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月4日上午，广州增城沙庄，江龙大道一间出租屋。
两个男人进屋，把屋里的女人捆住，抱起床上那个刚满周岁的男孩，走了。
被捆住的女人叫于晓莉。那天白天，丈夫申军良在塑胶厂上班。
这个孩子叫申聪。他再一次出现在父母面前，是十五年之后。
而这起案子在之后二十年里被反复提起，用的却是另一个名字——一个当时谁也没见过的女人：“梅姨”。
一、那间出租屋
2005年1月4日上午，广州增城沙庄街江龙大道，一间出租屋。
申军良是河南周口人，1977年生，在广州增城一家企业务工，一家人租住在这里。孩子申聪2003年农历十二月初七出生，刚满一周岁。
那天上午，两名男子闯入屋内，将于晓莉捆绑，把躺在床上的申聪强行抱走。
这不是临时起意。法院后来查明：这件事由周容平提议，他与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密谋策划，闯进出租房，捆绑母亲，抢走孩子，然后交给张维平贩卖。
孩子被抢走以后，于晓莉一度精神失常。
申军良辞掉了塑胶厂的工作。他卖掉老家房产，投奔山东亲友，筹钱到广州、东莞、珠海、深圳各地寻找。十多年里，他张贴寻人启事八十多万份，悬赏十万元征集线索，欠债五十多万元。
有时候一点线索都没有，不知道往哪儿走。他会把手机放在水泥地上轻轻一转，手机头指向哪个方向，他就往哪个方向去。
二、九个孩子
申聪不是唯一的一个。
法院认定，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间，先后有九名儿童被拐卖。地点集中在广州增城、惠州博罗一带。
手法很朴素：张维平刻意搭讪，结识被拐儿童的家长，趁其不备把孩子抱走。九宗案里，八宗是这样做的，只有申聪这一宗是入户强抢。
孩子大多是一两岁的男童。他们被卖到广东河源等地。
2005年1月4日之后，这九个家庭各自开始了一场没有期限的寻找。有的夫妻离了婚，有的老人没等到消息就走了。
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九宗案子的卷宗，最后会指向同一个名字。
三、审讯室里的一个名字
2016年3月，周容平、张维平等五名涉案人员先后被警方抓获。
张维平不是第一次进监狱。他此前曾三次因拐卖儿童被判刑。
到案之初，他只承认申聪这一起案子。
此后一年多，随着受害家庭一一到场指认，以及其他证据的佐证，他才陆续供认了另外八起。
2017年6月，审讯取得突破。他供出一个女人：孩子是通过她转卖的。她姓什么、叫什么、哪里人，他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别人叫她“梅姨”。
2017年6月，广州增城警方发布悬赏通报：梅姨，真实姓名不详，身高一米五，讲粤语，会讲客家话，曾长期在广州增城和韶关新丰地区活动。通报附了一张黑白画像。
2017年7月，检察机关依法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提起公诉。同年11月2日开庭，申军良带了一整页纸的问题去旁听，要问清楚每一个孩子是从哪里抱走的、在哪里交易的、卖到了哪里。
张维平在庭上说，自己知道的都说了。孩子究竟卖到哪里、卖给了谁，只有梅姨知道。
申军良说：只要你说出梅姨在哪，帮我们找到孩子，我们所有家长愿意给你写谅解书。
张维平和他对视了两秒，点了点头。
四、一个连是否存在都无法确认的人
2019年3月，应被拐儿童家属多次要求，广州增城有关部门派员陪同一位曾替被拐儿童画像的外省退休警务人员，为“梅姨”重新画像。
第二张画像公布后引起巨大关注。但经张维平辨认，第二张画像与“梅姨”的相似度不足百分之五十，且与第一张画像差异较大。
2020年，广州警方相关负责人在通报案情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根据张维平的供述，警方核实了几乎所有的细节，提到了增城的某一条街、麻将馆，全部都调查过，有可能符合条件的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暂住人口全部进行了排查，花了几个月时间。目前还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梅姨”是存在的。
这句话在当时引起过不小的争论。
一个被全国记住的名字，一个印在无数张寻人启事上的名字，可能只是一个口供里的称呼。也可能真有其人，只是藏得足够深。
对申军良来说，这个问题没法绕开。他后来对记者说，他从2016年开始走遍增城的每一条街每一个乡镇，一直走到2017年6月，警方撬开张维平的嘴。此后几年，他每年多次往返广东，沿着“梅姨”的轨迹走，那些轨迹他走了无数遍。
五、人脸
孩子这一头，走的是另一条路。
2019年，由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和增城区公安分局组成的专案组，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拐卖的九名儿童，用企业的人脸识别技术做比对。
这项工作当年很笨。系统每一次识别会出一百份相近的档案，警方按顺序取前五个孩子做DNA复核。广东省公安厅当时直接要求，申聪案的前七个孩子都要复核。
2019年11月，专案组在紫金一带抽调了一百多名警察，专门对九名被拐儿童中脸部识别相近的孩子采集DNA。
