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倾覆之原因——土地让与之灾害——共和国在海外之成功恐怖之继续一一丹东派、吉伦特党及"泽沼""党联合以倒罗伯斯庇尔——保安委员会之不得民心——罗伯斯庇尔攻击巴勒尔及富奢——他在国民大会之演说——演说之影响——新11月9日——罗伯斯庇尔及其党徒之被捕——公社之努力——市政厅之占领——罗伯斯庇尔及恐怖党之死刑——大革命之终局——反动派对于死刑之继承——工人骚乱之酝酿——最后的山岳党之死刑——资产阶级之胜利一一王党的表示——革命之遭屠杀一一反动继之以执政府时代——革命党之最后努力——拿破仑称帝
罗伯斯庇尔固然有许多崇拜他的敬服者，但他也有一样多之深恨他的敌人;他们随时随地都把恐怖所造成的悲惨归罪于他，使他成为一个惹人恨的人。他们又把他与加色嶙•特阿(СаЛеппеТЬёоО—她是一个自称“上帝之母”的疯狂老神秘者——的行为连同一起,使他成为一个受嘲笑的人物。
但是足以倾覆罗伯斯庇尔，显然地并不是这些个人的敌意。他的彳顷覆是不可免的，因为他所代表的统治，已到失败之境。大革命直至1793年8月或9月，从来是向上的，此后则趋于向下的方向。它现在正在罗伯斯庇尔所代表的雅各宾统治之过渡时代，这个统治轮着来要让位于“法律及秩序”者,他们久就要遏止革命，他们只在等待着一个机会，可以不激起巴黎人民之暴动而打倒“山岳党”之恐怖政策者。
大革命之对于经济，系以个人之获得为基础，因而产出一切的罪恶，这一点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革命应该注意于全民的幸福，否则，它定被那些剥削国家而使自己发财的人所倾覆。无论何时，凡是由革命所造成的财富之变易，总要顾及全社会之利益,而决不能只为个人的利益。大革命之致命伤,就是因为走错了这一着。
教会与贵族被充公之产业，已到了私人手中,这些都本应该归还给各乡村及各城市的，因为他们从前是属于人民的——在封建制度保护之下,个人是附着于这些土地的。这些耕地，丝毫没有贵族或宗教的来源。除开少数僧团会社之外，始终没有贵族或僧侣会亲自去开辟过一点土地。所有的耕地都是那些被称为农奴或佃奴的人耕种的。使这些土地成为可接近，可居而有价值的是他们，所以应该归还给他们。
但是,宪法议会及立法议会，甚至国民大会，都承认贵族，僧寺，礼拜堂及教会,对于素来所享有的土地之权利为合法的；而各议会取得这些土地来发卖时，大部分卖给了资产阶级。
这几年中所发卖的产业之总价值,达一千五百万万佛郎，对于购买者的条件极宽,——倘能勾结当地执权者，还能得到更宽的条件;如此，则对于这购物之争夺情况，便可想象得到。著名的“黑队”，就这样在各省形成了；国民大会之特派员虽竭力去防止，然而无用。
这些强盗们之害人的势力，再加上巴黎之投机者及军队中之包揽人,逐渐及于国民大会；国民大会中山岳党之诚实者，便发现他们在与“逐利者”相对垒，但是无力抵敌。议会中还有什么反对他们呢？激烈派已被打倒，巴黎各区团已被破坏一一国民大会中除“泽沼党”之外，还有什么呢？
6月26日（新10月8日）打败奥英联军的夫鲁诺斯（珂еи-ги、）之胜仗一一这一胜仗结束了本年在北方之战役——以及共和国军队在庇里尼斯山，亚尔卑斯山及莱茵河之胜利，又加上从美洲运到了大麦一据说会牺牲几艘战船一一于是极想恢复秩序的“温和派”，便拿这些作为他们之有力的理由。他们说:“现在战事快要过去了，还要革命的政府做什么？现在是要去订立法律的条文，废止由革命委员会及各省民众会社所组成的政府。现在是恢复秩序结束革命时代的时候!”
