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时代。人们从来没有面临过这么多事情。我们的世纪是革命的世纪，这是指最好意义上的革命——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革命。关于社会制度和人类完善的最高概念正在形成。我们活不到收获的那天，但充满信仰的播种也是伟大的幸福。
——钱宁
利益的崇拜者们只有谋利的道德而别无其他道德，只有物质福利的宗教而别无其他宗教。他们认为人的肌体已被贫穷弄得残缺不全，精疲力竭，于是轻率而又起劲地对自己说：“来，让我们来医治这个肌体，一旦它养得强健有力，膘肥肉壮，灵魂就会回到它身上。”可是我说，要医治这个肌体只能先医治灵魂。它才是病根的所在，肌体的疾患只是病的表面现象。当今的人类正因为缺乏共同信仰，缺乏把尘世与天堂、宇宙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思想而日益衰亡。由于缺乏这种现仅剩下一些无聊形式和僵死公式的精神的宗教，由于完全缺乏责任感和自我牺牲的能力，人变得像野蛮人一样堕落不堪，迷恋于尘界，在空虚的祭坛上供起一尊“利益”的偶像。世俗的暴君和王公成了这尊偶像的最高司祭。正是从他们那儿产生出一条谋利道德的丑恶公式，曰：“人人仅为己欲，人人仅为自己。”
正因为有这种流行甚广而根深蒂固的迷信，所以无论怎样向人们指出西方民族的生活道路的错误，无论怎样试图把迷途的人们引回合理而自由的生活，这一切不但总是不被人们接受，而且还被看成某种亵渎或者疯狂。正因为这样盲目相信我们给自己安排的那种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所以一切文明的主要活动家们，即那些国务要人、科学家、艺术家、商人、工厂主和作家，虽然迫使工人来养活他们，让他们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却看不见自己的罪孽，深信自己的活动并不是它在事实上是的东西——一种不道德而有害的活动，而相反地是一种非常有益和非常重要的活动。因此，对于全人类来说，他们是一些非常重要和非常有益的人物，而所有那些在他们领导下生产出来的无聊、愚蠢和卑鄙的东西，诸如大炮、要塞、电影、神殿、汽车、炸弹、留声机、电报，以及那些印出大量登满种种无耻谰言的纸张的高速平版印刷机等，到工人获得自由的时候，将仍然是同样重要和有益的东西，将永远是人类的洪福。
然而，不再迷信文明的人一定会非常清楚地看到，如今被西方人称之为文明的那一切生活条件，无非是执迷不悟的上层统治阶级的畸形产物，那些金字塔、神殿、王宫等埃及、巴比伦和罗马的暴君的产物即属此类，那些由奴隶为主子置办起来的宫殿、农奴乐队、戏班、池塘、花边、猎具和花园等俄国老爷的产物也是一样。
据说，不再服从政府和返回农耕生活会毁掉人们业已取得的全部工业成就。因此，不再服从政府和返回农耕生活将是一件坏事。但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使人们返回无政权状态和农耕生活会毁掉那一切真正对人们有益和不需要奴役人的工业成就。如果说，不再服从政府和返回农耕生活将毁掉目前为人类中间相当一部分人所占有的无数无用、愚蠢而有害的东西的生产，将毁掉那些发明出所有这些无用而有害的东西并用这些东西来为自己的不道德生活辩解的游手好闲者的生存可能，那么，毁掉这些物品和毁掉这些人并不就是毁掉人类为自己的福利而生产出来的一切。相反，毁掉那一切靠暴力撑腰的东西，将推动和激发人们努力改进一切有益有用的技术，这些技术并不把人变成机器，并不危害他们的生活，而能减轻农民的劳动和美化他们的生活。
区别仅仅会是这样：在人们摆脱政权并返回农耕生活的情况下，艺术产品和工业产品的目的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只是为了供富人娱乐，满足他们无聊的好奇心，准备杀人，损害有益的生活而维护无用和有害的生活，发明种种能够使少数工人生产大量物品或者耕作大片土地的机器。到那时，人们将生产的东西仅仅是能使用自己的双手耕作自己的小块份地的农民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物品，有助于改善他们的生活而又不使他们脱离土地，不侵犯他们的自由的物品。
十四
但是，不听命于人的权力的人究竟会怎样生活？他们将怎样管理自己的社会事务？国家会变得怎么样？爱尔兰、波兰、芬兰、阿尔及利亚、印度——总之，那些殖民地会变得怎么样？各个民族联合体会变得怎么样？
提这种问题的人习惯于认为，一切人类社会的生活条件是由几个人的意志和命令决定的。因此他们又推想，关于未来社会生活将如何组织的知识是能够被人掌握的。然而，这种知识从来没有被人掌握过，也不可能被人掌握。
假如请教一位聪明绝顶、学识渊博、向来认为尘世生活取决于罗马元老院和皇帝为几百年后的罗马世界作出的决定的罗马公民，或者，假如这位罗马公民自己想写一本像贝拉米写的那一类书，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对蛮族还是对封建制，无论对罗马教廷还是对各民族分化改组成几个大国[19]，他绝不会有丝毫的先见之明。而形形色色的贝拉米、莫里斯、法朗士[20]等曾以极大的胆略描绘的那些带有飞行器、爱克斯光、电动机、社会主义制度的二十世纪人类生活图画，也都是同样。
