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放任主义学说即使在其影响力极盛之时，也并非没有受到挑战。大多数工厂主将国家视为关税和枢密院(1)令的源头，在对不令人满意的工人进行惩罚时，工厂主试图减少国家的干预作用。在他们看来，组织是邪恶的，他们希望每个人（在法律的范围内）由自己的力量来决定其沉浮。
然而，工厂蕴含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路。一方面，一家大型工厂本身就是一个组织，并从良好的管理中获得效率。其次，一个设备齐全的工厂的生产能力是如此之大，如果不对产量进行管理，就可能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这样雇主就会倒霉，工人就会失业。所以，工厂内部的情况表明了组织的效用，而无组织的状况会显示出无限制的生产的危险性。这样的思考导致罗伯特·欧文，一位经商多年的成功的工厂主，成了社会主义的奠基人。
在每一个重要的运动中，先行者和后来者在智识方面并不一样。但丁之前的意大利诗人、路德之前的新教改革者、詹姆斯·瓦特之前的蒸汽机发明家，等等，概莫例外。这些人在思想上是有独创性的，但在执行上却没有成功。这种说法对罗伯特·欧文同样适用。他不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全面，也不具有当代正统思想家那样的思考力，后者是在亚当·斯密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不过，正因为欧文的思想并不严格限制在一个体系内，所以他成为多种重要发展路线的发起者。在某些方面，他有着奇怪的现代意味。他从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出发来思考产业，却同时保留了大雇主的独断心态。由于这一特点，他让人想起了苏联：我们很容易想象他会以极大的热情编制“五年计划”，并需要经历失败的痛楚才能了解农业。然而，如果强行类比的话，就会产生误导。欧文并不是一位完全的智者，却是一位十足的圣人，很少有人比他更受人们的全心爱戴。经历了功利主义干燥多尘的氛围之后，又处于他那个时代对工厂体系的恐惧之中，所以欧文热情而慷慨的个性就像夏雨一样令人耳目一新。
1771年，罗伯特·欧文出生在蒙哥马利郡的小镇纽敦，1858年在这里去世。(2)他那有着不可思议的活力的87年生命历程分为许多阶段，有些重要，有些不重要，但所有经历都非常有趣，都显示出鲜明特征。他的父亲是一位马具商，也是邮政局长，但这一职位的年薪实际上不超过10镑。欧文上学时大约4岁，7岁时就已学会读、写、算，并成了助理教员。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除了教学技能外，他在学校里几乎没学到什么。不过校外时光他收获颇多。“镇上的人都认识我，我也了解镇上的每个家庭。镇上有学问的人，比如牧师、医生和律师，都对我开放他们的藏书，我就像拥有图书馆一样，他们允许我按自己的喜好随意带回家阅读，我充分利用了他们给我的这种自由。”曾有三位未婚女士，她们都是卫理公会教徒，试图让欧文皈依她们的信仰，但是“当我阅读各种宗教著作之后，感到很惊讶，首先是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之间的对立，然后是犹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印度教徒和中国教徒……之间存在的刻骨仇恨，他们称其他人为异教徒。研究这些相互对立的信仰以及他们对彼此的刻骨仇恨，开始引起我对这些分歧中任何一个真理的怀疑……通过阅读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著述，10岁的我强烈地感到，所有的宗教中一定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就像他们在那个时期被教导的那样”。
据他自己回忆，他的父母只惩罚过他一次：