但是，普通谓是由于罗伯斯庇尔的恐怖，并未放松,而仍在照常继续。新10月3日（6月21日）赫尔曼（Негтап）,他是个政府人员，“民政,警务及法庭之特派员”，向保安委员会提出陈述，要求追究牢犯中之阴谋，并且暗示着“现在急须澄清牢狱”。委员会予以处理之权，于是便开始可怕的“一批一批”，男男女女用囚车装至断头台去，巴黎人看见这种景像,觉得比9月屠杀还更觉得可怕。这些死刑是惹人憎恨的，因为谁也不知道他们要到什么时候止，而且在举行死刑的时候，却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红灯酒绿，歌舞欢宴的时候，而日见得意的王党纨褥子弟也在欢喜。
谁也觉得这种情况不能再下去了；国民大会之温和派便利用了这一着。丹东派，吉伦特党，及“泽沼党”之议员联合一起,集中他们的力量以打倒罗伯斯庇尔为第一着。巴黎之情况也是有利于他们的计划，因为保安委员会曾毁坏了各区团——民众运动之实在的中心。
新11月5日(7月23日)在公社之大议事会中，罗伯斯庇尔的密友而现已当权的伯羊，发布一道对于工人很不公道的命令,因而使公社失了民心。这个议事会命四十八区团中，宣布最高限度，以限制工人之工资。我们已说过,保安委员会早已失去民心，因为它破坏了各区团之自治权,而任命他们委员会之一部分委员。故此，这时机已到了政变酝酿成熟的时候了。
在新10月21日(7月9日)，罗伯斯庇尔才决定向他的敌人进攻。在八天以前，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就提起有人要向他挑战的话。他现在则更进一步，语侵巴勒尔——这位巴勒尔就是当在国民大会倘须放大炮的时候，即用得着他来做恭顺的工具。两天之后,他又在雅各宾俱乐部直接攻击富奢,攻击他在里昂之行为，竟得通过要召他出席俱乐部来答覆。
在新10月260(7月14日)战争便开始了，因为富奢拒绝出席雅各宾俱乐部。至于攻击巴勒尔，意即攻击柯洛赫布瓦及比洛发棱，还有公安委员会之有势力的二人滑即尔(УаЖег)及和懒(Уои11аМ),他们常和巴勒尔商议而且助他处理狱中阴谋事务。
故此，所有觉得自己是受威赫的左派达连(Та1Неп),巴勒尔，滑即尔，和懒，比洛发棱，柯洛赫布瓦，富奢——便结合起来反对那“三巨头”——罗伯斯庇尔，圣朱士及谷桑。温和派如巴拉斯（Вагга、），罗未尔（Коуёге）,迪利昂（ТЫгюп），各多瓦（СоигМС，博尔敦，及其他等,他们为自己打算,是要想整个的“山岳党”倾覆，连同柯洛赫布瓦，比洛发棱，巴勒尔，滑即尔及其他等，都在一起;他们自然觉得最好是先下手罗伯斯庇尔派，成功之后，其余的便易于对付。
这个暴风雨遂于新11月8日（1794年7月26日）爆发于国民大会。这是预料得到的，因为大厅中已挤满了人。罗伯斯庇尔预备了一个很精细的演说来攻击公安委员会，说它要阴谋反抗国民大会。他说，他要来拥护国民大会及他自己，以抵御这些诽谤者。他也要保护他自己来抵抗“迪克推多”的倾向，他对于他的敌人决不让步——甚至对于康盘，他提及过他，以及马拉美（Ма11агт6）和拉墨尔（Кате1），他借用激烈派的话，说他们是“佛意党，贵族，恶棍”。
因为人民极想知道他的结论之故，他竟得演说完毕;当他表示出来之后,人家便觉得他在实际上是想增大他自己及他同党之权威。在他的演说中，没有什么新眼界，新程序。它不过是主张要有一个更有权力的政府——此更大之权力，用以从事高压。
