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五年，长安。
一份奏疏送到御案上。太宗翻了两页，停住了。
这不是一份普通的奏疏。条陈二十余事，一件一件切中时弊，话说得直，理说得透，文字干净得没有一句废话。
问题是，上疏的人叫常何。
常何是中郎将，玄武门的守将，当年帮太宗夺位出过力。这个人勇则勇矣，不读书，平时连公文都写得费劲。
太宗把他叫来，问：这奏疏是谁写的。
常何跪下磕头，说：这不是臣能写出来的。是臣家里的门客马周草拟的。他跟臣说话，没有一次不讲到忠孝。
太宗当天就下令召见。
马周还没到，派去催的使者已经来了四趟。
贞观初年，天下并不太平。元年关中饥，二年蝗，三年大水，百姓刚从隋末的乱里爬出来，家底是空的。四年李靖灭了东突厥，边患暂息，可人口没恢复，粮价还高。这个时候，皇帝最想知道的不是祥瑞，是底下到底出了什么事。
新丰旅店的一斗酒
马周是清河茌平人，字宾王。
少年时父母都死了，家里穷，爱读书，尤其精《诗经》和《左传》。可这人脾气不好，落拓不羁，乡里人都不怎么看得起他。
武德年间，他补了个博州助教的职位。助教是教书的，他每天喝醇酒，不讲课。刺史达奚恕屡次责备他，他一甩袖子走了，跑到曹州、汴州一带游荡，又被浚仪县令崔贤首羞辱了一顿。
他一气之下，往西去长安。
新丰在长安东边，是进京前最后一个大镇，商旅都在这里落脚，店家的眼睛最识人——谁有钱，谁没钱，一眼就看出来。
走到新丰，天黑了，住店。店主人忙着招呼一帮贩货的商人，把他晾在一边。马周也不吵，只要了一斗八升酒，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慢喝。
一斗八升。店主人看傻了。
这件事被写进正史，因为它太像这个人：落魄，倔，不肯求人，也不肯让人看轻。
到了长安，他连住处都没有，寄在一个卖饼的人家里。后来经人介绍，住进了中郎将常何的宅子，做了一个门客。
门客就是替主人写写东西、出出主意的人，不管饭以外的报酬。
唐初的门客不是后来的幕僚。他们住在主人家里，吃主人的饭，起草文书、打听消息、出主意，没有品级，也没有俸禄。有的人一辈子就这样过去，有的人遇上一个机会，一步登天。马周属于后者，可他自己并不知道。
二十余事
贞观五年，天下大旱。太宗下诏，让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
常何急了。他是个武人，不涉经学，这种诏书对他等于罚站。
这个人在史书里着墨不多，可站的位置关键。玄武门之变那天，他是守门的将领之一。太宗登基后给了他中郎将的官职，算是有功之臣，在朝堂上有一席之地。可一遇到要动笔的事，他只能干看着。
马周说，我替你写。
他坐下来，一条一条地列，列了二十多件。哪些该停，哪些该改，哪一处扰民，哪一处虚耗，写完了交给常何抄。
常何抄完递上去，心里也没底。
太宗看完，就是本文开头那一幕。
马周被召见那天，两人谈了很久。太宗大喜，让他到门下省值班。第二年授监察御史，奉命出使，回来说的事都合旨意。太宗因为常何举荐得人，赐帛三百匹。
一个寄住在别人家里的门客，一年之内进了中枢。
他写的都是什么事
马周的奏疏，今天还能读到五篇。看这几篇，就知道太宗为什么喜欢他。
第一篇讲的是徭役。唐初承隋末大乱之后，人口锐减，可国库要修宫室、要养兵、要办差。马周举的是隋朝的例子：隋炀帝修东都、开运河、征高丽，役使天下，十几年就把一个富庶的帝国用光了。他说，贞观初年陛下很省，可这几年营造渐多，差科渐重，百姓又开始怕官。他请太宗把不急的工程停掉。
这话不好听，可太宗听了。
第二篇讲的是宗室。贞观十一年，朝廷要恢复「世封刺史」——让宗室功臣的子孙世世代代做一州的刺史。马周上疏反对，说尧舜都做不到把天下传给儿子还传得好，何况一州之地？他说，这些王爷从小长在深宫，不知道民间疾苦，让他们世袭一州，等于把一州百姓交给一个不懂事的人。这个制度后来没有真正行下去。
第三篇讲的是选官。他说，刺史是亲民之官，县令更是直接管百姓的，这两个位置不能拿来安置闲人。他建议，刺史由朝廷慎重挑选，县令从京官里选有才干的下去做。
他说得很直：当时朝廷重内官、轻州县，选县令往往是把京里不中用的人派下去。可县令是直接和百姓打交道的，一个县治得好不好，百姓就觉得朝廷好不好。
第四篇讲的是诸王。他说，给王爷们的待遇太厚，府第、车马、仆从都超过制度，这不是爱他们，是害他们。
第五篇讲的是他自己的病。这一篇不必细说。
这些奏疏有一个共同点：不引用漂亮的典故，不铺排气势，一件事情就说一件事情，说完就住。岑文本后来评价他：援引事类，扬榷古今，举要删芜，会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
顺便说一句「鸢肩火色」。鸢肩是说肩膀耸起像鹰，火色是说面色发红。相术里这不是好相，主贵而躁，升得快，也去得快。岑文本懂这个，所以说的时候带着叹气的意思。
