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伦特党反对废除封建权利——7月17日之法令——封建法律全体废除——反动不能阻碍法令之效力革命之胜利
王政废止后，国民大会立即开始讨论封建权利的问题。然而，吉伦特党既反对这些权利之下须赎回而废除,可是对于领主们赎回的计划，又没有提出，故此整个的事件便中止了。但是,这是法国大半人民所认为是主要而极重大的问题，他们都在焦灼地喊着:“这革命的时代一过去后，难道说还要我们的颈项再受封建约束,再来忍受饥荒的恐惧吗?”
我们才已看见，在吉伦特党之领袖被逐于国民大会以后，恢复公社的土地给公社之法令，便立即通过了;但国民大会对于封建的权利，却仍在犹疑不敢进行。仅仅在1793年7月17日，毕
竟决定敲了一家伙,使大革命竟由立法方法而达到它两个主要目的之--完全废除封建权利。
到1793年正月24日，王权不再存在了；而现在在1793年7月17日，法国之法律再不承认封建领主之权利人役使于一人。
7月17日之法令是非常明晰的。以前两个议会于各封建权利加以区另，，希望仍能保持其一部分,此种区别也取消了。任何根据于封建法律之权利,均不得存在。那法令上说:“一切昔日贵族的负担，封建的权利，无论其一定的或临时的，甚至去年8月25日之法令所保留的，概不须赎回而废止”，毫无例外;惟属于土地之租税及劳力负担仍保持，因其起源并非封建的。
由于1789年及1790年所定的封建租税及土地租税之类化，已完全取消了。任何租税及义务，倘其起源是封建的，便该当然废止而无须备价赎回。1790年之法律规定，如有人租用一块土地，可付值二十或二十五倍年租之值以购得这…块土地;这个条件为农民们所接收了。但是，这个法律又规定，在地租之外，如果领主还加以封建性质的负担-一例如:发卖或继承捐,农夫对地主的个人义务之抵款或税款,如用地主之磨坊及酒榨,农产出卖权之限制，收获之缴纳,甚至解租时之缴纳，或当土地易地时一一类似这一切的负担，均须如土地租税一般地加以赎回。
可是这时的国民大会，真拿出革命手段来了。它抹煞了这一切的区别。你的农夫占用他的土地是有封建性质的义务吗?倘然如此，不管你叫这种义务作什么，统无须赎回而废除。或者,如果你的农夫缴付那与封建无关的地租;此外，你却再加以押款，税款，或某种封建负担。在这种情况，他便成了土地的领有者，对于你并不负担任何义务。但是领主可以答道，这义务不过是名义上的。那你就坏了。你要使你的农夫成为一个附庸;而他却是自由的并且全部占有附有封建义务的土地，却对于你不负担什么义务。
萨惹克说，本来是普通人“或是由于虚荣，或是由于习惯力量，而使用这被禁的形式;他们在租约中，规定对于买卖要征很轻微的税款”,——他们只是打算来充贵族。这于他们可更坏了。国民大会因不追究他们是打算来充贵族或成为一个贵族。
它只知道，一切的封建负担开首虽是微末的，习惯的，但经过了相当时期，便很能压制人家了。此种契约是很染有封建制度色彩，正如过去几百年中那些足以奴使农民的东西一般;国民大会见到了此中有封建制度之痕迹，所以它便把土地给予那些租土地的人民，而无须备价赎金。
:还不止此:它还命令“所有承认现时废除的负担之领有文契
г通须毁坏贵族，书吏，土地特派员，须将那些使一阶级有权以
§压服另一阶级之领有文契及特许状，通限于二个月内缴至各市
3政机关之案卷处，成堆山一般地来焚毁。农民在1789年于叛乱
?中以身试验所做的事，现在却由法律来做了。“各贮藏所于各记
₽录之原本或抄本倘有隐藏，减少，或保留，则处以五年之徒刑。”
有好些记录证明对于土地之封建的国家领有权，因为在以前国家也有它的农奴，后来变成它的附庸。但这无关系。封建的权利必得消灭。宪法议会曾经只解决封建的爵位—王爵,伯爵，侯爵一一问题，现在的国民大会却解决了封建制度之经济的权利问题。六个月后,共和国二年新5月8НС1794年正月27日）因为有无数的抗议,主要的各书吏，他们在同一簿中，而且当在同一页中，记载了仅附于土地的负担及封建的负担；于是国民大会准许停止法会中第六款的工作，而各市政机关也允许保全他们文件所中之混合的领有文契。但是7月17日的法律并未损害,而且在共和国二年新8月290（1794年5月18日），国民大会更确定那个法令，规定一切“微带封建制度之痕迹”的租税,通无须备价赎回而废止。