他在那结论中说:“什么才足以补救这个罪恶呢？处罚判徒，将公安委员会完全改组,肃清这委员会而使其隶属于保安委员会;保安委员会也要澄清；国民的国民大会是中心，是裁判官，要使政府之联合体隶属于它的权威之下。”当时大家都了解他的意思是要以更大的威权赋予他的三头政府，用以攻击柯洛及比洛特（В山аМ）,达连及巴勒尔，康盘及加诺特，滑即尔及和懒。右派的阴谋家必定擦过他们的手。他们只让达连，比洛发棱及其他山岳党来动手。
就在那天晚上，雅各宾俱乐部对于罗伯斯庇尔的演说很热烈地称赞，并且有很凶的表示以攻击柯洛赫布瓦及比洛发棱。甚至有人提议要结队往攻两委员会。但只谈谈而已，并无实际行动。雅各宾俱乐部始终就不是行动的中心。
在那晚上,博尔敦及达连得国民大会右派议员之助力，他们所同意的计划就是阻止罗伯斯庇尔及圣朱士之发言。
在第二天，新11日9日，圣朱士正要起而陈述——也许这个陈述是很和平的，因为它只要求修改政府的进程——比洛发棱及达连不让他宣读。他们要求逮捕“暴君”，意即指罗伯斯庇尔,“打倒暴君!”之呼声，为“泽沼党"之全体所响应。罗伯斯庇尔想起而发言，但是他也被阻止了。当时发布一个命令要控告他，连同他的兄弟,圣朱士，康盘及拉巴斯,他们立即被捕，分别解往各监狱。
同时，国民卫军统领安利阿(НапгюО,带着两员副将及几名卫兵，快马向国民大会进行;有两个国民大会议员看见他在圣昂诺尔街(Вие8а1п1-Нопогё)走过时，就用他素所命令的六个卫兵将他逮捕。
公社之大议事会到晚上六点钟时方开会。它当时发出一道向民众申诉书，要他们起而反对巴勒尔，柯洛，博尔敦及阿麻尔；并派出柯芬亚尔(СоШпЬа!)去营救罗伯斯庇尔及其朋友，当以为他们被关在保安委员会所驻之屋中，但柯芬亚尔在那儿只看见安利阿，他将他释放了。至于罗伯斯庇尔始则被解往卢森堡，那儿的官吏拒绝接受;他本该直往公社去的，去加入暴乱派中，而他却到铁匠埠之警察署，而在那儿并无何种举动。圣朱士及拉巴斯自由之后，即往公社;柯芬亚尔又被议事会派往寻找罗伯斯庇尔，他不得不强迫他往市政厅，大约在八点钟时他才到那里。
公社议事会开始准备着一个暴动;但是各区团显然无心来反对国民大会而同情于那些人一那些人曾把硕墨特及赫伯尔送上断头机，杀了奢格•罗克斯，免了巴舍的职,而且破坏了各区团之自治权。而且，巴黎觉得革命是要死去了，公社议事会要激起民众暴动去拥护的人,是不能够代表民众的主张。
到了半夜,各区团还没有起事的表示。路易•布兰说，他们已呈分化的状态，民事委员会已不能与革命委员会及普通会议一致。首先服从公社之十四个区团，无所作为，而反对的十八个区团中，有六个是邻近于市政厅的。奢格•罗克斯的格拉维尔区之人民,甚至成为两队之中心，依从国民大会之命令而向市政厅出发。①
同时，国民大会宣布叛徒及公社为法外之人，当这个宣布令在格勒夫广场宣读时，驻扎该地而无所事事的安利阿之炮兵都一个个地溜了。不久，市政厅为格拉维尔及亚息斯所来之队伍所侵入，而广场上已闻无一人了。有一个青年卫兵，首先走进罗伯斯庇尔及其友辈所在之房间，开一手枪,中了罗伯斯庇尔之腮
①梅烈说，各区团并不发动,只恭顺地依从他们的委员会，而委员会之委员却是倚靠于保安委员会及公安委员会的。……他们召集初级会议的权利.也被禁止;在共和国二年8月20日（1794年5月9日），公社之国民代表伯羊代替了硕墨特，他曾有信警告他们说，在革命的政府之下，是无所谓初级会议。……这就是说,他们的权力完全被剥削了。梅烈在叙述各公社服从于雅各宾党的澄清运动之后，他的结论说:“所以米施勒是不错的，他说这时各区团之议会是死去了，所有的权力都过给了革命委员会，而革命委员会又是由政府任命的，因而没有生气了。”新11月9日（关于这一点，梅烈在文件保存中找到了好些证据），几乎在所有的各区团中，革命委员会都已召集起来，在等待着政府的命令。所以.各区团之没有反对新11月党之行动,不足惊异的。
