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 11 月 4 日，广州，广汕公路边一间仓库。
门被撬开的时候，里面堆着纸箱。侦查员割开一只，白色晶体，颗粒很细，像粗盐。再割一只，还是一样。
箱子一共五百五十四只。
过秤，净重一万一千零八十公斤。取样送检，检出甲基苯丙胺——冰毒。
后来在普宁，又从一间民宅和屋后一个空置的化粪池里，起出一千二百八十公斤。两处加起来，十二点三六吨。
这个数字在当年的报道里有一个说法：全球最大一宗冰毒案。
案子落到一个人身上：刘招华，1965 年生，福建福安人。
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毒贩。没有帮派，没有枪，不太喝酒，喜欢喝茶，爱吃糖。他有的是一门手艺——用普通的化工原料，把冰毒合成出来，而且合成得比当时市面上大多数货都干净。
据当年的报道，他 1983 年入伍，在武警福州边防支队当兵，后来提了干，在平潭一个派出所做过正排职干事；转业后到福安当地法院当法警，1994 年辞职下海。这些履历没有一条写在判决书里，但它们解释了他后来为什么能在几个省之间来回换身份、换名字、换公司——他知道一个机关怎么办事，也知道一个人怎么从档案里消失。
1996 年，他第一次把这条工艺跑通的时候，三十一岁。学历是初中。
一、洋葱晶
1995 年，福建福安，赛岐。
刘招华在这里租下了“福建宏发塑胶有限公司”的厂房。厂里挂着牌子，生产的是“洋葱素”“洋葱晶”——一种化工中间体，合法买卖，账目上过得去。
车间里做的不是洋葱晶。
按后来法院认定的事实：他在这一年先后购入甲胺、酒石酸等原料，还有反应锅一类的设备，纠合郭锐荣、丁智文等人，在这间厂房里试制安非他明。
安非他明是冰毒的近亲，二战时各国军队用来抗疲劳，战后成了管制药物。它的合成路线在化工手册里不算秘密，难的是两件事：收率和结晶。收率低，成本就压不下来；结晶不好，成品是黄褐色的粉，卖不上价。
这两件事，他都是自己摸索的。判决书里没有写他请教过谁，也没有写那本翻烂的化工手册是从哪里来的。能确定的是，1996 年上半年，他跑通了。
难在什么地方？麻黄素路线是老路，各国早就把麻黄素盯死了，买一吨要报备，买十吨就有人上门。他走的不是这条路：用苯丙酮、甲胺一类的原料，几步反应接上去。这些原料单拎出来都是普通化工品，油漆厂、制药厂、香料厂都在用，谁也不会为几桶甲胺报警。
跑通之后还有一道关：结晶。反应液里的冰毒是混在溶剂里的，要把它变成能装袋、能运输、能过秤的白色晶体。这一步靠温度、靠溶剂配比、靠加晶种，书上写不全，做一百次才有手感。他做出来了，而且做得细。
第一批货十五公斤。
二、一场交易和一次沉默
1996 年 6 月，他把十五公斤安非他明交给吴晓东保管。吴晓东是他的小舅子，在福建省立医院影像楼工作，东西就放在四楼资料室。
7 月 5 日中午 12 点，福州工业展览中心酒店前门，陈文印提着五只方便面纸箱，里面是五公斤货。买主来验货，钱在另一个人的包里。
交易没成。公安人员当场把人抓了，五公斤安非他明，含量 45%。
按常理，这条线到这里就该断了——货主跑了，中间人抓了，工厂还在。刘招华确实跑了，但他没有跑远。他留在福安，甚至去看过陈文印案的审理。
这一步后来被很多办案人员提起：一个制毒的人，坐在旁听席上，听自己的下家怎么在法庭上说。
1996 年 11 月 26 日，陈文印、张明辉以贩卖毒品罪受审，一审判死刑。两个人为了活命，把上游供了出来。
1996 年 12 月 31 日，刘招华出逃。
1997 年 1 月 9 日凌晨，警方扑向赛岐那间厂房。车间已经清空，没有找到冰毒，也没有找到麻黄碱。最后是一叠购买苯丙酮的发票，让专家判断出他走的是哪条工艺路线。
1997 年 3 月，福建省公安厅发出通缉令。
三、换地方
接下来的两年，他把这套工艺从福建搬到了广东，又从广东搬到了宁夏。
1998 年 5 月，他和陈炳锡等人谈成了合作：他出技术、管生产，对方出钱、管销售，利润分成。厂址选在普宁流沙镇赤水村，一间做手提包加工的小厂。
5 月到 6 月，这里产出约三百公斤甲基苯丙胺。
生产停下来，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废水把附近的鱼塘毒死了，村民开始闹；二是这么大的动静，很难不引来注意。
于是有了第二个厂：宁夏银川新城区，一家畜牧工商联合公司名下的农药厂。1998 年 10 月，设备用大货车从普宁拉过去。厂子挂的牌子是生产香料。
这一步是关键的。福建和广东的制毒点，多是民居、果园、废弃厂房，产量以公斤计。农药厂不一样：有反应釜，有冷却塔，有三相电，有排污管道，有能开进大货车的院子。
从 1998 年 10 月到 1999 年 10 月，一年时间，这里产出的冰毒分批用飞机和汽车运到广州、普宁，交给陈炳锡销售。
案发之后，侦查人员在这间农药厂里提取到的东西很说明问题：车间地面上有含冰毒成分的细小白色晶体和白色块状物，厂房前面的地下，埋着十克深黄色粘稠物，检出苯基丙酮。