1794年反动得势后，而力不足以破坏这个革命的改革之效果,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我们业已看见，自成文法以至于实施,经过了一个长的路径。故此,在农民没有起而反抗贵族的地方,在农民反而反抗无裤党的地方,如在凡兑之在贵族及僧侣的领导之下，在村自治机关仍操于僧侣及富人之手的地方,一6月11日及7月17日之法令是未见于实行。在这些地域的农民,不曾收回他们公社的土地。他们不曾烧毁封建的领有文契;他们甚至没有去购买国营的土地，因为害怕教会的诅咒。
但是在许多地方一各郡的大多数一一农民已买了国有的土地;他们甚至到处逼着各机关分作小块发卖。他们占有他们从前由贵族手中租来的土地，在植了一株“5月树”之后，便绕着它跳舞，而烧毁了一切的封建文件。在事实上，他们从僧侣，本地之资产阶级及贵族手中夺回了他们公社的土地,一在已办到了这一步的地方，虽有反动之潮再来，也不足以征服此已见诸实行之经济革命。
反动开始于新11月9日，随之而起的便是富有的资产阶级之“蓝色”恐怖。往后接着有执政府，领政，帝国，及复辟,把大革命之民主的建设，大部分都毁去了。但是大革命所完成之这一部分工作仍然存在:它抗拒一切的攻击。反动能于相当程度，将大革命之政治工作倾毁;但它的经济工作仍然自若。在革命的纷扰中所形成之新形式的国民仍然存在，而且在辛勤工作。
还有一桩事。当我们研究在法国所完成的大革命之经济的结果，我们便了解：由封建国家自身凭官方而废除之封建制度,如1848年之在普鲁士，或1861年之在俄国，与由民众革命所完成的封建制之废除，是有极大的差别。在普鲁士及俄国的农民之得以免除封建负担及强迫的徭役，却失去了他们所有的大部分土地，而且要付足以使其倾毁之繁重的赎金。他们虽成了自由的财产领有者，他们却益陷于贫困;而那些开首反对改革的贵族们，最少也从而得到了肥沃的土地，希望不到的利益。差不多在欧洲之任何一处，凡有废除封建役使的改革之地，都使贵族之威权加增。
唯有在法国，其封建制度是由革命而废除的,把贵族当一个经济的及政治的阶级来反对之改革，却使无数的农民得到了利益。
第五十一章国家的财产
国家的产业——以前仅利于资产阶级——农民之不
满——国民大会命令将土地再分——关于继承人法
令——土地再分之效果——改变了的法国之状态
5月31日的运动,对于国家财产之发卖，也发生了同样有益的效力。迄至当时，这些发卖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现在山岳党着手改革，要使愿意去耕种土地的贫民，也能买得国家的产业。
当僧侣们的产业，以及后来逋臣们的产业，被革命充公而归其发卖时，开始即将其一部分分为无数小股，允许购买者用分期付款法于十二年内付清。但在1790年及1791年反动逐渐得势,资产阶级形成了他们的威权，故贫民之得以购买充公的土地之可能性，遂因而逐渐减少。而且国家在用费支细时，也需要现款。故此，遂觉得以不将大产业及田庄划分为愈,而将其卖给那些据以投机的人。确实，有好些地方的农民，曾结合成一公司来购买大股的产业，但是立法者不同情于此种结合,大量的土地遂入于投机者之手。小农，田庄劳动者，乡村的工匠，以及普通的贫民，自然要群起哀诉,可是立法议会并不注意于他们的哀诉。
在1789年的诉苦书中，已有些表示着一种愿望，希望将王室土地及永管产业分为四亩至五亩的小农庄。亚多瓦的人民,甚至主张每一农庄不得过“三百码的土地”。但是，正如亚维芮所指示出来:“在讲述这个问题的演词中，在通过的法令中，我们都找不到有一个字是同情于那些寸土毫无的贫农。……在议会中谁也不努力于民众信用的组织，以使饥谨的农民易于买得小块的土地。……有些报纸，如导报,所表示的希望，要求将一半土地划分出卖，每股约值五千法郎，以便产生一些小农;可是谁也不去注意。”
