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封五年秋天，长安城外。
一队车马出了城门，往东去。车是官府的传车，四匹马拉，车上有符信。车上坐的人，年俸六百石。
六百石在汉代的官阶里算不上高。一个县令，大县也是六百石到千石。太常、廷尉这些九卿，是中二千石。
按汉代的俸禄，六百石每月七十斛谷，二千石每月一百二十斛。差将近一倍。
这个人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州。
他要看的人，是各郡的太守。太守秩二千石。
汉代的官场，俸禄差一等，见面的礼数就差一等。六百石见了二千石，要从车上下来，站在路边。
可这个人手里有一封诏书。
秋天出发
汉初的地方官，不好管。
秦代有监御史，住在郡里，专门盯郡守。汉初把这个制度废了，地方上只剩丞相府偶尔派人下去，人不常驻，事也就查不深。
到了武帝时候，问题出来了。
郡守是一郡之主，管着几十万人的田土、刑狱、赋税、兵役。他要是贪，一年多收几百万钱，朝廷根本不知道。他要是狠，一年弄死几个人，也没人敢往上告。
元封五年，武帝下了一道诏，把全国分成十三个州部：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交趾、朔方。
朔方在河套，交趾在今天的越南北部。一个是新打下来的，一个是新设的郡。每部设一名刺史，秩六百石，一共十三个人。
每年秋天，这十三个人从京城出发，到自己那一片去走一圈。
走的时候乘官府的传车，车上有四封符信。到了郡界，郡国要派一个吏在边界上迎候。
走完一圈，年底回京，当面奏事。
一个州部，少则五六个郡，多则十来个。
从秋走到冬，走不完。
只能挑要紧的看。
史书没给准数。但从十三个人管一百多个郡国来看，一年能走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同一年代还有另一种派法。天汉二年，武帝派暴胜之做直指使者，穿绣衣，持斧钺，带兵下去督捕盗贼，可以自行诛杀二千石以下的官。
这种人叫绣衣直指，是临时特派，事完就撤。
刺史是常设的，一年一趟，只查六条。两者并行，一个是快刀，一个是慢绳。，管三辅、河南、河内、河东、弘农七郡，地位比刺史还重一点，但路数一样。
「刺」是举刺，「史」是使。合起来，就是皇帝派出去挑毛病的人。
十三个这样的人，管一个帝国的地方官。
这套制度的用意，写在《汉书》里只有一句话：以卑临尊。
用官小的人，去看官大的人。
六条问事
刺史下去，不是什么都管。
朝廷给了他六条。六条之外的事，他不管——原文是「非条所问，即不省」。
这六条，一条一条看，很有意思。
第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这一条管的不是官，是地方上的大族。田宅超过规制、仗着人多欺负人少的，刺史要问。
第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不遵典制，背公向私，旁招货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这一条管的是太守听不听中央的话，有没有拿权力做生意。
第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说白了就是乱判案、乱杀人、凭心情赏罚。
这一条的末尾还挂着一句：山崩石裂，妖祥讹言。
汉人相信天灾跟吏治有关。一郡老是地震、老是出怪事，朝廷会先怀疑这里的太守。
这话今天看是迷信。可它当时的作用，是把「老天爷不满意」变成了一个可以查的线索。
第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任人唯亲，压着能干的人不用。
第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官二代仗着老子的势，在地方上包揽词讼、打招呼。
第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官商勾结，收钱办事，把朝廷的政令打个折。
六条里，有五条冲着太守，一条冲着豪强。
没有一条是让刺史去管老百姓的田产纠纷、邻里口角的。
这就是这套制度最要紧的地方：它不光给了权力，还给了边界。
一个手里有兵、有节、有诏书的官，如果不管住他管什么，他会什么都管。什么都管，就是什么都管不好，还要多养一层官。
反过来，边界也是保护。刺史越界去查不该他查的事，本身就要被弹劾。
六条既是权限表，也是免责书。
六百石管二千石
六百石怎么管得住二千石？
靠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弹劾权。刺史查到太守有事，可以写奏章直接送皇帝，也可以先把人扣下来。一个太守被刺史弹劾，轻的免官，重的下狱处死。这个权力不需要品级，只需要皇帝认。