瓠。于是拉巴斯自杀了，罗伯斯庇尔的弟弟想从三层楼窗跳下去寻死，柯芬亚尔便捉住了安利阿，责以大事误于他一人之手,把他抛出了窗外;圣朱士及谷桑无抵抗地被捕。
第二天早晨，仅经验明正身之后，便全付死刑，共有二十一名。他们的刑场在革命广场，中经一个长途，饱受反革命派之侮辱。时髦人物都匆匆地来看热闹，甚至比看赫伯尔派受刑的那一天还要高兴。窗口用重价出租，太太们穿着盛服坐在那里看。
反动胜利了。大革命终结了。
我们现在用不着叙述新П月后之白色恐怖的详细情形，在当时曾酝酿有两次暴动来反抗这个新统治:共和国三年新9月3日之运动,及共和国四年巴布之阴谋。
惯谈温和政策而反对恐怖的人，却以之来巩固自己及其友辈。他们握权后之第一桩事情就是将他们所打倒的山岳党，全付死刑。在三天之内，新11月ЮП,11日，12日（7月28,29,30日），付死刑的有一百零三人。资产阶级中不时提出弹劾令,断头机则用个没有停——此刻是归反动派所用。自新11月9日至新9月1日，不到十个月中，有七十三名山岳党议员被处死或被监禁，再以七十三名吉伦特党加入国民大会。
现在是轮到真“政治家”当权了。商品之“最高价格律”很快地废止了，因而产生一个可怕的危机，投机家从中获利不少。资产阶级是弹冠称庆,他们在后来的1848年6月及1871年5月，也是如此。由富勒安（Ргёоп）组织的纨褥子弟统治了巴黎，而工人们看见革命打倒了，只爬回他们的陋巷，而静待着以后起事的机会。
他们在共和国三年新7月12НС1795年4月1日），及新9月1日（5月20日），又起暴乱要求面包及1793年之宪法。在这时附廓各区曾表现出很大的精神，但是资产阶级这时已组织好了它的军队。革命法庭已废止了，所以最后的山岳党一一罗美(Котте)，波尔波特(ВоигЬо廿е),杜洛瓦(Вигоу),桑布兰西(ЗопЬгапсу)，哥禅(Сощоп)及杜格骆瓦(Вициезпоу)都由军事委员会定以死罪而去执刑。
此后便是资产阶级成了革命的主人，而革命日趋没落。这反动不久便显然变成王党的。“金边队"再不藏躲着了，公开地穿着布勒郭王党(СЬоиапз)之绿或蓝色的灰外衣，而虐待那些所谓“恐怖党”——即是所有的共和党。其迫害则整批的与零碎的都有。凡是赞助处死国王一一或在他出奔发棱后被逮捕——的人，凡参加攻打杜意勒利宫的人，只要经人向王党批出，则其性命不保。
在各郡中，尤其是在南部，“耶酥会"(Сотраетез扇1ёзи8)太阳会,,(Сотра8П1езбе8о1е11)及其他王党之组织，都实行整个的报复。米格勒说:“在南部的任何地方，几乎都将9月屠杀重演一次。”这自然是指王党的9月之重演。除开整批的屠杀之外，上述的耶酥会及太阳会还去追逐个人。在里昂，他们只要找到一个不曾被屠杀的革命党，便可不轻审讯将其杀死而投尸于伦河。同样的事实也发生于达拉斯冈(Тага时оп)。
反动之增长迄至共和国四年新2月4日(1795年10月26日)国民大会解散时为止。执政府继之而准备着后来的领政制更进而为帝国。执政府时代之于资产阶级，是个可怕的牺牲，把他们自革命以来，尤其是自新11月反动以来，所得之财富，无限制地浪费了。如果革命时代所发行的纸币为八千兆，则新П月反对时代发行之数十倍于此，因为它于十五个月中所发行的数目已达三十千兆。由于这些纸币之大量印发,我们便能推算“逐利者”在这时期所聚的财产之总量为如何。
1796年5月，在巴布领导下之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又凭他们之秘密结社而起暴动，但他们在未成熟时即已被捕。共和国四年新12月23日（1796年9月9日）在格勒内尔（6епе11е）之起事,也失败了о巴布及达尔兑（ПаггЬё）被定死罪，他俩于共和国五年新9月7日自杀。但是王党也于共和国五年新12月18日（1797年9月4日）失败了，执政府时代直至共和国八年新2月18日（1799年11月9日）为止。