我总是渴望满足父母的意愿，从不拒绝他们的一切要求。有一天，我母亲含含糊糊地对我说了些什么，我猜想恰当的回答应该是“不”，于是就像往常一样说了“不”——以为会遂了她的心愿。但她并不理解，认为我拒绝了她的要求，立即十分严厉地对我说——她对我说话一贯是和善的——“什么！你不？”我想，既然已经说了“不”，如果改口说“是的”，那不是自相矛盾吗，等于是在说谎，于是我又说了个“不”，但并没有违逆她的念头。如果她那时耐心而冷静地询问我的想法和感受，就会正确地理解我的话，一切都会如常。但我的母亲并不了解我的想法和感受，语气变得更严厉更愤怒——以前我从没有违逆过她，无疑，当我重复说“不”时，她极为惊讶和气恼。我的母亲从没有惩罚过我们这些孩子中的任何一个——这是我父亲的事，为了让我们循规蹈矩，我的兄弟姐妹们偶尔会挨鞭子，但我此前从没挨过。我的父亲被叫了进来，我表明了自己的拒绝态度，当我再次被问道是否愿意按母亲的要求去做时，我坚定地回答“不”。然后，每问我一次是否愿意服从要求，我就拒绝一次，也因此挨一下鞭子。每次问我我都说“不”，最后我平静而坚定地说“你可以杀了我，但我是不会去做的”，这下一锤定音了，后来他们没有再尝试纠正我。我清楚地记得孩提时的这段感受，这让我相信经常处罚不仅无用，而且非常有害，对惩罚者和被惩罚者都是伤害。
10岁时，欧文告诉父母他已经长大了，说服他们放他去闯世界。父亲给了他40先令，送他到伦敦，去跟他哥哥住，他哥哥在高霍尔本做马具生意。6周后，这个10岁男孩在林肯郡斯坦福德的一位店主——詹姆斯·麦克古福格先生那里得到一个职位。从那时起，他再也没花过父母一分钱。一切顺利，雇主喜欢他，他也喜欢他的雇主，他们唯一的分歧似乎就是宗教问题：
我的朋友们，我要告诉你们，迄今为止你们甚至已经不知道幸福到底是什么了，仅仅是由于错误——严重的错误——与迄今为止教给人类的每一种宗教的基本观念结合在了一起。因此，人们极其矛盾和悲惨地活着。由于这些体系的错误，他造就了软弱低能的动物、愤怒的偏执者和狂热的迷信者，以及悲惨的伪君子；而这些品质不仅被带到了实施计划的村庄，还进入了乐土，由此我们再也找不到什么乐土了！……
此后，欧文当然就被大主教和主教、公爵和内阁部长以及《泰晤士报》和《早报》抛弃了。在大人物中，只有肯特公爵支持他，苏塞克斯公爵对他的支持已大不如前。议会中反对工厂立法的人发现他们反对怜悯儿童的论据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主张仁慈的欧文其实不信任何宗教。欧文并不气馁，继续走自己的路，仿佛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并且开始努力筹集至少可以启动一个合作村所需的资本。然而，当时他的努力毫无结果。
接下来的一年，欧文立足欧洲大陆，他向亚琛会议提交了一份呈文，并在亚琛与亚历山大大帝有过一次（不太幸运的）会面：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欧文的客人尼古拉大公的哥哥）正要离开酒店，欧文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并呈上两份材料。当时沙皇没有那么大的衣袋来装这些文件，所以拒绝接受，而让欧文当晚去见他。沙皇粗鲁的语气令欧文不悦，所以他没有去。不过，他将文件委托卡斯尔雷勋爵呈交大会，卡斯尔雷是参加亚琛会议的英国代表之一。后来欧文从各种渠道得知，它们被认为是大会提交的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欧文本该知道，一个穿着考究的人，不管怎样都是不愿意在衣袋里塞满文件而弄坏自己着装的。
欧文逐渐意识到政府不会接受他的计划，但他仍然寄希望于地方当局。1820年，他提交了一份长篇报告给拉纳克郡，相当详细地说明了他的想法。这份报告中最重要的新意在于建议以劳动券取代货币。当时，政府正要恢复因为战争而在1797年中止的黄金支付，货币问题因此成了当务之急。按欧文的建议，所有的价格都按生产中投入的劳动加以固化，支付则以劳动为单位。他说：“价值的自然单位，原则上是人的劳动，或者人的体力和脑力结合起来而起的作用。”他认为采纳这一体系会产生近乎奇迹的力量。1817年以后，欧文一如既往地期望过高，几乎没有意识到障碍的存在。随着年纪渐长，他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而他性格中应变所谓世界末日的因素更加突出。
然而，在给拉纳克郡的报告中也有大量正确而重要的内容。报告首先指出，劳动是所有财富的来源，(8)并认为要生产足够的产品并不难，唯一的困难是找到市场。而市场是由工人阶级的需求创造出来的，他们的需求则取决于工资。因此，要改善市场，只需提高工资。“但社会的现有安排并不根据劳动者的辛勤付出来付给报酬，因而所有的市场都失败了。”在阐述他的劳动券及其村庄之后，他继续表示反对过度的劳动分工。孩子应受到全面的培训，成人应该将农业劳动与工业生产结合起来。教育一如既往地被欧文视为其他一切事情的基础，但这样的教育所追求的目标遥不可及。所有人都富足，不会再有什么战争、犯罪、监狱，相反，到处都洋溢着幸福。
