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年六月，长安大内，立政殿。
长孙皇后三十六岁，病了很久。御医进药，她不肯吃；太子李承乾想在天下寺院布施、为母亲祈福，她也拦住。
她说：修福要靠自己做善事，我平生没做什么恶事，何必求神。
几天后，她死了。
她姓长孙，洛阳人，出身北魏宗室的一支。父亲长孙晟是隋朝的右骁卫将军，长期跟突厥打交道，会射箭，史书上说他一支箭能射下两只雕。母亲高氏，是北齐乐安王高劢的女儿。
她的名字，史书没有记下来。只有一个小字：观音婢。
八岁那年，父亲死了。
父亲一死，家里就变了样。长孙晟前妻的儿子长孙安业把继母高氏和几个年幼的弟妹赶出了家门。高氏带着孩子投奔哥哥高士廉。
一个贵族家庭的女儿，八岁丧父，被异母兄长赶出门，寄住在舅舅家——这就是她的童年。
高士廉待她极好。他看这个外甥女聪明，懂规矩，读书过目不忘，就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养。
十三岁，她嫁给了唐国公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
那是隋大业九年，613年。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十几岁的少年将来会做皇帝，更不会想到，这个新娘会成为中国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一位皇后。
玄武门那天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长安玄武门。
这一天发生了什么，正史写得很清楚：秦王李世民在宫门内设伏，杀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随后逼父亲交出军权。
写成一句话很轻，落在当天是血流到门槛外。
关于这一天的长孙氏，正史几乎不提。《旧唐书·后妃传》记了她另外一件事：李家在太原起兵之后，她亲自慰勉将士，左右莫不感动。
后世很多讲述把这一幕挪到了玄武门那天。两种说法或许是同一类事——在男人提着刀往外走的时候，她站在院子里，把要出门的人一个个送出去。
那一天之后，李世民做了太子，她做了太子妃。
玄武门之前的两年，秦王府和东宫已经撕破脸。太子李建成是名分上的继承人，秦王李世民是打天下的人，两边都在高祖面前争，也都在私下招人。秦王府的谋士一个个被调走、被贬、被诬。
在这种局面里，一个王妃能做的事很少。她能做的是让府里的人心不散：赏赐按时发，将士的家眷有人照看，逢年过节有酒有肉。
史书没有写她怎么做的，只写了一句「左右莫不感动」。五个字背后，大概就是这些琐碎事。
两个月后，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即位第十三天，她就被立为皇后。
一身朝服
皇后的位置，在一个王朝里不是陪衬。
中国后宫是一套有品级的官署。
唐制：皇后之下设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正一品；再往下是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共九人，正二品，称九嫔；再往下婕妤九人、美人九人、才人九人，各有员额，各有品级，领俸禄，管人事，犯了错要按宫规处置。
这是一支几百人的队伍，管吃穿、管礼仪、管生育、管赏罚。
皇后是这支队伍的首长。她不管朝政，但她能见到皇帝每天最疲惫的那一面——退朝回来，脱了朝服，坐在那里不说话的那一面。
权臣进不去，宰相进不去。她进得去。
长孙皇后在这个位置上做的事，用一句话说：她说的话，皇帝听得进去。
唐人记述里有这么一幕。
某天太宗退朝回来，脸色很难看，说了一句：会须杀此田舍翁。
「这个乡巴佬，我早晚要杀了他。」
他说的是魏征。魏征在朝堂上当着百官的面顶他，一次两次，那天顶得格外狠。
皇后没有接话。她退下去，换了一身朝服——那是参加大典才穿的礼服——然后站在庭院里。
太宗看见了，吃了一惊：你这是做什么？
皇后说：我听说君主英明，臣子才敢直言。如今魏征敢说真话，是因为陛下英明。我怎么能不贺。
太宗的火，就这么下去了。
这个故事的价值不在于它多聪明，而在于它把一个很难看的场面变成了一个体面的场面。皇帝需要一个台阶，她给了；大臣需要一条活路，她也给了。
她保护过的人不止魏征。
还有一次，是为了女儿。长乐公主出嫁，太宗疼她，命有司给的嫁妆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永嘉是太宗的妹妹，辈分高，礼数上不能越过。魏征上谏，说这不合礼。
太宗回宫把这事说了，语气里带着不高兴。
皇后听完，说了一句：我常听陛下称赞魏征，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才知道，他能拿礼义来压君主的情面，这是真正的社稷之臣。
她派人送钱四十万、绢四百匹到魏征家里，并带话：听说您正直，今天见到了，所以赏赐。
