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 年 8 月 19 日，中午，乌鲁木齐。
边疆宾馆商贸城外面，人来人往，摊子上堆着皮衣和羊毛围巾。两个男人从人群里穿过去，一高一矮，手里提着枪。
前后不到十分钟。七个人倒在地上，三个人受伤，一只包装着成捆的现金被拎走。
开枪的高个子没有跑。他走出市场，混进街上的人流里，不快也不慢，像一个刚谈完生意的人。
后来专案组给这一串案子起的名字，叫“京、冀、新系列枪案”。
在那之前，它叫“1996 年全国一号案件”；在那之后，它又叫“1997 年中国刑侦第一案”。国际刑警组织排当年世界刑侦要案，它列在第三。
这些名头都指向一个人：白宝山，1958 年生，北京石景山人，祖籍河北徐水。从 1996 年 3 月到 1997 年 8 月，他在北京、河北、新疆三地作案，抢走三支军警用枪，杀害十五人，击伤十五人。
但这个名字不是从血里浮出来的。它是从一枚弹壳里浮出来的——一枚先在北京被捡起来、又在河北被捡起来、最后在新疆被捡起来的弹壳。
一、十四年
1983 年，全国第一次“严打”。白宝山 25 岁，因为盗窃，被石景山法院判了四年，送进北京市第一监狱。
两年后，同案的一个狱友为了立功减刑，检举他在 1983 年还有一起拦路抢劫的合谋。案子重新审，四年变成十四年。
这一年他 27 岁。新婚不久的妻子带着一对双胞胎女儿，离开了他。
此后是漫长的、几乎看不到头的服刑。1991 年，他的北京户口被注销，人被押送到新疆的劳改农场继续服刑。
在农场，他做了一件在那个环境里不算难的事：攒子弹。先从牧民手里换，一百二十多发；又向留场就业的劳改犯要，一百多发手枪和步枪子弹。子弹用布包好，埋在牛棚附近的地里。
这件事在当时的档案里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一个服刑人员藏几发子弹，在 1990 年代初的农场里，不是最要紧的事。
1996 年 3 月 7 日，因为服刑期间“表现积极”，他获得减刑，提前一年刑满释放。
出来的时候他 38 岁。北京已经不是他进去时的北京，石景山的楼多了，街上的车多了，而他身上只有监狱发给的一笔路费和一个注销了十几年的户口。
一个人的日子过不下去，可以去找活干，可以去找街道，可以去求人。他没有走这几条路。
二、夜里第一枪
1996 年 3 月 31 日，深夜。
北京西边，石景山，一家电厂的门口。哨兵在岗亭里站着，灯在头顶上。
一个黑影从侧面靠近，用铁棍打倒了哨兵，夺走了那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然后消失在夜色里。
这是第一支枪。
北京市公安局当天就立了案。袭击军事哨位、抢夺军用枪支，这在任何一年都是顶格的案子。但当时还没有人把它和一串案子连起来——它看起来像一起孤立的、亡命之徒干的抢夺。
4 月 7 日，石景山另一处要地的门卫室被袭。4 月 22 日，丰台一家射击场，又一次袭击岗哨。
三支枪，三次夜袭，前后二十来天。警方开始意识到，这不是三个人干的，是一个人干的；不是图财，是图枪。
也是这一年，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通过，10 月 1 日施行。那部法律管的是民用枪支——猎枪、气枪、射击运动枪，一律登记、限量、禁售、收缴。军警用枪不在这部法里，它们另有条例管。
所以这部法挡不住一个人从岗哨手里抢枪。它能管住的，是抢来的枪在民间流不出去——没有买家，没有渠道，一支军队的步枪在市面上出现，三天之内就会有人报案。
然后是长达半年的安静。
这半年里，白宝山在北京、河北之间来回。他熟悉这一带——他在这里长大，在这里偷过东西，在这里坐过牢。他知道哪个路口几点换岗，知道哪条巷子没有灯。
12 月 16 日下午，德胜门外滨河路，烟市。
一个外地来的妇女在市场里批发香烟，随身带着六万元货款。人挤，声音大，谁也没注意一个男人靠过来。等她反应过来，钱已经没了，人被推倒在地。
六万元，在 1996 年是一个普通工人十几年的工资。
这笔钱让案子从“抢枪”变成了“抢枪加抢劫”。但在案卷上，它仍然是北京的几起案子，和新疆还隔着一整个中国。
三、向西
1997 年 2 月 21 日，白宝山带着谢宗芬去了新疆。
谢宗芬是四川人，比他小几岁，1996 年在北京认识的他。她后来被认定为同案犯——抢劫罪、包庇罪，判了十二年。
新疆他有熟人。1980 年代在这里服刑，农场、团场、路边的小饭馆，他都熟。他还有一个狱友，叫吴子明。
7 月，石河子。他抢了一辆摩托车，杀了车主。
同一个月，他去了 149 团场的派出所。那天所里有人值班：姜警长和一名保安员。两个人被杀，一支“五四”式手枪被抢走。
这是第三支枪，也是最后一支。
从 1996 年 3 月的第一支半自动步枪，到 1997 年 7 月的这支手枪，中间隔了十六个月。三支枪，三种口径，三个省。
8 月 19 日中午，乌鲁木齐边疆宾馆商贸城。
他选的是中午，人最多的时候。商贸城里做生意的，很多是带着现金来进货的外地商人。他提着长枪走进去，在不到十分钟里打死了七个人，打伤三人，抢走 123 万元现金。
走出市场，他把长枪塞进一只提包，和吴子明分开走。
