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端州，州衙的院子里。
十几个囚犯被带出来，坐成一排。差役解了他们的手铐脚镣，抬上饭食。
饭是热的。这些人里有的已经关了很久，手上没劲，端着碗吃得很慢。
主审的官员坐在廊下，没有说话，只是看。
饭吃完了，差役把囚犯一个一个带回牢里。最后一个被留下。那人脸色变了，眼睛四下看。
官员说：杀人的是你。
这个官员叫欧阳晔，字日华，吉州人。
他的名气不如他哥哥，也不如他侄子。他哥哥叫欧阳观，做过地方官，五十几岁死在任上；他侄子叫欧阳修，四岁丧父，跟着母亲投奔他，是他把这个侄子养大的。
正史里没有单独给他立传。他的事迹散在别人的集子里——最要紧的一篇，是欧阳修给他写的墓志铭。
那桩命案，就记在这篇墓志铭里，后来被南宋的郑克收进《折狱龟鉴》卷六。
一、打不清的一桩命案
案子出在桂阳监。
桂阳监在今天的湖南南部，宋代是一个特别的地方：那里有银矿，朝廷设“监”管冶炼，不叫州也不叫县，户口、赋税、治安都另有一套。矿上人多，杂，来自各处，靠水吃饭的也不少。
一个“监”的编制，比县要松。县令管一县，有簿、有尉、有弓手；监官的主要差事是督课冶炼，治安往往靠矿头和地方上的人自己维持。人一多，地一窄，争水、争船、争装卸的位次，都是常事。
宋代的码头，天不亮就有人。卸货的、等船的、卖饭的，都挤在那几十步宽的水边上。矿上出来的银、炭、粮，都要从这里走；一条船靠岸，谁先装、谁先卸，关乎一天的工钱。
事情的起因很小：争船。
一条船，两个人要先用；一句不好听的话；一只手推过来。然后是一群人。
等官府的人赶到，一个人倒在地上，肋下有一处伤，抬回去没几天死了。
接下来是宋代州县办案最头疼的一种局面：在场的人多，动手的人多，但没有人承认那一致命的一下是自己打的。
验尸的仵作写了验状：伤在右肋，肋骨断，内里有淤血。这一条很清楚。
宋代的检验已经有一套格式。人死之后，州县差官检验，仵作当场唱报，官吏画押，写成“验状”——画上人形，标出伤处，致命的伤要写明部位、大小、深浅、颜色。这套东西后来在南宋被宋慈收进《洗冤集录》（1247 年），成了现存最早的系统法医学专著之一。
也正因为有格式，验状上的每一个字都有分量。写“右肋”和写“左肋”，是两个案子。
不清楚的是：谁打的。
宋律里还有一个办法叫“保辜”：斗殴伤人，先不定罪，给一个期限，视伤情从十日到五十日不等；期限之内伤者死了，按杀人论，没死，按伤人论。这条制度的用意是等伤情落定。
但它解决不了眼前这个局面——一群人都动了手，那一处致命的伤，算谁的。
被带到衙门的有十几个人。分开问，说法各不相同，但都指向别人；合起来问，又互相印证，成了一个圈。有人挨了打，认了，第二天翻；有人认了，说的位置和验状对不上。
这也容易理解。这十几个人是同一处码头、同一条船上吃饭的人。今天他指认了别人，明天他还要在这条水边上干活。死的是外人还是自己人，关系到他往后能不能立足。
案子就这样悬了下来。卷宗一年比一年厚，人头一个没少。
二、那顿饭
欧阳晔到端州上任，翻到了这桩旧案。
按照《折狱龟鉴》的记载，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自临其狱”——亲自到牢里去。
第二件事是：把在押的人全部带到院子里，解开桎梏，给他们饭吃。
这个动作在今天看来很平常，在当时不是。宋代的监狱，重囚戴枷，伙食由家属送或官府给，能吃饱的不多。给一群杀人嫌犯解开刑具、坐在院子里吃饭，是有风险的。
饿，是那时候牢里的常态。宋代文献里“瘐死”两个字很常见——不是判死，是关死、病死、饿死。一个嫌犯在等判决的几年里死掉，办案的人不必负责，案卷上写一句“病故”就完了。
给一顿热饭，既是示以宽，也是把人从那种状态里拉出来——一个长期半饥半饱的人，端碗的手是抖的，看不出习惯。
他就要这个风险。
人在饿的时候、在镣铐解开的时候，注意力会回到自己身上：先吃哪一口，怎么端碗，哪只手拿勺子。这些动作是下意识的，改不了，也想不到要改。
据记载，吃饭的时候，他一直在看。
饭吃完了，差役把人一个个带回去。他留下了一个。
那个人脸色变了，“色动惶顾”——脸变了，眼睛四处看。
欧阳晔说：杀人的是你。
那人不承认，问他凭什么。
欧阳晔说：我看他们吃饭，都是用右手拿匕；只有你，用左手。死者伤在右肋。这就是你杀人的明证。
按《折狱龟鉴》原文，那人哭着说了一句话：
“我杀之，不敢以累他人。”
是我杀的，不敢再连累别人。
三、为什么左手打的是右肋
这一段推理，值得慢慢说。
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不到一臂的距离。一个人抬起左手，打出去，落点在对方的右侧——右肋、右胸、右脸。反过来，用右手，落点在对方左侧。
