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三月，礼部南院放榜。
榜下挤满了人。有人看完自己的名字，站着不动；有人从头看到尾，看了三遍，转身就走。
落第的人没有散。他们堵在街上，等主考官出来。
那一年主考官是欧阳修，五十一岁。这个位子他坐得并不舒服。
他出来的时候，一群人围上去，指着他的脸骂。骂到后来，有人写了一篇祭文，投进他家里——祭文是给死人写的。
据宋人笔记，那几天开封街上乱到巡卒都拦不住。
他黜落的是些什么人？是当时太学里最红的一批。他们写文章讲究险怪，句子越拗口越好，比如「天地轧轧，万物茁轧」这一类。谁写得最不像人话，谁的名声最大。
欧阳修把这一批人几乎全部划掉了。
他选中的卷子里，有一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他读完，觉得好，又怕这是自己的门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把这份卷子压到第二。
拆封之后，那个名字是苏轼。
沙地上的字
欧阳修四岁那年，父亲死了。
父亲欧阳观做过绵州军事推官，官职不大，死时五十六岁，没留下什么钱。母亲郑氏带着他，去随州投奔叔父欧阳晔。
叔父家也不宽裕。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买不起纸笔，就用芦苇秆在沙地上画字，一笔一笔教儿子认。
这就是后来被写进蒙书、写进家训、写进无数人童年记忆里的「画荻教子」。
十岁那年，他在随州城南李家借书，翻到一部《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纸已经残了。他借回去抄，抄到忘了吃饭。
韩愈的文章在当时不算热门。宋初流行的是「西昆体」，讲究对仗、用典、辞藻，写得漂亮，读完不知道说了什么。欧阳修捧着这部残本，觉得文章原来可以这样写——把话说明白，说到人心里去。
这一部残书，后来变成了一场运动。
要看清这场运动，得知道当时的文坛在流行什么。真宗朝有一部《西昆酬唱集》，杨亿、刘筠、钱惟演几个人互相唱和，用典密集，对仗工整，写出来像一匹锦。读书人争着学，学到最后，文章里全是套语，一件事说不清楚。另一边，柳开、穆修这些人早就提倡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主张「文以载道」，可他们写得干硬，没几个人愿意读。古文要赢，缺的不是道理，是一支能写好文章的笔。
他的科举之路不算顺。天圣元年、天圣四年两次落榜，天圣八年才中进士，省试第一，殿试唱名甲科十四名。主考官晏殊后来回忆，说这个人锋芒太露，众考官有意压一压他，磨磨他的锐气。
一封骂人的信
景祐三年，范仲淹上了《百官图》，指着宰相吕夷简的用人名单一条一条批。吕夷简反击，说范仲淹越职言事、勾结朋党。范仲淹被贬到饶州。
朝中有人救，有人不吭声。右司谏高若讷属于后者。
欧阳修给他写了一封信。
信里有一句：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
这句话骂得太重了。高若讷把信呈给皇帝，欧阳修被贬为夷陵县令。
那年他三十岁。
夷陵是个小县，公事不多，也没有书可读。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到了那里，把县衙里积年的案卷全部翻出来，一遍一遍看，看以前的人怎么办案、怎么断、错在哪里。他说，从那以后，他写文章不敢再有空话。
也是在夷陵，他写了《戏答元珍》。末句是「春风疑不到天涯」。一个被贬到山城的人，先怀疑春天来不了，再看见野花开了。这句诗后来常被拿来证明：欧阳修不只是会写文章。
这一贬，贬出了一个更结实的人。
康定元年，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想辟他做掌书记。他笑着推辞，说当年我为你说话，难道是为了自己？同退可以，同进就不必了。这句话传出去，士林里对他的看法就变了：这个人不是跟着谁走的。
庆历三年，范仲淹当参知政事，推庆历新政，欧阳修在谏院，一连上了几十道奏疏，论吏治、论军事、论贡举。新政一年多就失败了，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相继罢官。
他上疏反对，被反对派拿他外甥女张氏的一桩案子做文章，造出一些脏水，把他贬到滁州。
滁州的醉翁
庆历五年，欧阳修到了滁州。
那年他三十九岁，第二年写《醉翁亭记》，开头五个字：环滁皆山也。
一个四十岁的人，在文章里自称「翁」。他写自己喝得不多，却先醉了；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