一家农药厂的地面，一年之内从“生产香料”变成“生产冰毒”，再变成物证袋里的一撮白粉。
判决书里有一个总数：他伙同他人制造甲基苯丙胺一万二千六百六十公斤，安非他明十五公斤；查获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公斤，安非他明五公斤。获利约三千一百万元。
三千一百万，摊到十二点六六吨上，一克不到两块五。这不是零售价，是他的出厂利润。零售环节的价格是它的几十倍，但那部分不在他手上。
四、仓库
1999 年 11 月 4 日，广州那间仓库被查。
同一天，刘招华得到消息：罗建光被抓了。他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跑，是安排转移——把部分制毒设备运到武夷山他买下的别墅，另一部分运到建阳一个叫李金泉的人家里。
11 月 18 日，普宁，张木全家中搜出 86 包白色粉末；张木全的妻子把 41 袋白色固体丢进了屋后空置的化粪池，也被起出。合计一千二百八十公斤。
1999 年 10 月运到上海曹安路 4635 号厂房的那批原料、液体和设备，案发后被查出 214 只 200 升铁桶，除了 7 桶柴油机油，其余是甲苯、甲胺、乙醇、丙酮、甲基苯丙胺和 1-苯基-2-丙酮的混合物。
一个制毒工厂被拆开，摊在三个省的仓库和厂房里，像一套被拆散的家具。
五、通缉与落网
2004 年 11 月 24 日，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缉令，刘招华列在首位，悬赏二十万元。
通缉令上的照片是他年轻时的证件照，脸瘦，头发短。这时候他已经在逃五年，体重涨了几十斤。
据报道，这几年他在广西桂林一带待过，用的是化名，开过公司，包过山地种树。判决书没有展开这一段。一个被全国通缉的人能在另一个省注册公司、租地种树，说明当时工商、税务、公安之间的信息还没有完全打通——那是 2004 年，全国人口信息联网才铺开没几年。
2005 年 3 月 5 日，福建福安，街尾 27 号，一间出租屋。
警方破门时，他和郭锐荣都在屋里。
这里要纠正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网上讲他在三亚被抓，讲他在那里开过彩票站、抓过小偷、上过当地报纸——这些段子拼起来像一部电影，但和中国法院网、公安部通缉令的口径都对不上。落网地是福建福安，不是海南三亚。他的妻子吴云青是宁德师专的老师，福安是他老家，赛岐是他第一次制毒的地方。他回了家。
六、判
2007 年 6 月 22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刘招华上诉。
2008 年 6 月 25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09 年 9 月 15 日上午 10 时左右，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刘招华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同一天，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四起制造毒品犯罪典型案例，他这一案列在第一起。
数字上还要说一句：按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就可以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他制造的数量是十二点六六吨，是这条线的二十五万倍。
这个倍数没有法律意义——到了这个量级，量刑早就不是按克算了——但它说明一件事：这套工艺一旦跑通，一个人一年能做的事，比一条产业链过去十年做的还多。
还有一个换算，是禁毒宣传里常用的：十二点三六吨，如果按每份零点一克分装，是一亿二千三百六十万份。这个数字大到没有实感，只能说它相当于一座中等城市里每一个人都拿到一份。
他死后很多年，网上开始流传一句话，说他讲过“人家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我也要用冰毒打开他们的大门”。
这句话很好用，能把他从一个制毒的人变成一个有点悲壮的角色。
但判决书里没有这句话。中国法院网 2009 年 9 月 15 日那篇通稿里也没有。公开的庭审记录、公诉意见、被告人最后陈述里都没有。
它更可能是后来的人替他说的。
真实留下来的是另一样东西：一套不需要麻黄素、用甲胺和苯丙酮就能走的合成路线。
2005 年 8 月，《易制毒化学品管理条例》公布，同年 11 月 1 日施行。甲苯、丙酮、甲基乙基酮、高锰酸钾、盐酸、硫酸这些名字，从此进了另一本台账：谁买、买多少、干什么用，都要登记，都要能对得上。
那间银川的农药厂后来改作他用了。厂房还在，排污管道也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