六天以后，8 月 25 日，吴子明死了。杀他的是白宝山。尸体被烧过，埋在戈壁滩上。
这一条在当时的案卷里是空白。吴子明失踪，没有人报案，也没有人知道他已经死了。直到白宝山落网之后，他才供出埋尸的地点。
四、一枚弹壳
乌鲁木齐“8·19”案发之后，公安部直接派人到新疆。
现场勘查提取到几枚弹壳。弹壳送进实验室，在显微镜下和另外几起案子的现场弹壳放在一起比对——膛线留下的擦痕，每一条都像指纹。
枪管里刻着几条螺旋形的沟，叫膛线。子弹被火药推出去的时候，被这些沟犁出几道痕，宽窄、深浅、旋转的方向，每一支枪都不一样。弹壳上还留着另外两处记号：击针撞底火留下的凹坑，和退壳钩抓过的爪痕。三样凑齐，等于给这支枪按了一个指印。
结论出来得很快：新疆几起枪案用的枪，和 1996 年北京、河北徐水那几起袭击岗哨案用的枪，是同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一枚弹壳，把横跨三省、时间跨度一年半的十几起案子，串成了一根绳。
这就是“并案”。在刑侦上，并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原来分散在三个省、五个公安机关手里的线索，突然可以放在一张桌子上看；意味着一个人在北京留下的痕迹，可以用来解释他在新疆的行为；意味着一支枪的弹道，成了唯一不会撒谎的证人。
1996 年，北京警方为那三起抢枪案跑了多少路，没有人统计过。可以确定的只有一件事：那时候还没有全国联网的弹道数据库。一起案子里的弹壳，就躺在那一起案子的物证袋里，谁也不知道别处还有另一枚。
专案组定名“京、冀、新系列枪案”，列为 1997 年全国刑事犯罪大案。
接下来的事情，是另一种辛苦：查人。
北京这边，警方把 1996 年以来所有涉及军警枪支、弹药流失的案子重新过了一遍，把有条件接触枪支、有夜间作案能力、有前科的人员列成名单，一个一个排除。新疆那边，围绕 149 团、石河子、乌鲁木齐三地，排查与农场、团场有关系的内地籍人员。
四川那边，谢宗芬落网了。
她提供的东西不多，但足够：北京石景山，一个地址。
1997 年 9 月 5 日，民警到了石景山那栋楼。
开门的是白宝山。他穿着家常的衣服，看见门外的人，愣了一下。屋里还有他的母亲。
后来的报道里，多个版本都说他没有反抗，也没有掏枪——他就那样被带走了。有的版本说他当时想去拿东西，看见母亲出来，停住了。这一段没有官方通稿，只有当年办案人员的回忆，我把它当作“说法”，不当作事实。
从 8 月 19 日到 9 月 5 日，十七天。
四地警方协作，出动警力数万人次，排查面覆盖京、冀、新、川。这个案子的成本，后来没有人算过总数。
五、判
1998 年 3 月 3 日，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
判决认定的罪名有四个：故意杀人罪，抢夺枪支、弹药罪，抢劫罪，盗窃枪支、弹药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案被告人谢宗芬，犯抢劫罪、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1998 年 4 月，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白宝山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那一年他 39 岁。
数字上有一处要说明。官方通报的表述是“杀害十五人、击伤十五人”；一些媒体写“十七人”，把他在新疆服刑期间涉嫌杀害的两名同监人员也算了进去。这两起在当年没有查实——尸体没有被找到，证据不足，他本人后来有过供述，但没有形成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
所以这篇里，我用十五人。
还有一个数字：三支枪。
“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八一”式自动步枪、“五四”式手枪。三支枪，来自三个不同的哨位和派出所，最后都到了一个人手里。
这个过程里最该被追问的，不是他有多凶，而是：一个刚出狱、户口被注销、没有固定收入的人，为什么能在半年之内，连续三次从军警岗哨手里拿走枪，而没有一次被拦住。
第一起案子之后，北京的哨位加强了警戒。第二起之后，射击场加了人。第三起之后，各个点位的夜间巡逻密度提上去了。但这些都是在案子发生之后。
1996 年 3 月 31 日夜里，那个岗亭里的哨兵，二十岁上下。他倒下的时候，岗亭的灯还亮着。
后来那支枪被打了很多发子弹。每一发的弹壳都留在了原地，等了一年到一年半，才被人在显微镜下排成一行。
庭审结束以后，有记者问过一个问题：如果 1996 年那三起抢枪案并了案，后面的事会不会不一样。
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
案卷里能查到的只有一件事：1996 年，北京和河北的现场弹壳，一直躺在物证室里，等着新疆的那一枚来跟它们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