结果是如此：国家将其发卖的土地，大部分为已有财产的农人所买，或为城市人之资产阶级所买一一这后一种情形使布里坦及凡兑乡间发生极大的不平鸣。
于是到了8月10日。立法议会在叛乱的贫民恐吓之下，想去和缓贫民的不平，遂命令将逋臣们充公的土地,分为两亩至四亩的小股出卖，而用永远现金租税来付款。可是,那些能拿现款出来的买主,仍然叨便宜。
在1793年6月3日，当吉伦特党领袖被逐出国民大会以后，在山岳党势力下之国民的议会遂立即允许乡村中每个无产者家庭,得享有一亩土地;而且有些国民大会之特派员去实际履行,把小股土地分给最贫的农民。但是仅仅到共和国二年新3月2日（1793年11月22日）国民大会才发布命令，尽量将国家产业再分出卖。而且，逋臣产业之买主，得享有特别付款条件待遇，这些条件直维持到1796年，当反动派再得势时，才将其废除。
可是我们不要忘却,共和国之财政状况始终是无望的。税款之收入，很不规则;而战争则消耗无数百万的法郎。纸币价值低落，在此种情况中的急务,便是获得现款,愈快愈妙，其方法就是发卖国家产业，才能应付以前所发出的纸币。故此，山岳党也和吉伦特党一般,不能顾及小农，只要很快地能获得大宗现款。谁能付现，谁又叨便宜。可是，虽然如此，虽有舞弊投机,而大宗的土地都是分为小股出卖。固然有许多因国家财产之积聚而造成不义之财的资产阶级，但在法国有些地方，尤其在东部（鲁契茨基ЬоигсЫггку已说明过）大量的土地却已分为小块地到了贫农手中。在这一带，土地产业之分配的真革命是完成了。
同时,革命之观念使大地主阶级受了一个致命伤，大的产业完全破坏了。为着这个目的，由革命的立法把长子继承权废止了。在1790年3月15日时，立法议会即已废止继承之封建的方式,依照此种方式,地主将其产业传给一个继承者——普通是他的长子。次年（1791年4月8日到15日之法律），各种继承人之法定的不均也取消了。这法令上说:“所有同级的继承者，均能平均承继法律所规定之财产。”其次，继承人之数目加增Т,——支系继承人及非法定的儿女均得视为直接继承人而立于同等地位;最后国民大会又于1793年3月7日废止“无论死后或在生以财产作馈赠给嫡系"之权利。"所有的后裔对于其先人之财产，都有同等权利。”
于是在继承方面，也把产业分散了。
封建权利无须赎回而废止，公社的土地之归还给公社，所抄没僧侣及逋臣的产业之发卖——这三大改革的效果是什么呢?他们之影响于土地财产之分配是如何呢？这个问题后来在讨论着,而意见始终不一致。甚至可以说，依法国各地，是依各人所研究之主要目的之不同而变化。①
却有一个事实可以支配一切。土地财产是再分了。在法国,农民加入革命的各地，大量的土地都到了农民的手中。各处之黑色困苦——旧统治下之阴暗的困苦——开始不见了。从前一年一度殃及全法国三分之一的饥荒，在19世纪是不大听见了。
在大革命以前，法国有些地方每年要感受饥荒的困苦。农业状况恰如今日之俄国。农民苦作至死，但在两次收获之间，竟不得温饱。他的耕种是坏的，种子是坏的，而其瘠弱的牲畜不足以供给其所需要的肥料。收成是一年坏似一年。我们只要一研究关于旧统治下法国农民情况之文件及著作，便禁不住要不断地叹息着:“正如今日之俄国呀!”
但是革命来了。这暴风雨是可怕的。因革命，而尤其是战争，所受的痛苦是无比的;他们真是悲剧的呵。有时，我们看见有这深渊开着要吞灭法国。此后接着有执政府,接着又是拿破仑帝国的战争。末了，又来了波旁系的反动,他们于1814年因各国王与皇帝之合力而得复登大宝;相因而起的是白色恐怖，比起大革命时代之红色恐怖还要可怕。故此,浅见之徒便得意地
①在哥德多尔(Сб1е-с1"Ог),僧侣的产业卖给资产阶级的比卖给农民的多。但对于逋臣的产业,却恰恰相反;在这同一地域内大部分却是卖给农民。在拉内(I/-оппа；5)则僧侣之产业卖给农民的比卖给资产阶级的多；而对于逋臣之产业,却是平均分配于两阶级。在北部，大宗的土地为农民之小团体所购买。
说:“你瞧，革命是无用的呀!”