这篇文章后来被刻在碑上，被抄进选本，被一代一代的学生背。它看上去闲适，其实是贬官写的。一个人被泼了脏水、赶出京城，到一个小州里去，还能写出这样干净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一种回答。
他在滁州、扬州、颍州一共待了十一年，为政的路子叫「宽简」。有人劝他学包拯那样以威严治京师，他后来权知开封府，对属官说：以放纵为宽、以疏略为简，那叫政事废弛；我说的宽，是不苛刻不急躁，我说的简，是不繁碎。
开封府他管了八个月，京师也治。后人把这一段叫「包严欧宽」。
滁州那几年，他还修了丰乐亭，写过一篇《丰乐亭记》。亭子建在城西的山谷里，旁边有一眼泉。他在记里写，这里从前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百姓种田、酿酒、玩耍，五十年没见过兵器。一个被贬的人写这种文章，写的是太平，也是自己给自己找的一个落点。
那一场考试
嘉祐二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知贡举。
他心里有一个很明确的靶子：太学体。
这种文风在太学里流行了十几年，代表作者叫刘几。写起来堆砌怪字，句子别扭，气势做得很足，内容空得很。年轻人以为这就是才华，考官也常被唬住。
欧阳修把这类卷子黜落得干干净净。刘几那一榜落第。
放榜之后就是本文开头那一幕。士子闹，写祭文，堵门骂。有人劝他避一避，他没有改。
那一榜取中的名单，后来被反复提起：苏轼、苏辙、曾巩、程颢、张载、吕大钧、朱光庭。唐宋八大家里，宋占六家，这一榜上就有苏轼、苏辙、曾巩三家。
苏轼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编了一个典故，说尧与皋陶争论杀人。欧阳修问这典故出自哪本书，苏轼答：想当然耳。欧阳修没有追究，反而说，这个人读书会用，将来一定了不起。
他后来给梅尧臣写信，说读到苏轼的文章，不觉汗出，痛快痛快，老夫应当让路，放他出一头地。这句话后来成了成语，「出人头地」。一个主考官，看到考生比自己写得好，第一反应是让路，这在哪个时代都不常见。
刘几后来改了名字，叫刘辉，改掉了那种文风，嘉祐四年中了进士第一。
一场考试改不了所有人的文章，但它改变了评分标准。从那以后，考场上的好文章，是能把话说明白的文章。
濮议与六一
嘉祐五年，欧阳修任枢密副使，次年拜参知政事。
治平二年，他碰上了一件麻烦事，叫濮议。
英宗是过继来的皇帝，他的生父是濮王赵允让。现在英宗想给生父一个名分：是称「皇考」，还是称「皇伯」？
欧阳修主张称皇考。理由很实在：父子之名不能改，过继是继承皇位，不是切断血缘。台谏官几乎全体反对，说他「首倡邪议」。争论了十几个月，曹太后最后签了字，事才算定。
那一阵子宫里宫外都在争这两个字。台谏官成批上疏，有人当面骂他奸邪，有人跪在殿上不肯起来。欧阳修回家，门上被人贴了匿名帖子。
这一仗他赢了，人心输了。政敌开始拿他家里的事编谣言，编得很难听，查来查去没有实据。他一遍遍上表请求外任。
这些年他一直在做两件别人不肯做的笨事。一件是《新五代史》，七十四卷，一个人从头写到尾。五代五十三年，换了八个姓、十四个皇帝，他把「忠义」放在列传的最前面，用「呜呼」开头的议论一篇接一篇，骂那个时代把人命和名节都看轻了。另一件是《集古录》，他把平生收集的三代到隋唐的碑刻拓片一千卷，一篇一篇写跋，哪一年、谁写的、字怎么样、这段史实和正史对不对得上。金石学这门学问，从他这里开始。
熙宁三年，他出知蔡州，自号六一居士，还写了一篇《六一居士传》替这个号作解释。
有人问他，六一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常置酒一壶，加上我一个老头，老在这五样东西中间，不就是六一吗。
颍州他并不陌生。皇祐元年他知颍州，喜欢那里的水，说自己将来要在这里养老。二十多年后，他真的回来了。
熙宁四年，他获准致仕，回到颍州。
熙宁五年闰七月，卒于颍州家中，年六十六。葬在新郑。
他写文章有个习惯，据他自己在《归田录》里说，平生所作多在「三上」：马上、枕上、厕上。思路来了就记，哪怕只有一句。
晚年他把自己的文章编成集子，一篇一篇改，改到深夜。夫人劝他：这么大年纪了，还改什么，难道怕先生骂？他说：不怕先生骂，怕后生笑。
他留下的东西，在今天的书店里还能买到：《新五代史》是他一个人写的，《新唐书》是他主修的，《集古录》开了金石学一门。他写《醉翁亭记》的时候不到四十，写《六一居士传》的时候已经老了。
那部在随州李家借来的、纸都残了的韩愈文集，他一直记着。晚年他把自己的文章编成集子，改了一遍又一遍，改到字迹都模糊。
他这一生得罪的人不少：高若讷、吕夷简的党羽、太学里的才子、濮议里的台谏官。他选出来的人，后来也不太提他当年的不是。
颍州的西湖边，有他的祠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