人们非但不可能知道未来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而且对他们来说，自以为能够知道这一点往往还是一件坏事。其所以是坏事，因为正是这种关于人类未来生活的虚假的知识，对人类生活的正确发展道路起着最大的阻碍作用。单个人的生活也好，社会的生活也好，仅仅在于人们和社会都在朝人所不知的方向发展，同时不停地变化。这不停的变化不是由于某些人为应该怎样变化制定了种种理智的计划，而是由于人人心中都在不断追求道德完善，这种道德完善通过亿万人生活中无限多样的活动都能达到。所以，人们将来的生活条件，人类社会将来的组织形式，仅仅取决于人们的内部特性，而绝不依赖于人们对这种或那种称心如愿的生活形式的预想。然而那些不信奉上帝的律法的人，却总是以为自己能够知道未来的社会状况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们不只断定未来的状况，而且为使人类社会变成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样子，还做着各种各样连他们自己都承认是不好的事。
别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社会生活根本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丝毫不使他们觉得不安。这些相信自己能够知道未来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不但作抽象的决断，而且有具体的行动，他们打仗，抢夺别人的财产，把人关进监狱，杀人，都说是为建立一种在他们看来能使人们得到幸福的社会制度。
“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这个该亚法的陈词滥调[21]对于那些人来说是无可辩驳的。为什么只杀一个人而不杀几百几千个人呢，既然我们坚信这千百个人的死亡会给千百万人带来幸福？不信上帝和上帝的律法的人不可能不这样推断。这样一些人活着，一味服从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判断和社会的暗示，从不想一下自己在生活中的使命，想一下人的真正福利是什么。即使他们想过，也只认为这一切无法知道。这些人对什么是个人福利一无所知，却自以为知道、并且毫无疑问地知道社会福利需要有什么东西。他们自以为知道得那么确切，因此为得到这种他们所理解的福利，干下许多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是不好的事，如施行暴力、杀人、处人以死刑。
初看上去似乎很奇怪，这些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的人，怎么会妄自以为确定无疑地知道全社会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才认为自己知道全社会需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们在生活中得不到任何指导，心里朦朦胧胧地怀有一些不满，但这不满的原因，他们却认为不在于自己，而在于不好的和他们心里想的不一样的社会制度。他们一心想改革社会制度，把这看成一种好办法，以求忘记和摆脱自己的生活不正确的念头。因此，这些不知道拿自己怎么办的人总是特别坚定地知道社会应当怎么办。越是不了解自己，就越是坚定不移地了解社会。这样的人多半是头脑极其幼稚的青年人，要不就是腐化透顶的社会活动家，如形形色色的马拉、拿破仑、尼古拉、俾斯麦之流。正因为这样，各国人民的历史才充满了许多最骇人听闻的暴行。
恰是这种对社会应该如何的虚假预见，这类旨在改变社会的活动，给唯一通向真正幸福的社会发展道路造成了最大的障碍。这就是这种预见和这类活动的最大危害。
因此，针对各个不再听命于政权的民族将以什么方式生活这一问题，我们的答复是，我们不但不可能知道这一点，而且不应该幻想有什么别的人能知道这一点。我们不可能知道那些不再听命于政权的民族将处在怎样的条件之下，但我们无疑知道，为使各民族将来的生活条件成为最好的条件，我们每个人应该怎么做。我们无疑知道，为使这些条件成为最好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不做现在政权要求我们去做的种种暴力行径，同样，不做那些为建立一个新政权而与现存政权进行斗争的人号召我们去做的事，因此应该不服从任何政权。之所以应该不服从，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方式将因我们不再服从于政权而变成什么样子，而是因为，服从要求我们破坏上帝的律法的政权就是犯罪。这一点我们无疑是知道的。我们还知道，只要我们不违背上帝的意志，不造孽，就不会产生别的什么结果，而只会是善，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全世界都是如此。
十五
人们往往乐于相信世界上会发生种种最不可思议的事，相信人可以飞，可以与星球交往，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可能性，相信招魂术和许多其他显然不可能有的东西，却不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周围的所有人在此时此刻抱有的世界观是可以变化的。
然而，这样的变化，并且是极为惊人的变化，却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的亲友身上，在各种社会和各个民族中间不停地发生。正是这些变化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实质。
