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奥克斯
韦伯的文本
以下是韦伯专论《罗雪尔与克尼斯：历史经济学的逻辑问题》（RoscherundKniesunddielogischenProblemederhistorischenNationalökonomie）的译文，韦伯于《施莫勒之立法、行政与国民经济学年鉴》（Schmoller"sJahrbuchfürGesetzgebung,VerwaltungundVolkeswirtschaft）上分三部分发表此文。当时，《年鉴》正执德国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之牛耳。1有关此文出版的基本事实如下：第一部分，《罗雪尔的“历史方法”》（Roscher"s“historischeMethode”），刊于《施莫勒年鉴》，卷25，1903年，pp.1181-1221；第二部分，《克尼斯与非理性问题》（KniesunddasIrrationalitätsproblem），刊于卷29，1905年，pp.1323–1384；第三部分，《克尼斯与非理性问题（补论）》（KniesunddasIrrationalitätsproblem［forts.］），刊于卷30，1906年，pp.81–120。此文于1922年重印，作为篇首收入玛丽安妮·韦伯编辑的《科学论文集》（GesammelteAufzätzezurWissenschaftslehre）中。“Wissenschaftslehre”一词或可译为“科学理论”（theoryofscience）——就它是关于科学的某种理论而言——或者“元科学”（metascience）。《科学论文集》于1951年、1968年两次再版，主编为约翰内斯·温克尔曼（JohannesWinckelmann）。
韦伯为全文划分了章节。这些划分及韦伯所用的标题都保留在译文目录中。《克尼斯》一文的副标题、该文的最后一段及韦伯所加的最后一个注释都表明，关于克尼斯的这些“残篇断章”——德文版中长达103页——起初是作为一项更为广泛的研究的第一部分而构思的，可惜这项研究并未完成。
文中着重格式都是韦伯所加。斜体(1)强调某一表述的重要性。这种强调无疑过多，《罗雪尔》文第一部分尤其明显。不过，要明白韦伯为什么这么做也不难。比如，在《罗雪尔》文的第一段中，韦伯强调了“分析性”与“描述性”两词，意在提请读者注意，这种重要区别在看待科学研究的目的、方法与结果方面迥异其趣，罗雪尔对科学的分类就奠基于此。引号表示他对某一表述的内涵存疑。比如说，在《罗雪尔》一文标题中，“历史方法”一词被打上引号，就是因为韦伯认定，罗雪尔那里并没有一套连贯一致的方法论学说。如此一来也会带来不利的恼人后果，那就是有时难以决断，韦伯到底是引用他人的著述，还是对作者观点的可靠性存疑。
在德文版中，韦伯的注释用的是脚注。注释很多，有些甚至长得不像一般的注解，韦伯这一点常为人所诟病。为方便起见，本书注释都按序置于文末。韦伯显然没有受到今日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所做要求的困扰。就韦伯所处时代的许多学术著作来看，作品的文献引述风格多少有些漫不经心。引述常不正规，甚或引而不注。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因为韦伯著作的受众限定在从事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为了顺带引述“洪堡的研究，这些研究最近成了争论的主题”（见《罗雪尔》文注52），韦伯可能预设其读者知悉提到的是哪位洪堡（不是亚历山大，而是威廉(2)），说的是哪项研究（后者的著名演讲《论历史学家的使命》［ÜberdieAufgabedesGeschichtschreibers］）。此译本的参考文献提供了韦伯所引主要著作较为完整的书目信息。
韦伯的第一部元理论著作
在希尔斯与芬奇所译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含《科学论文集》中三篇重要论文）导论中，爱德华·希尔斯对韦伯论述社会科学基础的著作表示遗憾，认为若干问题还悬而未决。具体而言，他视韦伯“没有写出一篇论述社会科学理论建构与系统化的方法论文章”为“不幸”（Shils,1949,p.viii）。其实，韦伯的确写过这样一篇文章。他的有关工作起始于1902年春，大概就在他数次盘桓（extended）罗马的某次期间。回头看来，似乎并无迹象表明，此时乃是韦伯一生中最具征兆的一刻，开启了他对社会科学哲学雄心勃勃的研究。他仍旧没有从1898年以来久拖未愈的那场病痛中恢复过来，病痛使他无力继续此前的生活方式：学术与政治。一切智识活动都会使他疲惫不堪，并继之以无眠之夜。演讲导致神经衰竭。教学、阅读、写作与政治讲演相继停止，及至最后不能进行任何谈话。21902年春，韦伯大病初愈。《罗雪尔与克尼斯》专著是韦伯努力恢复学术工作能力的首批成果。
写作此文的动因显然来自海德堡大学哲学院（philosophischeFakultät）（大致相当于文理科学院）的一封信。1896年，韦伯辞去弗莱堡的教职，赴海德堡大学继任克尼斯的经济学教席。1902年，海德堡大学计划出版校庆纪念文集。韦伯也在邀稿之列，显然感到必须尽责从事。他打算写一篇论罗雪尔、克尼斯与“历史经济学”基础的评论（MarianneWeber,1926,pp.272,319）。然而，以韦伯致力于该计划的学识之宽广，哲学分析之深邃，都无法囿于这些中规中矩的格局。韦伯未能及时完成论文以备纪念文集的出版，此后完成的东西也不是一篇关于罗雪尔、克尼斯与“历史经济学”之方法论基础的论文。虽然原题仍被保留，但其措辞之审慎有点误导，让读者对其将于文中得见的东西始料未及：一份有关社会文化科学之逻辑地位问题的哲学分析，成熟、原创且具综合性。