一个皇后给谏官送礼，这个动作本身，比任何一篇《女则》都有说服力。
房玄龄被贬回家那次，也是她在病中说的话：房玄龄跟随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他都知道，这样的人不该被弃。太宗听了，把房玄龄召了回来。
压住自家的人
她对自家人的态度，是另一面。
哥哥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布衣之交，玄武门之变的首功。太宗即位后想给他宰相的位置，皇后坚决不同意。
她的理由是：我做了皇后，家里已经太盛了。汉朝的外戚，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请不要让哥哥掌权。
太宗不听，还是让他做了。她退一步，反复请求，最后太宗给了他一个高官，但没有给实权。
有一件事，更能看出她的分寸。
她的异母兄长长孙安业，当年把她们母子赶出家门。贞观初年，长孙安业参与谋反，事发，按律当死。
皇后去求情，磕头流泪。
她说的话不是「他是我哥哥」，而是：安业罪该万死。但天下人不知道他当年怎么对我们，只知道他是我哥哥。如果杀了他，外人一定说是我挟怨报复。
太宗免了他的死罪，改判流放。
这个请求比求饶难得多。她保的不是兄长的命，是她自己「不报私怨」的名声，也是皇帝「不因后宫杀外戚」的名声。
她还写过文章，专门批评东汉的明德马皇后——那位以贤德著称的皇后，约束外家不够，最后马家还是出了事。她认为，皇后对娘家的态度，从一开始就要硬。
《女则》三十卷
她读书很多，写过一部书，叫《女则》。
三十卷，采自古以来的妇人行事，分门别类，每类前面加一段评语，说明得失。她自己写序。
这不是一本教女人顺从的书。从现存的片段看，她关心的是判断：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做了会坏事，什么话说了会害人。她评的是历史，不是规矩。
书成之后，她没有拿给太宗看。
一部三十卷的书，写完藏在宫里，连丈夫都不知道。这件事很能说明她对自己位置的判断：写书是她的事，不是政绩，不需要呈报。
太宗是在她死后才看到的。
她死后，宫人把书呈上去。太宗读了，哭了一场，对身边的人说：这本书可以传世。我失去了一个良佐，从此回宫再也听不到规劝的话了。
「良佐」这两个字，不是「贤妻」，是宰相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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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山而葬
贞观八年，她病过一场，很重。太子想大赦天下、度人入道为她祈福。她说：赦免是国家的大事，不能为我一个妇人做；道教佛教是另一回事，我向来不迷信。
贞观十年，她再次病倒，这一次没有起来。
临终前，她说了三件事。
第一件：我的娘家因为恩宠才有今天，没有德行却拿厚禄，容易招祸。请不要让他们掌权，做一个外戚、按时朝见就够了。
第二件：不要厚葬。自古圣贤都崇俭，只有无道的朝代才大修陵墓。请因山而葬，不要起坟，不要用棺椁，陪葬的器物用瓦木就行，省一点是一点。
第三件：她请太宗不要为她杀人。当时有人上疏说了一些触怒皇帝的话，太宗要治重罪，她劝住了。
那年十一月，她被葬在昭陵。
谥号定的是「文德」。太宗后来跟人提起她，用的词是「嘉偶」和「良佐」——好的配偶，好的辅佐。这两个词在帝王的嘴里很少见，因为皇帝通常不需要承认自己需要辅佐。
上元元年，朝廷给她加谥「文德圣皇后」；天宝八载，又加尊号「文德顺圣皇后」。一层一层加上去，加了两百年。
昭陵在九嵕山。太宗后来也葬在这里。陵是因山开凿的，没有起巨大的封土——这个做法，从她开始。
她死后十三年，太宗去世，合葬昭陵。今天去昭陵，能看到的是山，不是坟。
她留下的文字，只剩一首《春游曲》，和《女则》的零星片段。《女则》已经失传。
她留下的评价，是「千古贤后」四个字。这个词太重，也太顺，容易把一个活人变成一块匾。
回头看她做的事：八岁被赶出家门，十三岁嫁人，二十六岁做了皇后，三十六岁死。中间十年，她做的事都很小：劝一句话，拦一件事，退一步位，写一本书。
小事做十年，才成了「良佐」。
昭陵的山还在。九嵕山有九个山峰，最高的那个叫九嵕。她的墓在山南，没有封土，没有石阶，找起来要费点劲。
一个皇后，最后把自己安进了一座山里。
她死后十六年，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她留下三个儿子：李承乾、李泰、李治。承乾是太子，腿有残疾，性子越来越偏；李泰聪明，会写书，得宠；李治最小，性子软。
贞观十七年，承乾谋反被废，流放黔州，两年后死在那里。李泰因为结党被贬。最后立的是李治。
三个儿子，一个废死，一个贬斥，一个做了皇帝。她活着的时候拼命压住外戚，怕家里太盛招祸；她死后，祸从儿子的位置上来了。
这件事跟她没有直接关系。但如果她活到六十岁，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