且不说各民族的社会意识在以往各个历史时期一直在发生变化，就是在眼下的俄国，这种似乎令人震惊的、两三年前还没有露出一点迹象的全民族意识的变化，也正在迅猛异常地发生。这类变化所以在我们看来总是发生得很突然，只因为它在精神领域里的酝酿没有被我们察觉到。当前正在我们无从窥见的精神领域发生的情况也是同样。既然俄罗斯民族两年前还认为，不但不服从政权是不可能的，而且连谴责政权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却不但在谴责政权，而且还准备不服从它，准备建立起一个新政权来取而代之，那么为什么不能推想，在俄罗斯民族的意识中，现在又酝酿着另一种变化，要以它特有的方式改变对政权的态度，用合乎道德和合乎宗教的手段把自己从政权下解放出来呢？
这种变化为什么就不可能在任何一个民族中——眼下则是在俄罗斯民族中发生呢？代替现在笼罩着一切民族的那种相互斗争、相互恐惧、相互憎恨的愤怒而自私的情绪，代替现在通过报纸、书籍、言论和行为而风靡一切民族的那种对虚伪、不道德和暴力的鼓吹。为什么就不可能出现一种合乎宗教、人性和理智的仁爱之情，使人们看到继续服从他们周围的政权是多么可怕，看到那种合理、仁爱、没有暴力也没有政权的生活具有多么喜人的可能性？为什么就不可能是这样一种情绪同样充溢在一切民族的心头，尤其是眼下，同样充溢在经历了种种罪孽、痛苦和恐惧的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心头呢？
为什么现在能够这样，以几十年一贯的潜移默化酿成了时下这种革命趋向，将来就不可能同样酿出另一种意识，即意识到有可能并且有必要把自己从政权的罪孽中解放出来，有可能并且有必要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基于相互谐和、相互尊重和相互热爱的团结一致的关系呢？
［…………］
十六
为什么要以为，处在上帝全权控制之下的人们，将永远执著于那种奇怪的谬误，相信重要的和必须奉行的只是种种变化不定的、偶然的、不公正的、地方性的人的法规，而不是永恒一致的、公正的、大家共有的上帝的律法呢？为什么要以为，人类的教导者们会永久不变地像现在这样宣传，说这种律法是没有的，不可能有的，说有的只是各个民族和各个教派自己的宗教仪式法规，要不然就是种种所谓科学的法规，种种物质的法规，种种不使人们承担任何责任的想入非非的社会学法规，再就是种种人们可以自行改变、自行规定的公民法规呢？这种谬误本来可以是暂时的谬误，人们通过婆罗门、佛、老子、孔子和基督的教义，都能认识铭刻在自己心中的同一条上帝的律法，但是为什么要以为，他们最终不会遵循这个能使他们获得道德满足、使他们的社会生活变得快乐的一切法规之统一基础，而将永远抱定教会、科学和国家的那套邪恶可鄙的混乱学说，在这些学说的诱惑下把唯一有用的东西抛诸脑后，去注意根本无法说明每个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因而对他们一无用处的东西呢？
为什么要以为，人们会永远这样故意折磨自己，让一些人竭力统治另一些人，让另一些人怀着凶恶和嫉妒的心情对统治者俯首听命，同时千方百计地想使自己也当上统治者呢？为什么要设想，人们引以为荣的进步将永远在于增加人口，维持生命，而不在于生活的道德完善；永远在于种种可鄙的、能使人们生产出越来越多无用而有害的腐蚀品的机械发明，而不在于人们相互之间日益增进的团结，在于要达到团结就必须做到的不断克服自己的肉欲呢？为什么就不能设想，人们欢喜和为之竞争的将不是财富，不是奢侈，而是朴素、节制和与人为善？为什么就不能认为，人们心目中的进步将不是越来越多的占有，而是越来越少地取之于人和越来越多地给予别人；不是扩大自己的权柄，不是接二连三地打胜仗，而是人与人之间和民族与民族之间日益增进的和解和日益亲密的往来呢？
为什么一定要把人们想象得和家兔一样，以为他们总是无可救药地沉迷于肉欲和繁殖，为了养活不断繁殖出来的后代在城市里修建一座座生产化学食品的工厂而且生活在这些没有动植物的工厂中间——为什么就不能想象出一些纯洁无邪的人，他们克制自己的肉欲，与邻人友好地生活在肥沃的田野、果园和森林中间，驯养着各种肥壮的家畜，他们和现在的不同，只在于他们不承认土地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国家，不给任何人缴纳赋税，不准备发动战争，不和任何人打仗，相反，各民族越来越和睦地相互往来——为什么不能这样想呢？
要把人们的生活想象成这样，一点也不需要胡编乱造，不需要在想象中歪曲或者美化我们一向知道的中国、俄国、印度、加拿大、阿尔及利亚、埃及、澳大利亚的农人生活。
要把生活想象成这样，并不需要想象出什么奇巧聪明的制度，只要想象一下那样的人，他们除了一条大家共有的、同样表现在婆罗门教、佛教、儒教、道教和基督教中的爱上帝和爱他人的律法之外，不承认任何别的最高律法。
要使生活变得这样，并不需要把人们想象成某种新人——至善至美的天使。人们仍将和现在一模一样，有他们固有的种种弱点和欲望，仍会犯罪，也许，仍会争吵，会通奸，会抢夺别人的财物，甚至还会杀人，但这一切都将成为例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习为常规。他们的生活所以会变得截然不同，只因为他们不承认有组织的暴力是善，是生活的必要条件，只因为他们不再受到冒充成善行的种种政府暴行的教育。
人们的生活所以会变得截然不同，只因为发扬善良、仁爱，以及对上帝意志的顺从精神的宣传教育再不会遇到障碍，而现在，当要求人们违背上帝的律法，要求把犯罪和邪恶说成法律和善良的政府暴力被承认有其必要性和合法性时，这种宣传教育的障碍却很大。