然而，大革命却留下两份遗产为反动所不能消灭的。法国因革命而民主化到如此程度；凡是知道法国的人,到欧洲任何国度一看,便禁不住要说:“我们在此地任何地方,都觉得是没有经过大革命。”在法国，农民已变成了一个人。他不再是“野兽"如拉布鲁意尔（1」аВгиуёге）在他的记录中所说。他是个能思维的人。法国的本来面目因革命而改变了。法国变成了一个农民相当富有的国度了。即令是白色恐怖也不能再使法国农人重受昔日的痛苦。自然,在法国和在各地一般，乡村中仍是有不少的贫乏。但是，比到一百五十年前的法国，比不曾起革命的地方，则种种贫乏要算是富足了。
第五十二章与饥荒奋斗最高价格——纸币
大城市给养之困难一一投机家之活动——里昂之情况——最高价格之要求——国民大会规定麦及食粮之价格——确定零售价格之危险——一反动派废止最高价格——纸币价值之低落一一国家有破产之忧-——芮克之生财打算——假纸币之制造
任何革命都有一个大困难,就是大城中之给养。近代之大城成了各种实业之中心，各种实业之发展,大部是为着富人及输出贸易；这两个部门只要风势一不对便会堕落,于是城市中无数人之给养遂成一大问题。
法国已到了这地步。移民及战争,——尤其是对英战争，使输出及一切对外贸易都停止，而这是各大城市如马赛，里昂，南德及波尔多等之命脉所在，而富人们看见势头不佳,在革命期中遂不肯显露他们的财富;——结合起来，使奢侈品之制造及大宗的商务，顿形停止。
农民倒工作很勤，尤其是那些已取得他们的土地之农民。米施勒告诉我们,后来没有像在1791年秋季那样来得有力量;1791,1792及1793等年都是丰收，所以应该不会缺少面包。但是自1788年以来，欧洲各国，尤其在法国，都经过些不好的年岁——冬天很冷，夏季少太阳。在实际上只有一次好收成，即1793年，而且只限于各郡之半数。在那些丰收的地方,甚至小麦有剩余;但是这点剩余,以及运输机关，都为战争所占去了,法国大半仍是陷于缺乏。在巴黎，以前只值五十利华一袋的麦子,到1793年正月涨到六十利华，到了5月，则涨至一百及一百五十利华。
以前一磅只值三苏的面包,现在涨到六苏，在巴黎附近各小城市中甚至涨到八苏。南部更是卖得饥荒价格——每磅十苏及十二苏。谱伊德多谟(РиуТоОбте)之克内蒙在1793年6月时,每磅面包值十六至十八苏。在1793年6月15日的《导报》上我们可读到:“山岭地带是极其困苦了。政府分配给每人八分之一"色稽尔"(ЗеНег一按每一"色稽尔"合二加仑十八升)，可是每人要等两天才轮得到。”
国民大会既无办法，有八郡遂起了骚乱，国民大会之特派员遂不得不依着人民的意思来规定粮食价格。在这时之最危险的,就是麦子投机买卖。
在巴黎，六十万人之给养，成了性命交关的问题;如果面包的价格仍然是六苏一磅，则暴动是免不了要发生,到那时除用武力外,是没有方法可以防止富人家之不被劫掠。故此，公社对国家担负极重的债，每天要花费一万二千至七万五千利华,来供给面包店的面粉，而保持四磅重一块的面包之价值为十二苏。在政府方面，则规定各郡各县送多少谷米到巴黎来。但是道路不好，而负重之兽又为战争所占用。一切物件之价值都看着涨。从前只值五苏或六苏一磅的肉,现在要卖二十苏了;糖每磅九十苏，洋烛每支七苏。
处置投机家是很严峻的；但是并无效。在吉伦特党被逐以后,公社曾使国民大会于1793年6月27日封闭了货物交易所,但是投机仍在进行，常看见投机家会集在王宫区,佩着特别的标识,带着小姐们招摇过市，而在嘲笑着人民之痛苦。到1793年9月8日，巴黎公社在绝望中封闭了面包商及“钱业商”。国民大会特派往莱茵河下游的圣居士及勒巴(ЬеЪаз),在刑事法庭中宣布一道命令，凡犯投机者的房屋，势必铲平。但是不过把投机驱于他方面而已。
在里昂的情形比巴黎更坏，因其市政机关一部分为吉伦特党，丝毫不替人民打算的。“里昂此刻的人口，最少也有一十三万；却没有够三天用的粮食”，赫布瓦(Со11ог8,НегЬо18)于1793年11月7日写给国民大会说：“讲到粮食，我们的情况是绝望了。我们是在饥荒的境界。……”在各大城市中，都是如此。
