是那块旌门牌。
也有人说，那块牌子是第二年才钉上去的，钉的时候，商家的老太太已经不大认人了。
这些话都没有写在案卷里。案卷只写"商氏女以死殉父"，七个字。
七个字里没有那半年，没有那身男装，没有她在班子后台练了半年的一双手，也没有人问过她，那半年里她一个人在外面，晚上睡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