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减。这是对一个写公文的人最高的评价。
从门下省到中书令
唐朝的公文有它自己的走法：中书省起草，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一份诏书从皇帝的意思变成天下的政令，要过三道手。马周先直门下省，后来做中书舍人，等他做中书令的时候，这套流程的每一道他都熟。他的奏疏为什么实用，原因也在这里：他知道一句话写下去，底下会怎么执行。
唐初的官，大部分还是靠门荫，靠父祖的官位换出身。科举每年取的人很少，寒门子弟的路子窄。马周这条路是上书。太宗从一份奏疏里认出了他，把他放进中枢。这种做法在贞观朝不是孤例，可做到宰相的，只有他一个。
马周的上升速度，在唐初是罕见的。
贞观六年监察御史，不久转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十一年拜给事中，十二年转中书舍人。十五年迁治书侍御史，兼知谏议大夫，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晋王立为太子，他拜中书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迁中书令。
从门客到宰相，十二年。
他做中书令只有四年，从贞观十八年到二十二年。这四年里，唐朝的制度正在定型：租庸调、府兵、律令，都在这一段落实。他不是设计者，他是那个把设计变成可执行条文的人。
当时有人替他看相。据《旧唐书》记载，袁天纲见了他，说他伏犀贯脑，背如负物，富贵不可言，近古以来君臣相得，少有像他这样的。然后补了一句：可惜耳后骨不起，耳无根，只恐不是长寿之相。
岑文本也说过一句类似的话：马君论事，听的人忘了疲倦，可鸢肩火色，腾上必速，恐不能久。
两个人的判断是一样的：这个人升得太快，命不会长。
太宗不管这些。他说过一句话：我于马周，暂不见则便思之。
十八年，太宗征辽东，命马周与高士廉、刘洎留在定州辅佐皇太子。回来之后，以本官摄吏部尚书。二十一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太宗还赐过他一幅飞白书，写的是：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
一个皇帝给臣子写这种话，是把他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了。
焚稿
马周病了。
病叫消渴，按今天的说法，大概是糖尿病。病了整整一年不好。
太宗当时在翠微宫，下令找一块好地方给他起宅子，让尚食局每天给他送饭，自己亲自给他调药。皇太子也亲自到他家里问病。
一个宰相病到这个份上，皇帝亲自调药，这在唐朝也不多见。
马周临终前做了一件事。
他让人把自己历年所上奏疏的草稿找出来，一帙，堆在床边。然后他亲手点着了。
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管仲、晏婴著书，是把国君的过错写下来，求身后的名声。我不做这种事。
火把那些纸烧完了。
唐朝的官员大多会把奏议留底，编成集子，传之后世。马周把底稿烧了，所以他的文集薄得可怜。今天能读到的五篇，是别人从档案里抄出来的。他烧掉的，是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工作记录。他一生写的东西，留下来的只有五篇奏疏和两首诗。今天能看到的《陈时政疏》《请劝赏疏》，都是别人抄存下来的。
他留下的诗只有两首，都是从别人编的选本里辑出来的。《凌朝浮江旅思》开头是「太清上初日，春水送孤舟」。一个写过二十条政论的人，写起景来这么轻，倒是让人意外。
贞观二十二年，马周卒，年四十八。
太宗为他举哀，追赠幽州都督，陪葬昭陵。高宗即位后追赠尚书右仆射、高唐县公。垂拱年间，配享高宗庙庭。
他死的时候，太宗说过一句话，被记在《旧唐书》里：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
一个从旅店里走出来的穷书生，最后埋在了皇帝的陵旁边。
两百多年后，李贺写《致酒行》，写到落魄的人，想到的还是他：吾闻马周昔作新丰客，天荒地老无人识。
那家新丰旅店早就不在了。昭陵的陪葬墓有一百多座，魏征、房玄龄、李靖、李勣都在，功臣的墓按亲疏排，离主峰越近越尊贵。
马周的墓在其中的一处。一千三百年过去，封土还在，上面长着草，和周围那些功臣的墓没有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