就韦伯著作的所谓经典地位而言，他这第一部篇幅最长，也是最具雄心的原创性方法论要著理应得到广泛的研究、仔细的分析解释以及成熟的再解释。毋庸赘言，此书并没有获得这样的恩荣。在《罗雪尔与克尼斯》一书中，韦伯的目的是解决方法论之争问题——这一元理论之争使得他的那些最杰出的同时代人筋疲力尽，并使社会科学已显漫长的青春期愈发难有尽头。如果根据研究成果为其后学仔细审查、理解与评价的程度来衡量其事业是否成功的话，韦伯的元理论方案肯定是失败了。
注释
1 主编为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Schmoller），柏林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历史学派”元老，自社会政策协会成立以来，就担任其执行委员会主席，可能是最有影响的一位“Kathedersozialisten”，这是一个社会科学家的松散联合体，有时候被人有点轻蔑地称为“学院派社会主义者”或“讲坛社会主义者”——使韦伯懊恼的是，所有有关德国经济学教席的任命问题都由他说了算。
2 为了协助治疗，韦伯为他的一位医生写了一份关于自己病症的备忘录。卡尔·雅斯贝斯阅后高度称赞了这一备忘录的明晰性，完整性与毫不隐晦的诚实性。韦伯的妻子害怕国社党人诋毁其夫名誉，在二战期间毁去了这一备忘录。在《韦伯传》（MaxWeber:EinLebensbild,1926）中，她谨慎有节地描述了韦伯的病症。这本书并非一本传记，作者也不打算把它写成这样，而是一幅“生活肖像”，一幅描述韦伯生活的“画像”，为后来的韦伯传记提供了基本的原始素材。
阿瑟·米兹曼（ArthurMitzman）的《铁笼：对韦伯的历史解释》（TheIronCage:AnHistoricalInterpretationofMaxWeber,1970），既不是一本传记，也没有增加新的传记材料；在处理问题方面也并非谨慎有节。这本书是对韦伯的一生所做的准心理分析解释。果然不出所料，这一解释主要关注韦伯与其双亲之间的关系。米兹曼也描述韦伯的病症，并把玛丽安妮·韦伯的《韦伯传》作为主要的原材料。根据已经发表的有关韦伯生平的材料（玛丽安妮·韦伯的《韦伯传》）；以及玛丽安妮·韦伯根据已经出版的韦伯信件所编辑的《青年韦伯通信集》（Jugendbriefe,1936），但筛选标准殊少教益；有关韦伯的回忆性随笔，大部分写于韦伯过世以后；并少量参考鲍姆加滕（EduardBaumgarten）手中未发表的信件，米兹曼试图重建韦伯的心理紧张与分裂，在他看来，这两者构成了韦伯与其双亲之间关系的根本特征。据此，他对以下内容做出了推断性说明：韦伯政治观点的变化，对现代德国历史的解释，有关现代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对官僚制与卡里斯马之间关系的看法，《经济与社会》（在这本书中韦伯阐述了他关于社会文化变迁的成熟理论）的主要论题，以及关注西方文明“命运”、关注身陷铁笼（steelhousing）式生活中的自由之前景的韦伯式悲观主义——可称之为韦伯的历史哲学。参见Mitzman,pp.6,11—12,50,73—74,107,169—174。此处显然不是对“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的功绩做出评判之地；然而，已经发表的有关韦伯生平的材料，既不够坚实也不够可信，不足以支持米氏过于夸大的“解释”结论。
3 韦伯作为一名作者，在他为《法兰克福报》所写的那些文章中可能表现得最好。在这些文章中，论辩成为韦伯的主导式言说风格：修辞、讽刺、刻薄挖苦都很明显，这些风格元素也正是韦伯在其学术著作中力图去除或者至少是有所节制的东西，不过他往往没有成功。其中最好的例子就包括下面这些：“所谓的教学自由”（“DiesogenannteLehrfreiheit”,FrankfurterZeitung,September,1908）“俾斯麦的外交政策与当今现实”（“BismarcksAussenpolitikunddieGegenwart”,FrankfurterZeitung,December,1915），“责任问题研究”（“DieUntersuchungderSchuldfrage”,FrankfurterZeitung,March,1919）。
4 韦伯对社会文化科学问题域的认识预示着一种科学理论观，如今这种观念已在科学哲学中变得非常流行。照这种观念，所有学科的实质性理论工作，都有赖于某些“预设”“范式”或“说明范式”，它们是使科学研究在学科内得以可能的概念图式。这些图式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是松散的、不明显的、有问题的。图式元素的变化构成了所有学科最重要的变迁。因为它们能改变甚至转换“常规”科学家对其研究之根本宗旨的看法。这种观念及其变体的一些最重要的版本有：库恩（Kuhn,1970）、图尔敏（Toulmin,1961）、波普尔（Popper,1963a）、波兰尼（Polanyi,1958）、汉森（Hanson,1958）以及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1962,1965）。