1824至1828年的4年间，欧文的大部分时间按平行四边形合作村的思路开展社区实验。乔治·拉普是德国宗教改革家，曾经组织了一些热心的拉普派信徒来到美国，建立了一个名为哈莫尼的聚集地，先是在宾夕法尼亚，后迁往印第安纳。这些人放弃婚姻、戒绝烟草，结果变得富裕而幸福。1824年，他们决定再次搬迁，次年便将在印第安纳的所有财产卖给了欧文。欧文称之为新哈莫尼，在游说了美国总统和国会后继续经营，并组建一个他梦寐以求的社区。但如同在实验中发生的那样，一切都错了。欧文因此损失了4万英镑，变成了穷人。而跟他一起来到新哈莫尼的儿子们保留了一些土地，并最终成为成功的美国公民。
说来也怪，新哈莫尼在一个方面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功。当时欧文从欧洲引进了一些科学人才，其中很多人的工作富有价值。他的儿子就成了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负责人，该局总部1856年前一直设在新哈莫尼。波德莫尔在1906年这样写道：
因此，尽管欧文的伟大实验失败了，但在另一个方向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在不止一代人的时间里，新哈莫尼仍是西方主要的科学和教育中心。从新哈莫尼辐射出来的力量，在许多方面影响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即使在今天，罗伯特·欧文的印记依然清楚地烙在他所创建的城镇上。新哈莫尼与西部的其他城镇不一样，它有年头了，在那些破碎的希望和理想的尘埃中形成了我们当下生活所根植的土壤。镇上的几位著名公民作为欧文这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的后裔，依然继承着他的名字。令小镇感到自豪的是它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管理员本人就是第一批移民的孙子——馆内约有15000册藏书，其中许多是珍本和孤本。
欧文在短暂投身工会运动之后（于1834年退出，对此将在下一章中探讨），就不再与工人阶级的激进主义有任何密切联系。他成了一小撮自由思想家的领袖，在那些体面阶层的眼中他也不再是“仁者欧文先生”，而是一个危险人物，煽动民众信仰无神论和参与革命活动。1835年，因为在一系列演讲中对于婚姻问题宣扬了非正统观点，并以《关于旧的不道德世界中的教士婚姻的演讲》为题公开发表，他更加不受欢迎了。这一标题具有误导性，其实他的意思是教士所赞扬的婚姻。欧文此时已经完全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反对婚姻与私人财产联系在一起的制度和习俗，也反对婚姻涉及类似私人财产的东西。他不仅以非常激烈的语言谴责这样的婚姻，而且谴责孩子们身处的家庭环境。尽管婚姻是自由的，但他似乎仍然希望大家携手终老。
我不知道，这些观点是不是柏拉图式共产主义的理论成果，或者受到他个人生活的状态的启发。欧文夫人1831年去世，尽管欧文常常长时间离家，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对她已无感情。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在给欧文的信中写道：
哦，我亲爱的丈夫，有段时间我非常急切地期盼你能给我些建议……我希望你会记得下周四，我们结为一体的日子——那是31年前的事了。从我自身的感受来讲，我认为我们还像31年前一样彼此真诚相爱，而且比31年前更加了解彼此。我真诚地希望，没有什么可以消融我们的这份感情。
尽管他的敌人公开指责他的学说，但对他的私生活无话可说。平行四边形、幼儿园、消灭私有财产、废除形式主义的婚姻，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逻辑上一致的学说体系，因而没有理由去寻找欧文道德观念的其他来源。
在那些阴郁的岁月中，只有两个人没有对欧文的离经叛道感到震惊，一个是墨尔本勋爵，另一个是——维多利亚女王。尽管发生了多切斯特劳工事件，欧文与墨尔本仍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后者1839年将欧文引荐给了女王。欧文见人总要带去一些文件，这次他给他的君主带去的是“在理性宗教徒的一般社区协会的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恳请政府指定各方对大会提出的改善协会状况的措施进行调查”。至于如此诱人的标题，是否引得女王陛下优雅而愉快地阅读了，并无历史记载。
从没有人对墨尔本兴师问罪，但将一个臭名昭著的不信教者引荐给女王为他招来了严厉的痛斥。埃克塞特的主教提交了一份伯明翰的著名人士反对社会主义的请愿书，指出欧文的组织是非法的，可以甚至应该将他关进监狱。