在这饥谨时期中，却看见惊人热诚的了。我们知道,例如,在芒得马忒尔(МоШтаНге)及骆姆阿姆(НоттеАгтё)等区,法定节用六星期；墨吕(Ме111ё)在国家图书馆找到了观象区(ОЬзегуа1:о1ге)о因1792年2月1日的法令，命该区在物价未低至使困苦同胞得享用糖及咖啡以前，各殷实户亦不得使用糖及咖啡。后来在共和国二年(1794年2月及3月)当面包价格涨得很高时，巴黎之爱国者决定再不吃了。
但此类事件在物价昂贵时，只有道德的效力而已。普遍的改革，在所必需。1793年4月16日，巴黎郡行政机关向国民大会提出请愿书，要求规定谷米出卖之最高价格;经过严重的辩论之后，国民大会不愿强力的反对，于1793年5月3日决定一切谷类之最高价格。
这个法令之主要目的，在竭力使消费者得在市场上与农夫直接发生关系，便可以排除居间人。为着这个目的，任何有粮食的商人及领有者，都要从他的住处到市自治机关去报告他所有粮食之数量与性质。除在为此目的特设的公共市场以外，不得出卖粮食;如果有自治机关之特许状,消费者得就其本城之商人与地主直接贮积一月粮食。各种谷类之最高价格，以1793年正月1日至5月1日间之最低价格为标准，出售粮食不能超过此价格。这些价格迄至9月1日，仍逐渐一点一点地减低。凡以超过最高价格买卖粮食的人，都要处罚。值此饥僮的时期，倘有人恶意地毁坏或隐匿粮食,则处死刑。
四个月后，又使全法国之麦价平均，而于1793年9月4日，国民大会规定在9月中，质料最佳之麦为十四利华一“特”（ОиМ姑1）。王党及吉伦特党之加山岳党以罪名的时候，就指这个最高价格之不当。①这个罪案之不得宽赦，就在乎同情于人民的人，不仅要确定麦子之价格，而且要连面包，以及主要的与次要的日用品之价格都要规定。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倘使社会担任保护公民的生命，便也应该保护它去抵抗那些狼狈为奸以
①大家都以为一个革命，即可以用裁员的方法来节省政费。但1789-1793年的法国革命不是如此，当时政府机关每年扩大，裁判官由政府给薪，行政仰给于税收,还有庞大的军队及其他等。
垄断日用品的人。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辩论，是非常锋利——有些山岳党和吉伦特党一般,绝对反对确定粮食价格，他们说这是“失策的,不实在的，而且危险的”。但是舆证已普遍了，国民大会于1793年9月29日决定规定首要的及次要的物品之价格,一一-如肉，市上之家畜，猪肉，牛肉，酣酱，鱼，酸醋，白兰地，及啤酒。这个解决是很自然的，禁止粮食出口，因而建筑仓库，以及规定谷类及肉之价格这个问题，自1789年以来，业经政客们及革命党之讨论。有些城市,如格勒洛布尔，自1789年9月以来就已决定由其自己购买粮食，而以严酷手段对待垄断家。许多鼓吹的小册子也发行了。①当国民大会一集会，确定最高价格之要求便如雪片飞来，巴黎郡议事会也召集各区长来讨论这个问题。结果是用巴黎郡全体人民的名义向国民大会请愿要求确定谷米之最高价格。次要的日用品之价格也要规定行一年。燃料，洋烛，灯油，盐，肥皂，糖，蜜，白纸，金属，兰麻烟，毛织物及棉织物,木屐,鞋，亚麻草以及工厂里用的原料,通列入表内。这些货物出卖之最高价格须以1790年之价格为标准，比那年议会所规定者之外,再加三分之一，而这些货物所须纳之赋税及他种义务则须降低。这就是1793年9月29日之法令。
但在同时，国民大会之立法，却又不利于一般的俸给阶级与贫民。它颁布一道法令说:“各种薪俸，工资，论件或论日之工作，自9月以后，亦须由各公社之大议会规定其最高限度，则标准也依照1790年，再加一半。……”
①摩摩洛(Мотого)对于这个问题发行过一本有趣的小册子.其中说明了共产的原则。