在那一天,拿破仑实行政变,这位握有军权的旧无裤党将议会完全推翻。
延长七年的战争，便这样达到一个逻辑的终结。拿破仑于共和国十二年新8月280（1804年5月18日）称帝，战争又爆发了，直至1815年才有短时间的停息。
可怕而有权的国民大会于1794—1790年间自己覆灭了，傲岸而强固的共和国消失了，法国在执政府之摧毁的统治之后，陷于拿破仑的武力约束之下;人家看见了此种情形，免不了要问:“如果国民仍是处于独裁专制之下，革命又值得什么呢?”在19世纪中常常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在怯懦保守的人,则一再以此来为反对革命的理由。
以前这许多页便够答覆这个问题。那些在革命之中，只看见政治改革的人,忽略它之经济的及教育的工作的人，才会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看见，在18世纪末日，新2月18日政变时代之法国,决不是1789年以前的法国了。在旧法时，贫困不堪，三分之一的人口感受饥荒的痛苦，她能够担负起拿破仑时代的战争吗?而况这些战争，又发生在1792年至1799年间共和国对外的可怕战争之后，是以一国来和全欧对敌。
这事实就是因为自1792—1793年以来，已建立了一个新法国。在许多郡中仍然是闹饥荒，仍然感觉着饥荒之可怕,尤其是在新11月政变，废止粮食之最高价格以后。有好几郡中，麦子之出产仍是不够供给，而在战争继续时，一切运输器具都拨归军用，因而使这几郡感受饥荒。但是，任何事件都可证明今日法国对于各种生活必需品之出产，是比1789年时加多。
米施勒告诉我们，在法国从没有像1792年时这出力的耕种;农民们在耕种着从贵族,寺院及教会手中取回的土地，在叱牛时喊着:“到普鲁士去！到奥国去!”从没有开辟过这些土地,如革命这几年中一般——就是王党的著作家也得承认。1794年之第一次的丰收，拯救了法国的三分之二——最少在乡间是如此,因为这时的城市仍感觉粮食缺乏的恐怖。这并不是整个的法国饥荒,也不是无裤党的市自治机关不想方法救济失业者。这在事实上因为所有的负重之兽，不曾实际用来耕种，而用以运送粮食军需于共和国之十四军。在当时无所谓铁路，而所有的大道又和今日之俄国情形一样——几乎是不可行走。
在那革命的四年中,产生了一个新法国。农民几百年来才第一次吃到他的丰收之物,才伸直他的腰而敢于说话。在1791年6月当路易十六自发棱被当作囚犯解回巴黎，农民们在读着关于这事件的报告时,他们说:“像这样的事件，像这样的顾全公共幸福，像这样的热心,像这样的裁判与行动之独立，在1789年以前是办得到吗?”一个新国民在这同时产生了，正如我们现在看见在俄国及土耳其，一个新国民要来了。
法国由于这个新生之力量，才能维持她在共和国及拿破仑时代的战争，才能把大革命之原则传布于瑞士,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日耳曼，甚至及于俄国的边境。在这些战争之后，在法军远征埃及与莫斯科之后，我们以为在1815年之法国，一定沦于可怕之困苦，土地会荒芜不堪，可是我们在东部各地及朱拉乡间所看见的，比起路易十六时仍要繁荣;那时，伯蒋曾将马因河(Магпе)之繁茂的两岸指给路易十六看，问他这世界上是否另有一个王国，比起这个国王所不愿领有的还更美丽。