第二样是前程。汉代的规矩，刺史在部里干满九年，政绩好的，可以直接升为郡守或国相——从六百石跳到二千石。有特殊才能的，还能进九卿。
《汉书》里有一句话形容这套安排：「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
官小，赏重，所以人人肯干。
这个逻辑，今天看也不陌生。让一个位子不高的人去查位子高的人，前提是他查出来能升，而且升得比谁都快的路径只有一条：查得准。
拦路的人
制度写在纸上，落到路上是什么样？
《汉书·朱博传》里有一段。
朱博做刺史，下去巡行。走到一个县，路上被几百个老百姓拦住了，都来告状。县里的官寺挤得满满的，连站的地方都没有。
随行的从事请示：要不要在这个县多留几天，把这些告状的都见一遍？
朱博没停。他上了车，让人把车驾好，然后交代下去：告县丞、县尉的，去找该管的部门；告郡守的，留下来，我见。
几百个人，一下子散了大半。
这不是冷漠，这是六条在起作用。刺史的职责是查二千石，县里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本来就该县里、郡里管。他要是全接过来，一年走不完一个郡，正事一件也办不成。
刺史到了郡里，住在传舍，不进郡寺。
先看的是计簿——一年的户口、垦田、钱谷、刑狱数字。
数字对不上，才叫人。
这套做法，后来的巡视制度大体照抄。
还有另一个故事，主角叫王尊。
王尊做益州刺史，巡行到邛郲的九折坂。那是一条盘山路，九折而上，下面是深谷。以前有个益州刺史叫王阳，走到这里，叹了一句：我这一身是父母给的，怎么能老是走这种险路。后来他称病辞官走了。
王尊到了坂下，问随行的吏：这就是王阳害怕的那条路吗？
吏说：是。
王尊回头对驾车的人说：赶车，走。
又说了一句，后来被人记住两千年：王阳做孝子，王尊做忠臣。
这个人后来做东郡太守，黄河决口，他住在堤上，搭个棚子不回家，对着水拜，说要拿自己的身体去堵。水后来退了。
做刺史的时候敢走险路，做太守的时候敢站在堤上——史书把这两件事放在一篇里写，不是随手排的。
从监察区到州
这套制度跑了一百多年，跑出了毛病。
毛病出在「州」上。
十三个州部，本来只是监察区，不是行政区。州没有衙门，没有属官，刺史一年大部分时间在路上，年底回京。
可是查案要人，办案要时间。刺史在地方上待得越久，手就越长。到后来，州里有了固定的办事机构，有了属吏，刺史开始常驻。
然后是官阶。
成帝绥和元年，有人提了一个意见：刺史的品级比太守低，却要管太守，轻重不相称。于是改刺史为州牧，秩二千石，位次九卿。
这一改，问题就来了。原来那个「以卑临尊」的设计，前提是官小、权重、升得快。现在官大了，跟太守平起平坐，还成了太守的上级，那他不就成了一个更大的太守？
王莽当政，把州牧又改了一遍。光武帝建武十八年，恢复刺史，秩六百石，还是老规矩。
后来这个名号又改回去，又改过来，反反复复。
隋代把郡废了，州直接领县。州刺史从此成了行政长官，跟从前的太守是一回事。
唐代的刺史，管一州的民政、财政、司法，是实打实的地方官。宋人为了避免这个位子坐大，改派文臣「知州事」，刺史成了一个虚衔。
到明清，干这活的是巡按御史。十三道监察御史出巡，小事立断，大事奏裁，一年一换。
名字换了三回，办法还是那一套。
到东汉末，事情彻底变了。
灵帝中平五年，刘焉建议选朝中的重臣去做州牧，镇守地方。州牧从此有了兵、有了财权、有了属官，一州之内，政令自出。
再往后，袁绍是冀州牧，刘表是荆州牧，刘焉自己是益州牧。汉末的割据，就是从这些「州牧」开始的。
一个本来用来盯着太守的小官，最后长成了能跟朝廷分庭抗礼的人。
刺史六条这个东西，后来的朝代都在用，只是名字换了。
唐代叫巡察使、按察使，宋代叫转运使、提点刑狱，明清叫巡按御史、督抚。名字一路换，办法还是那一套：派一个人，给他一份清单，让他照着清单去看。
清单本身也在变。唐代的巡察六条，宋代的职司条目，明清的巡按条约，都是照着汉代的六条改的。
有意思的是，每一朝都在做同一件事：既要用这个人去查别人，又要防着这个人变成新的问题。
汉武帝的办法是官小、赏厚、任期短、年底回京当面奏事。
后世加的办法更多：不许在原籍任职，不许带家眷，任满即调，互相纠劾。
这些办法管用的时候，吏治就清一点。不管用的时候，刺史就成了新的太守。
两千年里，这道题一直没有解。
那封写着六条的诏书，原文收在《汉书》里。第一句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
六个句子，几百个字。
一条一条读下来，会发现它们说的其实是一件事：不能让手里有权的人，把权变成自己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