5 此文的修订版就是著名的“社会学与经济学中‘价值中立’的意义”（Weber,1918）。1913年版是那份仅仅为社会政策协会内部成员提供的手稿（共134页）中的一部分。这是社会政策协会在1914年1月5日所召开会议的主题，此次会议单独讨论了“价值判断”（Werturteile）在社会文化科学中的地位问题。熊彼特、斯普朗格（Spranger）与维泽（vonWiese）等人也提交了论文。协会的这次会议显然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会议，因为协会平常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其成员在政治、道德、理论与元理论假设上的分歧容易使讨论变得很困难。韦伯关于价值判断在社会科学中所处地位的立场（这一立场现在众所周知），绝对属于少数派观点。按照弗朗茨·博泽（FranzBoese）——研究协会历史的专家——的说法，韦伯提前离场，而会议却继续热烈地讨论他的主题。有关此文的更详尽的细节以及此文的写作背景，请参看FranzBoese,1939,pp.145—148。
6 把韦伯对“方法论”的看法与一种常被视为英国式的哲学观做对比会不无启发。比如，艾耶尔认为哲学家非常“匠气”（journeyman）（Ayer,1947）。这似乎也是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Ryle,1951）与奥斯汀（J.L.Austin,1961,1962,1964）的立场。维特根斯坦喜欢用一个与此不同但紧密关联的隐喻：把哲学视为治疗术。这种观点——认为哲学本质上是谦恭的、近似看门人式的，关注由科学研究所提出来的概念、逻辑或语言问题——看起来源于洛克的《人类理解论》（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在“致读者的信”（EpistletotheReader）中，洛克把自己的哲学事业比作“下层劳动者”的工作，“清扫了下地面，移走了知识之路上的一些垃圾”。作为下层劳动者的哲学家——其功能大概是识别并处理垃圾，以使科学工作能进步无阻——区别于科学理论的“伟大建构者”，后者（洛克提到了波义耳、牛顿与惠更斯）“在促进科学进步上的博大宏思，必将留下永为后世所仰望的纪念碑”。
7 针对新老两代历史学派成员对马克思著作的学术回应，迪尔特·林登劳伯（DieterLindenlaub,1967,pp.272—291）做了有用的讨论。他为如今可被称作“代际冲突”的东西提供了证据。
8 在《德国士绅的衰落》（TheDeclineofTheGermanMandarins）一书中，弗里茨·林格（FritzRinger）试图找出这种对方法论之争看法的某些来源。这一点亦可参看伊格尔斯的论文“论德国历史主义的消亡”（Iggers,“TeDissolutionofGermanHistoricism”,1965）。
9 围绕着韦伯所谓的“实证主义”所产生的旷日持久且毫无结果的争论，迄今为止仍然是社会科学界的奇谈，这正好反映了研究韦伯元理论著作的大致学术水准。有关这一争论的最新文献，可以参看奥托·斯塔姆（OttoStammer,1965）、哈贝马斯（1963,
1969）以及施罗耶（Schloyer,1873）。
10 参看波普尔（Popper,1963b,p.292）。这种看待韦伯意图的观点已经相当流行。亦见阿贝尔（Abel,1948）、马丁代尔（Martindale,1959）、朗（Wrong,1970）以及里特（Leat,1972）。
11 关于这一点，韦伯的“新康德主义”，特别是他对李凯尔特知识论的信奉，看起来已经相当明了。自从《科学论文集》初版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了德语文献中旷日持久且毫无结果的争论主题。韦伯是新康德主义者、观念论者、资产阶级阵营中的马克思、亚里士多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甚或存在主义者？朱迪斯·雅诺乌丝卡–本德尔（JudithJanowska-Bendl,1965）考察了这类文献。
12 参见以下第153—154页，韦伯的一个例子阐明，在哪些条件下需要解释，在哪些条件下可能进行解释。
13 韦伯也用如下方式表达这一观点。“在与一切具体自然过程的因果解释完全相同的逻辑意义上，对动机的历史‘解释’同样属于因果说明。”因为对动机的历史“解释”受到如下限制：“其目标是发现‘充分的’基础（至少是作为假设的充分基础）。”（Weber,p.194，见本书）
14 在讨论哪些条件下可能对梅毒进行社会文化阐释时，韦伯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参见以下第157—158页。
15 这是亨利希（Henrich,1952）的论题，它可能是战后德国研究《科学论文集》的所有著作中，受到讨论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份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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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韦伯的元社会学理论，出现了大量的批判与解释文献。