这不是巧合，是镜像。
所以，验状上写着“伤在右肋”，凶手就是一个惯用左手的人；而饭桌上，十几个人里只有一个人用左手拿匕。
匕是古代的食器，形状像今天的小勺，前端有尖，用来取饭、取羹。宋人吃饭，匕与箸并用，一般右手持匕、左手扶器。一个人若天生左手便利，持匕、执笔、拿刀，都是左手。
“匕”这个字，今天的人容易联想到匕首，其实在宋代以前，它主要指食器。《诗经》里“有捄棘匕”，说的是用酸枣木做的勺。匕首是另一个词，形制小，可以藏在袖里。欧阳晔看的，是勺子。
左利手在人群里大约占一成，古今差别不大。一成，意味着十几个人里通常有一两个；那天桌上只有他一个。
这套推理的关键，不在“左手”这两个字，而在顺序：先有验状（伤在右肋），再有观察（谁用左手），最后才是那一句话。
郑克在按语里把这一点挑明了：“晔已观其验状，云伤右肋死，故因饮食视所用手。”
意思是：他不是坐在院子里随便看，他是带着一个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去看的。
四、这个推理有一个缺口
但缺口也很明显。
第一，左撇子不等于只用左手。很多人左手吃饭、右手干活；真正动手时，用的可能是顺手的那只，也可能是随手抄起的那只。
第二，面对面不等于正面对打。群殴之中，人是会转身的、会侧身的，一个人从背后、从侧面打过去，左右就全反了。
第三，凶器。若是棍、是桨、是石头，落点和用手的关系就更远——右手也能打出右肋的伤，只要人是斜着站的。
第四，也是最要紧的一条：这一切都建立在验状准确上。仵作若把左肋写成右肋，这套推理就整个反过来，会直接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死牢。
现代法医做同一件事，叫“致伤方式重建”：看伤口的形状、方向、深浅，推断凶器是什么、打了几下、从哪个方向来。今天的现场有照片、有 CT、有 DNA，但要回答的核心问题，和欧阳晔那天要回答的，是同一个——这一下，是谁的手打出来的。
郑克是懂这一点的。他在这条后面写了一句话，把功劳归给了“尽心”而不是“聪明”：“苟非尽心察狱，则亦岂能然耶。”
如果不是把心思全部放在案子上，做不到这一步。
五、一本笔记里的位置
欧阳晔这桩案子，收在《折狱龟鉴》卷六。
郑克是南宋人，做过官，编这部书的时候，把北宋以来能见到的案牍、墓志、笔记翻了一遍。全书二十卷，分二十门，从“释冤”排到“矜谨”，收案数百条，每条后面附一段按语，讲这案子凭什么成立、哪里其实站不住。
他不是在编故事集，是在给办案的人编一本可以查的手册。
郑克在这一卷里排了一组案子，主题是“证慝”——用物、用身体、用文书，把藏在话里的假挖出来。
排在他前面的，是北魏的李惠：两个人争一张羊皮，李惠把羊皮放在席子上用杖打，打出盐屑，负薪的人认罪。
排在他后面的，是王璩：一个盗贼关了很久不招，偶然在他袋子里翻出一张旧文书，是房陵商人被抢时带的，贼当场认了。
郑克给这一组的评语是：“证慝之术，焉可忽哉。”
证据这件事，怎么能轻视。
这句话在宋代是有针对性的。宋代的审讯，口供是核心，法律甚至规定“诸被告，皆听以情自陈”，但实际操作里，打了才招是常态。郑克编这本书，反复在讲一件事：能不打的，尽量不打；能用物证的，就不要用刑。
欧阳晔这一顿饭，就是“不用打”的一种。
六、写这篇墓志铭的人
关于欧阳晔，还有一层要交代。
这桩案子最原始的记载，出自欧阳修给他写的墓志铭。
一个侄子写叔叔，而且是把他养大的叔叔。这种文章，难免有溢美。
但墓志铭里的这一条，不像编的。它太具体了：解开刑具、给饭、看手、留下一个人、说那句话。这些细节，要么是真的，要么是欧阳修听叔叔本人讲过很多遍。
欧阳晔后来官至都官员外郎，做过端州知州。他的官声不算显赫，《宋史》不给他立传，是因为他没有做到能让史官单独写一卷的位置。
他死在任上。欧阳修在墓志铭里写他的为人：不爱钱，不蓄家产，接济族人，朋友死了替人办丧事。
这些评价，侄子说，读者可以打个折。但那桩案子的方法，不需要打折——它被郑克原样抄进了《折狱龟鉴》，又被后世一遍一遍地引用。
案子结了以后，那十几个人里，其余的都放了。
史书没有写他们叫什么，也没有写那个用左手的人最后判了什么刑。按宋律，斗殴杀人，绞；若情节重，斩。这些都要看具体的检验与供述。
卷宗里能留下的，只有两样东西：一张写着“伤在右肋”的验状，和一句“我杀之，不敢以累他人”。
那句供词，是这桩案子里唯一被完整记下来的话。它不像认罪，倒像一个人被追了很久，终于不用再跑。
至于那顿饭，史书只写了八个字：去其桎梏，而饮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