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3 月 10 日下午，河北邯郸肥乡区，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坐上同学的电动车后座，往村外去了。
那天他没有回家吃晚饭。
那是星期日下午。往村外那条路上过去四辆电动车，两两一拨，都是同班同学，都十三岁。
当天晚上，家里人开始找他。第二天，警察找到了那处废弃的蔬菜大棚。
三个十三岁的孩子，杀死了第四个十三岁的孩子。这件事后来被写进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白皮书，被新华社通稿称为“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但它真正的位置不在案卷里——它在一部法律的边上：那一条把刑事责任年龄从十四岁往下挪了两岁的条文，第一次在这样一起案子里被完整地走完了一遍。
一、大棚里
法院后来在判决里把那天下午拆成了一段一段。
张某某和李某，同班同学，跟王某某有矛盾。矛盾是什么，通稿里只有这两个字。张某某提出来：把王某某杀了，他手机里的钱两个人分。这个提议不是当场起意，两个人“多次共谋”。
然后是两个准备动作。张某某选定了村外一处废弃的蔬菜大棚；他还提前带着铁锹去挖了坑。
3 月 10 日下午，张某某把王某某骗了出来。李某的电动车要放在马某某家充电，于是李某骑马某某的车，载着马某某；张某某骑自己的车，载着王某某。四个人往大棚去。
路上，李某按张某某的指使，把要杀王某某这件事告诉了马某某。
进了大棚，张某某先动的手，用的是那把提前带来的铁锹。李某帮着控制住王某某。马某某看见这一幕，走出了大棚。
王某某死在里面。张某某和李某把尸体埋了。
三个人骑着电动车离开。张某某把王某某微信账户里的钱转到自己手机上，回家跟李某分了。手机卡取出来，让马某某砸掉；手机交给李某，扔了。
这一段没有任何一处需要形容词。三个十三岁的孩子，在一个废弃大棚里，按事先的分工做完了一件事，然后处理了三样东西：尸体、钱、手机。判决书用的是公文语言，读起来却比任何描写都冷。
二、那笔钱和那张卡
要先说清楚这三样东西为什么值得单列。
微信里的钱是这起案子的起因。通稿写得很直白：共谋的内容是“杀害王某某后平分王某某钱财”。一个十三岁的初中生，微信零钱里能有多少钱？几十、几百，最多上千——过年收的红包、家里给的饭钱。为了这样一笔钱，两个人商量了不止一次。
这里没有任何“一时冲动”的空间。冲动不需要提前挖坑。
第二样是手机卡。三个人都知道，卡能定位。砸卡这个动作是张某某指使的，动手的是马某某，而马某某是那个中途走出大棚的人。法院后来认定：他“帮助毁灭被害人的手机卡”，因此“参与了共同犯罪”。他在杀人那一刻不在场，但他在事后做了一件让侦查变难的事。
第三样是埋尸。大棚是张某某自己选的，坑是他自己提前挖的。也就是说，藏尸的地点不是临时的慌乱，是计划的一部分。
三、从“人不见了”到“人找到了”
案发之后发生的事，官方通稿只留下一句：马某某首先交代，并指引公安人员找到了埋尸现场。
这一句值得停一下。
在未成年人案件里，第一次讯问有硬规矩。《刑事诉讼法》要求，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知他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法定代理人来不了的，要通知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这个到场的人叫“合适成年人”，他的位置不是旁听，是替这个孩子看着程序有没有走歪。
换句话说，那天坐在讯问室里的，不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和一个警察。还有大人，有记录，有签字。
三个孩子里，最先开口的是马某某。他交代了，然后带着警察去了大棚。这个顺序在后来的量刑里被记了一笔——不是“立功”，是“案发后如实供述”，属于可以从轻的情节。
至于从 3 月 10 日晚上家里开始找人，到遗体被找到，中间那几十个小时是怎么过的，通稿没有写。家属找过谁、问过谁、哪一句话让他们起了疑，公开报道里也没有。这些空白我不填。
四、十二岁那条线
要理解 2024 年 12 月 30 日那份判决，得先回到 2021 年 3 月 1 日。
在那一天之前，中国的刑事责任年龄是一条硬线：不满十四周岁，无论做了什么，都不负刑事责任。这条线写进 1979 年刑法，1997 年刑法原样保留，四十多年没动过。
2019 年 10 月，辽宁大连，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把一个十岁的女孩骗到家里杀害。因为他差几个月才满十四岁，依法不予刑事处罚，只被收容教养三年。那件案子之后，“十四岁”这三个字第一次被大规模地拿出来讨论：一个能骗人、能动手、能藏尸的十三岁孩子，法律说他还不懂事。
2020 年 12 月 26 日，刑法修正案（十一）通过，2021 年 3 月 1 日施行。第十七条后面加了一款：
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一款是四道门，得一起过：罪名限两种（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后果限两种（致死，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情节必须恶劣；最后还要最高人民检察院点头。
前三道门由办案机关判断，第四道门只有一个机关能开。
五、核准追诉不是定罪