同月，两名孩子先被找到。此后专案组每天抽大量警力做复核。
2020年3月4日，增城警方在上级公安机关指挥和梅州警方配合下，找回了那个少年。
3月6日21时30分，广州市公安局新闻办公室通报：警方已在梅州寻找到15年前在增城被拐的少年申某，其在深圳务工的养父母也被带回协助调查。
春节前夕，申军良其实已经接到过警方的电话，核实他的身份、问他是否提供过DNA信息。他立刻反应过来，马上打给增城的办案民警，证实了消息：DNA比对完全符合。
他后来回忆，那次他一手拿着手机，一手不停地捶打身边的床垫，“可能捶了有几百下”。
3月7日晚，他在广州见到了儿子。十五年前那个一岁的孩子，已经是个身高一米七、读初三、爱打篮球的男孩。
他给孩子准备的礼物，是一套从里到外的运动品牌新衣服，和五个N95口罩。
六、判决
2018年12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法院认定：张维平参与拐卖儿童九人、九宗；周容平、杨朝平、刘正洪、陈寿碧参与拐卖儿童一人、一宗。
判决结果：张维平、周容平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杨朝平、刘正洪无期徒刑；陈寿碧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三千元。
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申军良夫妇提出赔偿三百万元，广州中院认为损失情况无法查明，驳回诉求。
一审后，申军良夫妇和五名被告人均提出上诉。
2021年12月10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宣判，维持一审刑事判决，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认为，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法核准对张维平、周容平判处死刑的判决。
2023年4月27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维平、周容平执行死刑。
七、还有三个
死刑执行前一天，2023年4月26日，申军良写了一封公开信，写给张维平和周容平。
信里有一句话被很多人转发：请把最后的善良留给被拐的孩子。
他写道：从2005年1月4号申聪被你们入室抢走的那一刻，到今天已经是18年3月零22天。
他请求他们说出另外三个孩子的下落——钟彬、欧阳家豪，还有另外一个。他说，被你们带走的这三个孩子的家庭，仍然在痛苦中挣扎。
那封信没有得到回答。
但孩子还是一个一个回来了。
2024年9月16日，钟彬被找到。2024年10月24日，欧阳佳豪被找到。至此，这起案子涉及的九名被拐儿童全部找回，九个家庭团圆。
只剩下那个名字。
八、2026年3月21日
2025年，在公安部指导、外省公安机关的支持下，专案组发现一位名叫谢某某的女子，其特征与“梅姨”高度吻合。
经进一步核实，谢某某正是“梅姨”。
2026年3月21日，广州市公安局通报：犯罪嫌疑人谢某某落网。经审讯，谢某某对其贩卖儿童的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谢某某已被警方依法执行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这一天，申军良对记者说，听到这个消息，他的心都快跳出来了，他追找了“梅姨”十年。
另一位父亲欧阳国旗在湖南宁远接到警方电话。他的儿子欧阳佳豪2005年在增城被拐，2024年10月才找回来。他说，等这一天等了二十年，压在全家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二十年里，这个案子在最难的时候，连“梅姨”是不是真的存在都无法确认。现在她有了一个姓，一个代号，一份审讯笔录，和一间等着开庭的法庭。
九、九个孩子，和一个称呼
这个案子后来成了一个符号。
每年都有新的寻亲家庭在社交平台上@申军良，问他当年是怎么找到的。他讲得很细：人脸识别出相近档案，警方一个一个采DNA，采到第几个，哪一天通知他。
这套办法听起来不神秘，甚至有点笨。它的前提是，得先有一个库——被拐儿童家长的血样、公安机关的数据库、以及愿意一次次跑腿采血的警察。
在英美，类似的位置由另外几套东西占着。美国的安珀警报1996年起源于德州达拉斯一带，孩子失踪后通过广播、电视、高速公路电子牌向全区推送；国家失踪与受虐儿童中心会给失踪多年的孩子做年龄推演画像，把一张幼儿照片推演成十几岁的样子，印在广告牌和网站上。
中国这条线走的是另一头：不必推演长相，而是让机器在真实的人口数据里找人，再用DNA把结果钉死。
两条路都不快。都要等很多年。
2026年3月21日下午，申军良的手机一直响。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自己追找了“梅姨”十年，从2016年那伙人落网开始，走遍了增城的每一条街。
至于那个称呼，从此有了一个姓。至于那九个孩子，他们现在各自二十岁上下，在九个不同的地方生活。
其中有一个，是初三那年才知道自己是被拐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