此种乡村间之自足的能力，为革命所启迪了，故法国于几年之中,成为一个小康农民之国家;她的敌人立即知道了：法国虽流了不少的血，受了很大的损失，可是在生产方面，她仍是欧洲之最富的国度。的确，她的财富并不是由西印度或海外贸易而来:乃是得自她自己的土壤，她之爱护土壤，以及她之技巧与实业。她是个最富足的国度，因为她对于财富之再为分化;她是更将富足，因为她于将来有此类可能性。
这就是革命的影响。如果平常的观察者在拿破仑时代之法国只看到对于光荣之爱慕,则历史家便能知道法国在那时所挑起的战争，就是为着保证革命所得到的结果——要保全从贵族,僧侣及富人手中所夺回之土地，以及从独裁制及宫廷手中所得到的自由。在那几年中,法国不顾一切，竭其全力来抵抗英、德、俄军之将路易十八送回;这是因为她不愿逋臣们回来,那些前贵族一旦回来，要把她农民血汗所淋之田土,及爱国者生命所换来之自由，通要拿去。故此法国苦战二十三年，最后虽不得不承认波旁家复辟，可是她还提出些条件。波旁家可以来登位,但是土地仍归那些从封建领主手中夺回来的人所领，甚至在波旁家的白色恐怖时代，也不敢碰这些土地。旧统治是再不能恢复了。
这就是造成一个革命所得到的东西。
还有些旁的事件要指示出来的。在各国的历史中,会有一个时代来到，即必不可免之基本的改革要发生于整个的国民生活中。王权独裁制及封建制度在1789年死去了;再不能够使他们生存;他们非去不可了。
但是，当时有两条路呈现于法国之前:改良或革命。
总有一个时代改良是可能的;但是，倘然在这时代得不到益处，倘然新生活的要求，遭遇顽梗的抵抗,弄到会在街上流血的这一步，如1789年7月14日所流的，于是便免不了有革命。革命一旦起来，它自然要进展以达它最后的结果——即是说，达到其可能到的最高点——这虽然是暂时的,但在这一个特别时代能使人人心中有个确定的条件。
如果我们要把演进的时代之迟缓的进程，用一条线在纸上来表现，则这条线是渐渐地，虽然慢慢地向上的。到革命来了的时候,这条线便突然往上一跳。在英国，这条线之高点则为克林威尔之清教徒共和国，在法国则为1793年之无裤党共和国。然而进步在这个高度是不能维持的，因为所有对敌的势力要联合起来反抗它,共和国便向下落了。这条线到了高度时便又向下降。反动接着而来。这条线之于法国政治生命，确实降得很低，但是它又渐渐地上升，当和议时，如1815年之法国,1688年之英国,——这两个国度此时所达的高度，比在他们之革命前，却高多了。
此后,演进又回复了：这条线又慢慢地开始上升，但是这条线之上升，不特其地位更高，而且比骚扰时代以前来得更快。
这就是人类进化律,也就是个人进化律。法国最近世史之已由公社而达于第三共和国时代，即可以证实这个定律。
法国大革命工作不仅限于在法国之所得到及所达到的。还有在原则上它遗传给后代一些东西一一它为未来指示了一个进行的方面。
改良只是对于过去之让步，但是由革命所完成的进化,则常是未来进化的希望。如果法国大革命是结束过去一百年之演进,它也指示出一个演进之程序，是由19世纪去完成它的。
在两个大革命间有一个一百年或一百三十年的时代，这时代之特性，便是由前一革命得来的,一一这就是世界历史的定律。各国都努力于其创制中，要实现前一革命所赐予的遗产。当在把前一革命所指示的行程拿来实施的时候，凡是前一革命所不能见于实行的事情，凡是在当时混乱中所流行而在革命时又未能实行或不知道如何实行的伟大思想，由是在革命时关于社会改造之计划，一起来形成了这个革命后的时代演进之实质，而且加上了演进所自然发生的新理想。于是，在旁的国度中便要发生一个新的革命，这个国度又为后来的一百年定下许多问题。自来历史的趋向便是如此。