2024 年 4 月 8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经审查，依法决定对邯郸初中生被害案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李某及马某某核准追诉。
很多人把这一天读成“定了”。它不是。
核准追诉解决的是一个前置问题：这个孩子够不够年龄负刑事责任。它是一个程序上的门槛，不是一个实体上的结论。门开了，人还要走进法院，还要经过侦查、起诉、庭审、质证，还要由法院判断他做了什么、做到什么程度、该判多少。
这就是为什么 4 月 8 日之后还有八个多月，才有了 12 月 30 日的判决。
根据最高检 2025 年 6 月发布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2024 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对 34 名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核准追诉。34 这个数字放在全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总量里非常小；它说明这一款在设计上是“例外”，不是“常规”。
六、2024 年 12 月 30 日
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张某某：故意杀人罪，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李某：故意杀人罪，有期徒刑十二年。
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由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决定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三个人的差别，判决里给了理由。张某某提议杀人、纠集他人、提前准备、直接实施致人死亡的行为，是“共同犯罪中罪责最为突出的主犯”。李某积极参与预谋、实施杀人、事后平分赃款，也是主犯，但罪责小于张某某。马某某在去现场的路上才知道要杀人，跟去了，看见动手就离开，事后帮着毁了手机卡——他参与了共同犯罪，但没有参与预谋，没有实施具体加害行为，所以依第十七条第五款不予刑事处罚。
专门矫治教育不是放回家。它是 2021 年 6 月 1 日施行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确立的一套措施：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由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决定，在专门学校内闭环管理，人身自由在一定期限内受限。这一套东西在中国是新的，2021 年之后才真正开始运转，各地落地的情况差别很大。
它替下来的那个旧办法叫“收容教养”。收容教养挂在《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上，没有期限规定，也没有司法审查，由公安机关直接决定，把这类孩子送进劳动教养性质的场所。2020 年 12 月那一次修法，把“收容教养”四个字从刑法里删掉了。删的原因不复杂：一个既能决定把未成年人关起来、又不经过法院、还不写期限的制度，在一个越来越强调程序的国家里撑不住了。但对马某某这样的孩子来说，新制度要解决的问题和旧制度一样——把他放在哪儿，放多久，谁来签字。
还有一个问题所有人都在问：为什么不是死刑？
因为《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一条没有例外，不管手段多残忍、情节多恶劣。所以对张某某来说，无期徒刑就是法律允许的最高刑。这不是法官的仁慈，是立法者提前画好的天花板。
七、判决书没有写的
判决之后，网上有两种声音。
一种说太轻：一条十三岁的命，换一个无期、一个十二年、一个不罚。
一种说太重：三个孩子，最大的也才十三岁，一辈子就这么定了。
这两种说法都没有说错，只是它们问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前一种问的是结果对不对等，后一种问的是年龄该不该负责。法律只回答后一个。
真正没有人回答的是中间那一段：从“有矛盾”到“多次共谋”，中间有多长？从“多次共谋”到“带着铁锹去挖坑”，中间又有多长？
村子里、学校里、微信群里，那段时间里有没有人看见过什么、听见过什么？通稿没有写，公开报道里也没有。法院只认定“存在矛盾”四个字，没有展开是什么矛盾、谁先起的、持续了多久。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想到提前挖坑、事后转账、砸卡、扔手机，说明他对“查案”这件事有相当清楚的想象。他的想象是从哪儿来的，判决书不负责回答。
这一篇里的日期、动作、判决，都出自新华社 2024 年 12 月 30 日的通稿，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 2024 年 4 月 8 日的发布和 2025 年 6 月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4）》。
大棚还在村外。那种棚子在华北的田里到处都是，钢架、塑料膜，废了以后没人拆，风一吹哗哗响。3 月的河北还挺冷，棚里比外面更冷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