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五年，冬天，长安，东市。
一个四十多岁的官员被押到刑场。他叫张蕴古，官居大理丞，管断案。
监刑的人念完罪状，刀落下。
史书上只写了四个字：斩于东市。
行刑之后，宫里安静了几天。
然后皇帝后悔了。
一句判断
张蕴古不是无名之辈。
他做过幽州记室，后来上过一篇《大宝箴》。文章写在屏风上那种口气，讲皇帝该怎么当。里面有一句：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李世民看了很高兴，赏了他东西。
后来他做了大理丞，从六品，管断案。
事情起于另一个人。
相州有个叫李好德的人，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被抓进大理寺狱。按律，妖言惑众是重罪。
张蕴古审这个案子。他见了李好德，谈了几句，写了一份奏疏。
奏疏里说：此人素有癫疾，病发作时言语失次，按律不当坐。
癫疾就是今天说的精神病。唐律里有这一条：废疾、笃疾之人犯罪，可以减、可以赎。张蕴古的判断，在律条上站得住。
李世民看了奏疏，准备宽宥。
这时候，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了一道弹章。
他说了三件事。第一，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正在相州做官，这是乡里之情。第二，皇帝的旨意还没下，张蕴古就跑去狱里告诉了李好德。第三，两个人在狱里摆开棋盘下棋。
第三件事最要命。
一个法官，跟犯人在牢里下棋。
李世民大怒，下令把张蕴古拖出去斩了。
前后没有几天。
权万纪因为这件事得了名。他是那种靠告发人升官的角色，史书对他的评价不好。
十几年后，他去做齐王李祐的长史。李祐要造反，他劝了几次，被李祐杀了。
三复奏
这里要说一句唐朝的规矩。
死刑不是判了就杀。判完要复奏，把案卷送到皇帝面前，再确认一遍。
隋朝定的规矩是三复奏。唐初沿用。理由是：人命关天，多看一眼总比少看一眼好。
再往前，这套东西是慢慢长出来的。汉朝有「秋冬行刑」，春天不杀人，因为春天是万物生的季节。北朝把它写进律里，隋朝又加了复奏的次数。
到了唐初，除了复奏，还有别的关卡：断屠月、停刑日不执行死刑；怀孕的女犯要等产后一百天；执行要等批复，不许先斩后奏。
规矩不少，能不能落地是另一回事。
问题是，这三道复奏常常一天走完。
案卷递上去，中书省画个押，门下省画个押，皇帝批一个「可」，一天办完。三复奏变成了一道手续。
张蕴古就是这样死的。
李世民后来跟房玄龄他们说了一段话，收在《贞观政要》里。他说：朕看死刑最重，所以设三复奏，是想让人多想几遍。可如今有司一天就把三次奏完，太草率了。
他下了新诏：京师死刑，五复奏；诸州死刑，三复奏。
而且定了日子：行刑前两天，两次复奏；行刑当天，三次复奏。中间要隔开，不许一天办完。
还有一条：该复奏而不复奏的官，要治罪。
这套办法，后来一直用到唐朝灭亡。
一个被错杀的人，换来了五道关卡。
五道关卡，挡不住一道圣旨。
因为复奏的对象是皇帝本人。皇帝要杀，五道也只是五道手续。
这套制度的真用处，不在拦住皇帝。它让下面的人在动手之前多犹豫几次，让案卷多走几道桌子，让一个县官不敢在秋天之前把人推出去。
慢一点，就多一点活路。
永徽三年的诏书
张蕴古死了二十二年，唐朝换了一个皇帝。
永徽二年，高宗颁《永徽律》。条文基本照《贞观律》，十二篇，五百条上下。
律是有了，问题也来了。
同一条律文，长安的法官读出一个意思，洛州的法官读出另一个意思。科举明法科考律，考生答得五花八门，因为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永徽三年，高宗下诏：召集律学人才，给律文逐条作解释。
为什么要解释，还有一个原因：科举有明法一科，考律令。考生背的是同一条文，答出来的意思不一样，考官没法给分。
领衔的是太尉长孙无忌，同修的有司空李勣、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底下是一批懂律的官员和博士。
这个名单有意思。长孙无忌是外戚，李勣是武将出身，于志宁是文臣。三个人都不以律学闻名，但他们有权力，能把这件事推下去。
真正动笔的是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人：律学博士、大理寺的属官、刑部的郎中。
干了一年多。
永徽四年，三十卷《律疏》修成，附在律文之后，颁行天下。
书有三十多万字，比律文本身长十倍。律文五百条，是一张骨架；疏议把血肉填了进去。
从此，断案的人引疏议，考试的人背疏议，天下只有一个解释。
《旧唐书·刑法志》里有一句话，说当时「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判案的人翻着疏议讲道理，一条一条对着说。