这个制度显然是不能受限制的。法国曾已显示不能处于自由贸易制度之下——垄断与投机自然要发生一一法国是不能止于此种可怕的情况。她仍要沿着共营商业之路往前进，任何障碍在所不顾。结果，国民大会于新2月11日（1793年11月1日）因巴勒尔之报告发现了:规定小贩出卖货物之价格，是“有害于小商业而利于大商业,有害于工人而利于厂主”。于是形成了一个观念:要确定前一法令中所包括商品之价格，须明了“各出产之价值”。就此价值再加上批发商百分之五的利益，小贩百分之五的利益,转运用费，然后才得到各种货物出卖之公平价格。
故此，着手于通盘的调查，以找得价值的因子，出产之成本。不幸这事业没有完成，因为反动派于新11月9日得势，这类的事件都抛弃了。共和国三年新4月3日（1794年12月23日），经过了激烈的辩论之后,——这是新11月党于新2月18日⑴月8日）提起的一-关于最高价格之法令被取消了。这结果便使纸币价格之可惊的低落;一百佛郎纸币只能换十九佛郎，六个月后则变成两个佛郎一百，到了1795年11月，则跌到十五苏。当时买一双鞋子要一百利华，坐坐马车要六千利华。
我们业已看见，芮克曾为维持国家计，开首乞助于两笔公债，一个三千万，一个八千万。然而这些债都不成功，仅得到宪法议会同意得征收一次每人所得的四分之一。国家财政濒于破产，由米拉波所领导之议会，遂通过芮克之要求。但这样得来的仍是很少。①于是我们便看见打算出卖教会财产而发行纸币，
①在整个的大革命时期中，无所谓税收。财政部于1793年2月对于1792年所征之土地及个人财产税一点也没有收到.1791年所征的只收到一半——约一万万五千万。其余还没有收到。
俟出卖得到了钱即行偿还这种纸币，当时国家收入之财源便是如此。发行纸币数目的限制，以每次出卖的土地之价值为标准。纸币有利息而价格增涨。
投机及金融买卖自然使纸币价值低落:然而，自市政机关确定主要商品及必需物之最高价格以后，纸币之价值尚能维持。但是，自新11月反动废止最高价格后，纸币之低落就很迅速。因之，家无积贮的日食生活者所受之痛苦,便可想而知。
反动的史家，和许多其他的人一般,对于这个问题看不清楚。但是实在情形是如此的，自共和国三年新4月3日之法令废止最高价格以后,纸币才大大地低落。
同时，为新11月党所左右的国民大会，开始发行大量的纸币，于共和国三年新2月3日(1794年11月3日)所流通的纸币，已有六十四万万二千万，到九个月后，共和国三年10月25日(1795年7月13日)，增至一百二十万万。
而且那些王侯们，尤其是达多瓦伯爵，因1794年9月20日由蒲意萨意伯爵(}о8ерЬс!еРи治ауе)及迪特尼克(Т1п1ёшас)所副署之谕令,开始在英国建“一所纸币制造厂，极力模仿所谓国民的国民大会所已发行及要发行之纸币立即有七十名工人在厂里工作，而蒲意萨意伯爵写给布勒敦暴动委员会说:“从前你只有一百万一天，以后可有两百万，往后更多。”
毕竟到1794年3月21日，英国下议院在讨论，其中著名的舍里丹(5Ьег1аап)在攻击庇特所允许设于英国的伪币制造厂，推洛尔(Тау1ог)宣称他亲眼看见在制造伪币。大宗此类纸币流行于欧洲各大城市，以付兑换所之期票。反动不仅有这样不名誉的秘密事件，它还在活动地进行收买谷米以便有组织地垄断粮食,拿纸币来作投机买卖。①而且，最高价格之废止，即于如此可怕的缺乏时,为百物高涨之信号。人人都只问，怎样使法国度过这个危机，而不致完全倾覆。即令最革命的著作家也要问这个问题。
①由王党从英国寄给他们派出在法国的人的信上，可看出这些投机者工作的方法。有一封信上说:“使金磅高涨，弄到两百利华一磅。我们必须破坏纸币的信用，而拒绝收用那些没有王像的。使各种商品的价格也要高涨。命令你们的商人把一切必需的货物购进。如果你能够，劝Сои出任何价格将脂肪及烽蜡买进来，然而叫人家出五佛朗一磅卖出去。我们的主子很满意谈В.Т.二（Ва场）所行的办法。我们希望能将这些伪钞小心地行使。假扮的牧师及妇人最适于这个工作”（见А.ТЪ-1СГ8,Нг51о1ге（1е1аКёг>о1и11оп/гапсаг^е,уо1.1И.рр.144-145.18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