为什么不能想象，人们受尽种种苦难，有朝一日总会醒悟过来，摆脱使他们受苦已久的那种催眠术的暗示，记起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和奴仆，因此能够服从也应该服从上帝和自己的良心？这种情形并不难想象，难以想象的反而是不发生这种情形。
十七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22]这话不仅是对个别人说的，而且是对人类社会说的。正如一个人在历尽各种由欲望和生活中的诱惑造成的灾难之后，总是自觉地、带着成年人的全部丰富经验和理智返回孩子们无意中所处的那种纯朴向善、热爱一切人的状态一样，人类社会由于背离了上帝的律法去服从人的权力，企图建立一种脱离农业劳动的生活，也已经受了许多灾难性的后果，现在同样应该带着它在迷途中获得的全部丰富经验，自觉地克服人的权力的种种诱惑，放弃把生活建筑在工业活动基础之上的种种企图，回头归顺一度被他们抛弃的上帝的最高律法，返回到原始的农耕生活中去。
自觉地克服人的权力的诱惑，回头归顺唯一最高的上帝的权力，这意味着承认自己必须遵循普遍而永恒的上帝的律法，遵循这个同样表现在婆罗门教、佛教、儒教、道教、基督教以及部分伊斯兰教（巴比派）等各种教义当中、与服从人的权力格格不入的法则。
而自觉地去过农耕生活，这意味着承认农耕生活并不是一种偶然的暂时的生活条件，而是一种使人最容易履行上帝的意志，因此应该说是比任何一种别的生活更符合人们的心愿的生活。
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各个东方民族所处的条件，特别有利于他们的复归，即对政权持自觉的不服从态度和重新去过农耕生活，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对于那些用工业劳动代替了农业劳动、已在改变政权组织形式的虚幻道路上走得很远的西方民族来说，这样的复归是困难的，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的。但是，他们的愤怒情绪在不断增长，他们的现状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固，这一切，迟早会使他们回到依靠自己的劳动而非剥削其他民族的合理的、真正自由的生活中来。无论工业的表面成就是多么迷人，无论生活的外表有多么美，西方民族的一些最有远见的思想家们，早已指出这条道路是一条死路，指出必须考虑自己的现状，改变这种现状，返回来过农耕生活——它曾经是各民族的最初生活形式，人人都注定了只有过这种生活才能生活得合理和快活。
对于包括俄罗斯人在内的大多数东方民族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对自己的生活做任何改变，需要做的只是在他们刚刚踏上的错误道路上停下脚步，自觉地对政权持否定态度，对他们一向固有的农业持热爱的态度。
我们东方民族应该感激命运将我们置于这样的地位，使我们能以西方民族为例——以他们为例并不是说要效法他们，而是相反，为的是不重蹈他们的覆辙，不再步他们的后尘，遥遥走在前面的西方民族已从那条毁灭之路向我们迎面返回或者正准备返回。
停止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进，指出有可能并且有必要铺平并引人走另一条比西方民族走的道路更平坦的、充满欢乐的、符合人类天性的道路，这就是当前这场俄国革命的主要和伟大的意义所在。
（1906）
宋大图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全集》，百年纪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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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志尼（GiuseppeMazzini，1805—187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政论家，青年意大利党的创始者。
[2]格劳秀斯（HugoGrotius，1583—1645），荷兰法学家。
[3]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
[4]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
[5]亚伯和该隐皆《圣经》中人物，见《旧约·创世记》第四章。
[6]中国战争指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间的日俄战争；布尔战争又称英布战争，是英国于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间发动的第二次旨在夺取非洲南部荷属殖民地的战争；菲律宾于一八九六年爆发反西班牙殖民者的武装起义，一八九八年美西战争之后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7]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法国处在波旁王朝统治之下；一七九二年召开国民大会，宣告成立法兰西共和国；一七九五年“热月政变”后为督政府时期；一七九九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一八〇四年拿破仑称帝，成立法兰西帝国；一八一四年波旁王朝复辟；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又建立“七月王朝”，路易·菲