这在今天听着平常。在当时是件大事：法官不能再凭自己的理解断案，他得指出律书的哪一句。
这本书，后来叫《唐律疏议》。
它不算一部新律。它是一次统一解释。
但这次解释，比律文本身活得久。
疏议怎么写
《唐律疏议》十二篇，五百零二条，三十卷。
开头是《名例律》，讲总则：五刑、十恶、八议、官当、自首、共犯、累犯。后面十一篇按事分：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
五刑从轻到重：笞、杖、徒、流、死。
笞十到五十，杖六十到一百，徒一年到三年，流二千里到三千里，死分绞、斩。
十恶是最重的十类罪：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这十条，遇赦不赦。
八议是八种人犯罪可以上请：皇帝的亲戚、故旧、贤人、能人、有功的、有爵的、勤事的、前朝子孙。议完了，多半减一等。
官当是用官抵罪。五品以上官，可以拿官品折徒刑；九品以上，可以折一部分。
这些条文看着冷，其实每一条后面都有人。
比如《贼盗律》里有一条：夜无故入人家，笞四十；主人登时杀者，勿论。
夜里无缘无故闯进别人家，打四十板；主人当场把他杀了，不算罪。
这条写得很硬。它承认一件事：天黑的时候，人分不清来的是贼还是别的，官府也来不及到。
还有一条讲外国人：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同一个国家来的人互相犯法，按他们自己的习惯办；不同国家的人相犯，按唐律办。
长安城里住着波斯人、粟特人、新罗人、日本人。这一条就是给他们写的。
疏议的写法很有意思。它不是干巴巴地注释，它自己会说话。
先解字：「议曰：……者，谓……」。
再讲道理：为什么这么定，这么定要防什么。
遇到疑难，它自己提问，自己回答。设问的口气像课堂上的先生：「问曰：假有……，合得何罪？答曰：……」
有一句被引了千年的总纲，写在《名例律》的疏议里：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意思是：教化是根本，刑罚是工具。
这句话不是空话，它决定了很多条文的轻重。比如「同居相为隐」——一家人可以互相隐瞒罪行，除了谋反、谋大逆、谋叛。亲亲相隐，是从孔子的那句话来的。法律把它写了进去。
再比如「存留养亲」：犯死罪的人，如果家里没有别的男丁奉养老人，可以上报，减刑留养。
还有「保辜」：打伤了人，先不定罪，给一个期限，看伤好没好。期限内死了，按杀人论；好了，按斗殴论。
最见心思的是最后一条兜底：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
翻成白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打四十板；事情重的，打八十。
什么叫「不应得为」，律文不解释。它把判断留给了法官。
一部想管住所有事的律书，最后还是要留一个口子，让判案的人自己看着办。
这些条文，不像是刀，倒像是尺子。
它有刻度，也有温度。
一千三百年的回声
《唐律疏议》出来以后，东亚的律书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底本。
日本的大宝律令，颁于大宝元年，公元七〇一年。它的篇目、刑名、条文次序，跟唐律对得上。写律令的留学生，在长安待过。
编这部律令的是刑部亲王，实际执笔的是粟田真人这些人。他们回国的船上带着唐律的抄本，还有一批唐人的律学书。
高丽的律，越南后黎朝的律，也都能看出这条线。
宋朝把唐律接过去，编成《宋刑统》，条文大半照抄。
元朝没有废它。明朝的《大明律》体例改了，精神的骨架还在。清朝的《大清律例》，还是这套骨架。
一直到清末修律，沈家本请日本学者帮忙起草新法，中国才第一次离开这个体系。那一年，距离永徽四年，一千二百四十九年。
这中间有一个人的结局，值得单说。
长孙无忌领衔修了这部律书，永徽六年他还在朝堂上，是顾命大臣。显庆四年，许敬宗告他谋反。
审他的人，用的是唐律。
没有人替他复奏。他被削去官爵，流放黔州。路上被逼自尽。
《唐律疏议》里写着八议，第一条是议亲。他是皇帝的舅舅。
书没有救他。
书没有救他，可书留下来了。人没有。
今天能看到的唐写本，是敦煌藏经洞里出来的残卷，一页一页，边上还有抄手的笔误。日本的古抄本更完整，有的抄在公元八世纪。
一千三百年里，王朝换了十几个，律书的名字换了七八个，条文的意思还在。
这本书今天还在。敦煌出土的唐写本残卷，存着几个篇章；日本的古抄本，抄得比中国传下来的还早。
一个案子，五道复奏，三十卷疏议。
张蕴古死在东市的那天，没有人想到后面会跟着这些。
那天下过雪没有，史书没写。
只写了他死之后，皇帝后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