他补充说，欧文还有其他亵渎上帝的和不道德的可怕行为，这种自弹自唱并不会搅扰那些大人的视听。主教的手头一直有欧文的一本书——无疑是有关“教士婚姻”那本——本书中的一段文字一直萦绕在主教的眼前，但主教从未允许自己的心灵被这些文字污染，也不允许自己引用那些最亵渎上帝的和淫荡的词语，更不可能以此来说服高贵的侯爵（诺曼比）有必要立即采取行动——他不可能也不会这样去做。
不过，这还不是最糟的，在昆伍德（一个欧文主义者的社区）竟然有人在安息日演乐、跳舞、唱歌！而这就是首相认为可以引荐给年轻而天真无邪的君主的那个人！
全国各地的小人物对主教的演说进行了积极的跟进，结果一些人以基督徒的慈悲为名，围攻了欧文主义者。但是并没有非常极端的事发生，而这帮欧文主义者也渐渐淹没在茫茫人海。1846年，一位牧师在议院调查委员会面前就铁路建设问题作证，他的回答表明，在那些富有阶层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和自由性爱是那么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关于受雇干粗活的那些工人的道德问题，这位牧师被问到：
“你说到了不信宗教者的看法，你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吗？”
“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是的，”他回答，“虽然他们看起来有妻子，但很少人是结了婚的。”
这一回答所显示出的维多利亚式的巧妙值得赞赏，但是在任何其他意义上，都没有把握说这些干粗活的工人就是社会主义者。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人数极少，他们热忱而有才智，工人不属于这类人。
要对欧文的所作所为和影响力形成正确的判断绝非易事。直至1815年，欧文看起来就像一个完全务实的人，从事的所有事业都取得了成功，改革者的冲劲并没有让他踏足那些不可能的事业。此后，欧文的视野打开了，但日常的睿智却减少了。他改造世界的努力失败了是因为缺乏耐心，因为没有对财务问题予以应有的关注，也因为他相信通过那些在他看来不证自明的真理便可轻而易举地迅速说服每个人。他在新拉纳克的成功误导了他，正如开始时这些成功也误导了其他人一样。欧文了解机器，也知道如何使自己讨人喜欢，这些品质在新拉纳克足够了，但对他以后的冒险事业而言则远远不够，欧文缺乏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或成功的组织者的品质。
然而，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欧文理应得到一个崇高的地位。他强调了与工业生产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时间已经证明这些问题是很重要的，尽管在欧文活跃的时期之后不久，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暂时被铁路的发展所掩盖。欧文察觉到除非通过大幅提高工资来扩大市场，否则机器带来的产量增加必然导致生产过剩或就业不足。他还察觉到，这样的工资增长不可能由自由竞争所主导的经济力量来引发。他推断，如果工业化要带来普遍的繁荣，那就必须有更为社会化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19世纪，由于不断地找到可以开拓的新市场和新国家，人们成功地避开了生产过剩的逻辑，但在我们的时代，欧文分析论断的千真万确开始变得显而易见。
在欧文一生中，对其计划最为激烈反对的是人口理论和促进工业发展的竞争规律。马尔萨斯称欧文是“真正仁慈的人”，并同意他所提出的《工厂法》及教育措施，但对这两者都提出了改进意见。马尔萨斯说，所有的平等体制都缺乏“可以独自克服人类天生惰性的刺激因素”，人口的增长完全取决于私有财产，而平等体制移除了对人口的审慎抑制。“因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或者处在类似情况下，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认为自己应该比别人承担更多的克制义务——他（欧文）绝对无法提出一个达成（限制人口的）目标的模式，无论古代抑或现代的其他任何人试图做到这一点或者有类似的想法，最后都无能为力。从一定高度讲，限制人口不是不合情理的，不是不道德的，也不是残忍的。这些似乎表明，基于人口理论的反对平等体制的论点是不认可这一貌似有理的结论的，即使理论上承认也不可能。
