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舜驾崩的噩耗，如同凛冬的寒风，瞬间冻结了刚刚焕发生机的九州。帝都内外，缟素漫天，悲声动地。万民尚沉浸在对圣王的无尽哀思中，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已如阴云般笼罩在联盟上空——帝位，该由谁继承？
按照古老的禅让传统，以及帝舜晚年南巡的深意，几乎所有人都将目光投向了功盖天下的司空禹。然而，就在这举国哀恸、人心思定的关键时刻，禹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惊愕的决定。
他没有前往帝都主持大局，没有凭借其无人能及的威望顺势接管权力，而是遵循古礼，为帝舜结庐守丧，随后，他做出了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举动——避居于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
这是一种极其谦逊且充满政治智慧的姿态。他将帝都和象征权力的中心，留给了帝舜之子商均。此举既是对帝舜的尊崇，也是对其血脉的尊重，更是对“禅让”制度本身纯洁性的维护。他在用行动告诉天下：我禹，绝非恃功自傲、强取豪夺之辈。帝位传承，当遵循法度与人心，而非武力与权势。
于是，在帝舜丧期之后，一幅奇特的景象出现了：帝都之内，商均依礼继承了其父的部分宫室与仪仗，名义上成为了联盟的共主。然而，那座象征着最高权柄的殿堂，却异常冷清。四方前来朝贡的诸侯、禀报政务的州牧、乃至朝廷的文武重臣，在依照惯例向商均行过礼节性的拜见之后，无一例外，都会调转车驾，浩浩荡荡地离开帝都，向着西南方向的阳城而去。
阳城，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小邑，此刻却成为了天下真正的中心。禹居住的简陋庐舍之外，车马络绎不绝，旌旗遮天蔽日。九州诸侯，各方首领，皆汇聚于此。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贡品与政务，更是明确无误的拥戴与期盼。
“司空之功，上通于天，下至于泉！非司空，吾等早已为鱼鳖之食，焉有今日？”
“商均何德何能，可居帝位？天下，当有德者居之！”
“请司空为天下苍生计，勿再推辞，早正大位，以安人心！”
呼声如潮，日夜不息。民心向背，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不是任何人的阴谋或策动，而是历经洪水劫难后，亿万生灵用脚投票，做出的最朴实、也最坚定的选择。他们感念禹的恩德，信赖禹的能力，也只愿意接受禹的领导。
避居阳城的禹，并非真的超然物外。他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聆听着来自四方的声音。诸侯与万民的拥戴，既在他的意料之中，也让他感到沉甸甸的压力。他知道，帝舜的禅让之志，已然通过这种方式，清晰地传递给了他。若再坚持推辞，非但不是谦逊，反而可能引发新的动荡，辜负帝舜的托付，也辜负天下万民的期望。
时机，已然成熟。
在群臣与诸侯的再三恳请下，禹终于走出了阳城的庐舍。他没有立刻前往帝都，而是首先在阳城接受了诸侯的朝拜，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默认。随后，他率领着这支代表天下民意的庞大队伍，启程返回帝都。
帝都的商均，面对如此大势，深知已不可为。他本就才智平庸，更无与其父其“兄”（禹曾为舜臣，情同手足）争雄的野心与能力。他平静地、甚至带着一丝解脱地，交出了象征性的权柄，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于是，在帝舜曾经治理天下的明堂之上，在群臣与诸侯的见证下，一场虽无先前尧舜禅让那般充满戏剧性仪式，却同样庄严而意义深远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
禹，正式即位，成为华夏联盟新的共主。
他没有立刻更改历法，没有急于宣扬自己的功绩，而是首先率领群臣，面向南方苍梧之野的方向，再次隆重祭祀了帝舜，告慰其在天之灵。
“舜帝，”禹在心中默念，“您未竟之志，您所珍视的‘天下为公’，禹，必不敢忘！吾将竭尽肱股之力，守护这您与尧帝、与天下万民共同缔造的九州！”
至此，尧舜时代“禅让”的政治理想，在历经波折之后，得以最圆满的延续。它并非简单的权力让渡，而是一种基于德行、功绩与民心所向的、近乎神圣的政治传承。帝舜以其最后的南巡与生命的终结，完成了对继承人的最终确认；而禹，则以其卓越的功业、谦逊的姿态和众望所归的拥戴，完美地回应了这份信任。
一个由圣王禹开启的新时代，正式降临。历史的篇章，翻开了名为“夏”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