在事实上，自1789年一1793年以后的一百年中之特质，就是两大胜利。这两个胜利之来源便是由于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却是在实现英国革命的工作，凭着英国资产阶级之杀戮国王而移其权力于国会以后之一切进步,来扩大而且增强这个工作。这两大胜利是:农奴之废除及绝对君权之废除，此后个人才有人的自由，这是领主之农奴及绝对国王之臣民所不曾梦想的;而同时这两大胜利也造成资产阶级之发展及资本主义的统治。
这两大成就是19世纪之主要工作，1789年开始于法国，而在一百年中慢慢地广布于欧洲。
1789年法国农民所开始的解放工作,凭着无裤党的军队，继续及于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日耳曼以及奥国。不幸这个工作不曾深入波兰而且没有达于俄国。
法国的资产阶级于1794年在无政府主义者,哥得利尔党以及雅各宾党的死尸上握得政权，倘使他们不阻遏革命的冲动而恢复君主政治,又不把法国交给帝政魔王拿破仑一世;则在欧洲的农奴制之废除，在19世纪前半期就已完成了，这位前无裤党而现在做无裤党将军的,很快地树起了贵族政治;但是冲动已表现出来了,农奴制已受了一个致命伤。在西班牙及意大利已废止了，虽然反动在当时得势。在1811年后，日耳曼也近于要废止，而到1848年则已完全废除。到1861年，俄国也不得不释放它的农奴，而1878年之战争，也使巴尔干半岛之农奴制消灭。
这个工作现在是完成了。贵族对于农民身上之权力是不复存于欧洲了，即令有些国家仍保留有封建负担，而农奴是没有了。
历史家很不了解这个事实。以他们终日埋头于政治问题,而不了解农奴废除之重要,这个事件便是19世纪之主要点。各国间的敌意及因而发生的战争，使历史家如此注意之列强的政策，都是发生于这个大事实一一农奴制废除而代以工钱制度。
贵族们惟恐蛙鸣有惊清梦，便令农民在田里打击着;而这些法国的农民便于一百二十年前起而反抗这些贵族，因而使全欧的农民自由。法国农民于四年中，焚毁奴役记录的文件,火烧堡垒,把那些不承认他们有人的权利之主人处以死刑，这么便挑动了全欧洲，使今日不致再受农奴制灾害。
在另一方面，绝对君权之废止，也于百余年中通行欧洲。英国之攻击是在1648年，法国之征服是在1789年，除俄国外，君权神授说的王权是再不见于欧洲了，即令俄国也是到了它的末日。就是巴尔干之小国及土耳其也有了，议会俄国也进于同一的地步。
1789—1793年之法国大革命，于这一方面，也完成了它的工作。在法律前之平等及代议政治，几乎订于全欧各国之法典。最少在理论上,这个法律使人与人之间无分别，各人都多少有点参政权。
绝对的君主——臣民之主子,及贵族——土地与农民之主子,这二者与有生以俱来的权利，现在都不存在了。现在是资产阶级统治欧洲。
但在同时，大革命还遗给我们一些更有无限意义的原则:共产主义之原则。我们业已看见在大革命时代中，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怎样发生的,在吉伦特党既倒之后，曾怎样地在这一方面有好些企图,有时是伟大的企图。富利尔主义一方面是直承兰史,他方面是得自奢利尔。巴布的主张,是直承1793年激起民众热狂的理想而来的;他，布昂拉罗的，及锡尔凡•马勒奢等不过将这些理想稍微整理，甚或只将其现于文字的形式。巴布及布昂拉罗的之秘密结社,便是后来唯物论共产主义之秘密结社的来源;后来在路易腓力(Ьош8-РЫ11рр8)之资产阶级君政下时，布兰吉(В1апЧи1)及巴尔伯(ВагЬёз)曾以此种结社在活动。再后于1866年时，国际劳工会之组设，就是直承这些秘密结社而来的。我们现在知道，当时流行“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是为避免“共产主义”这个名词而用的，共产主义之在当时是危险的，因为秘密的共产主义结社已成了实际行动的结社，而深受当时握权的资产阶级之压制。