有两种有效的反对意见，其中之一是出生率的下降，它是对人口论论据的反驳。具有奇怪的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意见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激进派，他们认为，工人阶级最终学会了生育控制，这对社会主义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虽然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此怀有敌意或持冷漠态度。另一种意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形势已经没那么严峻了。当工作时间一般在12至15个小时时，对贫穷的恐惧无疑成了激励工人工作的必然因素。但是，管理得当的话，采用现代方式，工人每天工作很少的时间就足够了，而这些都可以通过不难执行的纪律来得以保证。
欧文的村庄，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当然显得有点荒谬。共产主义制度不可能在一个小范围内得到充分试验，就算不在全世界也必须至少在一个国家内试验。那些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的村庄，几乎每个都在食物问题上接近自给自足。这样的方案在1815年工业化的北方似乎是很自然的，那里的工厂单独建在农村地区，各自通过水力发电运作。但在现代世界，工业区是不可能自己生产食物的。现在，即使一个小社区，也不可能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除非人们准备接受一个非常低的生活标准。
至于其他方面，对于欧文的平行四边形合作村设想，我们仍有许多要叙述的。欧文不同于他的同时代人，他不是从赢利和亏损两个方面来思考生活的。他还记得美，记得感受力和理解力的培养，最重要的是他还记得儿童。在他所规划的公共生活中，就可能拥有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美好教育氛围；也有可能拥有供儿童学习和游戏的自由空间，那些美好的公共房间。而这些是我们习以为常的家庭个人主义（familyindividualism）所不可能提供的。只有通过联合，那些比他人穷的人才可能脱离肮脏之地，享受宽敞的建筑带来的愉悦，享受充分的空气和阳光。对于儿童来说，充斥着现代城市的世界是一座监狱，除非穷孩子可以在街上玩耍，但即使这样也是不健康的、危险的。欧文提供了在个人主义和竞争世界中被忽视的重要需求。欧文认为，向新社会转变不仅可能，而且更容易和更快。尽管他设想的东西那么美好，但几乎所有改革者都忽视了。比如他认为，只要做一些技术上的调整，发展机器生产的可行性就会增加而不是减少。鉴于上述原因，尽管欧文有他的局限性，但他仍是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仍能结出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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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它是英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机构，继承了中世纪以来英国中央政府的一些特点，但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再是王权的附庸，而是相对独立的有自主决策能力的政府机构，能影响议会内阁的产生和组织形式。枢密院制度产生于宗教改革直接推动的政府改革，是英国政府近代化的开始。——译注
(2) 以下传记材料主要来自波德莫尔1906年出版的《罗伯特·欧文传》，另外科尔的《欧文传》也有所助益。
(3) 目前苏联仍然存在类似的习惯，集体农场里颁发代表不同功绩的徽章，例如飞机表示最好，爬行的螃蟹表示最差。
(4) 哈蒙德：《城镇劳动力》，第167页。
(5) 科尔：《欧文传》，第177页。
(6) 科尔：《欧文传》，第179页。
(7) 英格兰姓氏，意为“太好了”（Toogood）。——译注
(8) 当然，这只是部分正确，正如我们在涉及李嘉图时所看到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