以下简要列出了其中主要的英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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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ACritiqueofMaxWeber"sPhilosophyofSocialScience,LondonSchütz,Alf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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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出现的两篇期刊论文值得一提。一篇是JohnTorrance的“马克斯·韦伯其人与其方法”（“MaxWeber:MethodsandtheMan”,EuropeanJournalofSociology［volumeXV,number1,1974,pp.127–165］）。讨论了一些最近出现的有关韦伯元社会学的英语、法语与德语文献，［颇有裨益］。鉴于当代这种学术风气，不可避免会出现关于韦伯的“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同样也会产生针对韦伯的“结构分析”。詹明信（FredericJameson）的“正在消失的调停人：马克斯·韦伯的叙事结构”（“TeVanishingMediator:NarrativeStructureinMaxWeber”,NewGermanCritique,volume1,number1,1974,pp.52–89）即是一例。这篇文章细致敏锐地考察了韦伯的元理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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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书中为着重显示。——编者注
(2) 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1769年9月14日—1859年5月6日），德国科学家，与李特尔同为近代地理学的主要创建人。生于德国柏林，亦逝于德国柏林，是世界第一个大学地理系——柏林大学地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
威廉·冯·洪堡（WilhelmvonHumboldt,1767年6月22日—1835年4月8日），生于德国波兹坦，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者，也是著名的教育改革者、语言学者及外交官。——中译者注，后同
(3) 方括号内文字为中译者所补，下同。
引言
下面的片段并无意于以文学手法描绘前辈大师的肖像。相反，其目的非常有限，就是试图确立一些基本的逻辑与方法论问题——在我们的学科与历史性科学的上一代人中所讨论的一个主题——如何影响历史经济学1的早期阶段，并弄清历史学方法的第一批重大成就是如何努力应对这些问题的。即使我们的分析一再提到历史经济学的弱点，那也是因为这些弱点是历史学方法的本质特征。正是这种弱点不断引起我们对那些作为我们科学工作基础的一般性预设进行反思。对这些一般性预设进行研究是下面这类考察的唯一目的，这类考察必须坚持不懈地避开完整的“文学”刻画，以为那些自明的或者看似自明的问题提供更加广泛的分析。
今天，威廉·罗雪尔（WilhelmRoscher）、卡尔·克尼斯（KarlKnies）以及布鲁诺·希尔德布兰德（BrunoHildebrand）被视为“历史学派”的开山元老。无论如何，我们都不是故意贬低希尔德布兰德著作的重要意义。不过，即便正是希尔德布兰德，在某种意义上也只有希尔德布兰德，运用了今天被称为“历史的”那种方法，也还是可以把他排除在下面的分析之外。就我们此处所关注的问题来看，他的《经济学的现在与未来》（EconomicsofthePresentandFuture）一书中所包含的听天由命的相对主义只不过是沿用了前人的思想，一些是罗雪尔的，一些是其他人的。再者，不先讨论罗雪尔的方法立场，就无法理解克尼斯的方法论观点。克尼斯最重要的方法论著作——他把它题献给了罗雪尔——既想处理那时已经出版的罗雪尔的著作，又力图分析古典经济学代表们的著作，古典主义在大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直到罗雪尔时代。此时海德堡大学的劳（Rau），也就是克尼斯的前任，被公认为古典主义的领军人物。
因此，我们将从刻画罗雪尔的基本方法论观点开始，这些观点可以参见他的《修昔底德的生平、著述与时代》（TheLife,Work,andEraofThucydides,1842）、《历史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讲义大纲》（OutlineofLecturesonPoliticalEconomyAccordingtotheHistoricalMethod,1843）以及他在1840年代所写的文章。我们将关注他的《经济学体系》（SystemofEconomics，1854初版，1857再版）第一卷的最初几版，此书后于克尼斯著作出版。之所以关注罗雪尔的后期著作，是因它们对克尼斯所试图把握的那一观点做了前后一致的表述。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