所以，1793年之激烈派与1795年巴布之秘密活动，和后来1866-1878年之国际劳工会，是有直接相承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个理想之直接的遗传。迄至今日，近代的社会主义对于1789至1794年所流行的，在共和国二年欲以之见于实行的理想，绝对没有加上什么新的东西。近代社会主义不过使这些理想成为有系统的,或因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定议，或因考察19世纪中产业资本主义之发展中的事实，而找到些证实这些理想之理论而已。
而且，我总觉得共和国头两年的民众共产主义，虽然是不明晰，其理论虽然没有装上科学的幌子，虽然没有利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假科学的口号，可是它比近代社会主义是看得更清楚,其分析是更为深刻。
第一，这个共产主义是应用于生活必需品之消费上——不仅在生产上而已,就是将经济学家所称为消费的东西，由社会经营，由国家经营;1793年之严格共和党特别着重在这一点，他们要在各公社中建立谷米与粮食栈,要大规模地着手调查必需品和次要品而确定其价格，他们要促成罗伯斯庇尔宣布:惟有剩余之粮食才能作为贸易货物,凡是必需品都属公有。
1793年之共产主义，是由这纷扰的几年中所必然产生出来的，它只确定人类之生存权以对于土地之生产权,它之排斥个人或其家庭拥有他们所不能耕种的土地一即是超过一百二十亩一一它之要将贸易与实业由社会经营;一这样的一个共产主义，比我们现代之最低限度的进程，甚至比此类进程之一切最高限度的先声,都要来得干脆而爽快。无论如何,我们在研究法国大革命之后，便知道它是我们现在所谓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概念之源始。我们一向误解了我们这位共同的母亲，但是我们现在又从无裤党中发现了她,我们知道我们要从她学些什么。
人道一幕一幕地往前进,这一幕一幕就是由几百年之各个大革命所表现出来。在荷兰革命之后，便有英国1648—1657年的革命，再次便轮到法国。每一次大革命在固有的人道之上，再加上一些特殊而原始的东西。但在这一方面，英国只注目于各个人的个人之权利，特别着重在宗教上，以及各教区与社会上之地方权利。法国则特别注目于土地问题，而且在拼命攻击封建制度的时候，她也去攻击大宗的财产，使世界上有国有土地及由社会经营商业与主要实业的理想。
哪一个国度再来担负以后的大革命之可怕而光荣的工作呢？我们大概想到这便是俄国了。但是，她之革命是否会在限制皇权之外更进一步呢？是否会以革命的精神来处理土地问题呢？她要走到多远呢？她会知道避免法国议会所造成的错误,而将土地社会化，使之归于能用自己两手去耕种的人吗？我们还不知道:对于这个问题要有答复，是属于预言的范围。
有一个事件是确定的，在我们现代无论那一国走上革命之路，它便是我们的祖先在法国所做上的事业之承继人。这些法国人所流的血是为人类流的,——他们所忍受的痛苦是为全人类忍受的;他们的奋斗,他们所给与这个世界的理想，这些理想所起的震动！一切都是人类之遗产。一切都已结了果子，而且还结更好的果子,只要我们向着横陈我们面前的世界走去，在那里有像指示途经的大火炬,照耀着这些字——自由，平等，博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