力浦登基；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恢复了共和制，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同年十二月，路易·波拿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一八五一年发动政变，次年称帝（拿破仑第三），是为法兰西第二帝国；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中，巴黎人民闻讯色当战败后爆发起义，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这段法国历史为时不止七十年，在托尔斯泰依次列举的十一个政权中，“帝国、又是波旁”与“路易·菲力浦”之间的“共和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8]法语：密札，系中世纪法国的一种秘密逮捕状，带有国王的签名和封印，有权势者可持有空白“密札”，不经审判随意捕人，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夕被国民议会废除。
[9]“祝您平安”一语中的平安，俄语用“Мир”。“Мир”这个词又可以表示“和平”。
[10]拉梅内（F·R·deLamennais，1782—1854），法国政论作家，哲学家；卡莱尔（ThomasCarlyle，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罗斯金（John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评论家；加里森（W·L·Garrison，1805—1879），美国政论作家；爱默生（R·W·Emerson，1803—1882），美国思想家，作家。
[11]赫尔岑（Aп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Герцен，1812—1870），俄国作家，政论家，哲学家，革命者，一八四七年起流亡西欧；卡彭特（EdwardCarpenter，1844—1920），英国作家。
[12]《圣经》最初以希伯来文本和希腊文本流传，公元四五世纪译成拉丁文。一五一七年德国神学家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运动，反对教阶和圣礼，主张“因信得救”，宣称每一个信徒都有权读《圣经》，不需要神甫作中介，于一五二一至一五三四年把《圣经》译成德文，促进教义的普及。欧洲各种民族语言的《圣经》译本，大多也在宗教改革前后完成。
[13]基督教于一〇五四年正式分裂为两派。东派称东正教，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俄罗斯正统教会属于此派；与之对立的西派即天主教，以罗马为中心。所谓“天主教世界”，一般指天主教的分布地区，主要有法、意、西、葡、匈、波、美及拉美诸国。在宗教改革之前，还应包括德、英等国在内，但在此处，托尔斯泰似泛指西欧各国。
[14]路德教和英国国教（即圣公会）都是十六世纪德、英宗教改革的产物，与加尔文教等并称新教。
[15]指一八九六年底和一八九七年初在俄国赫尔松省相继发生的四起活埋事件。当时那儿的一些分裂派教徒因为害怕宗教迫害，把自己全家活埋。
[16]拉辛（？—1671）和普加乔夫（1742—1775），均为俄国著名农民起义领袖。
[17]雷克吕（1830—1905），法国著名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家，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过从甚密；麦克斯·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派代表人物之一，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先驱者。
[18]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经济学家，政治活动家。他提出的土地改革方案对托尔斯泰有很大影响。
[19]这里指罗马帝国末期及西欧中世纪早期的一系列历史变故。罗马统治者视日耳曼等民族为“化外之民”，后为西方史学家沿用，称之为蛮族。公元四世纪，日耳曼民族的各支在匈奴人打击下大举侵入罗马帝国境内，四七六年最后摧毁帝国，史称蛮族入侵。罗马内部萌芽的封建因素与日耳曼人农村公社的结合，逐渐发展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七五六年罗马城主教获得领地，形成教皇国。同时，日耳曼人与原罗马境内各族不断融合，其中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一统天下，于八〇〇年建立查理帝国，八四三年帝国三分，奠定近代意大利、德意志、法兰西三国疆域的雏形。
[20]莫里斯（1834—1896），英国作家，曾著《乌有乡消息》（1891），描写二十一世纪的理想社会；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
[21]《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那位。”
[22]《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