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四年，一份奏疏从云南送到紫禁城。
写奏疏的人叫鄂尔泰，刚做云贵总督。他在折子里算了一笔账，算的是一个叫镇沅的土府：按册子上的数，这个府一年该交银三十六两、米一百石；实际收上来的，是银二千三百四十八两、米一千二百一十二石。
交到国库的，不到实收的百分之一二。
这笔账不难懂。中间那一大截，没有出云南。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康熙朝的举人，做过江苏布政使，管过漕运和水利，调云南巡抚之后才接手这件事。
他不是第一个看见这笔账的人。
但他把账算到了纸上。
一笔一笔，银多少，米多少，交上去多少，留下来多少。
一张账
土司这个制度，不是明朝发明的，也不是清朝发明的。
元朝打下来西南之后，发现一件事：这些地方山高路远，朝廷的官派进去，话听不懂，路不认得，收税收不上来，驻军养不起。于是换一个办法：当地谁的势力大，就封谁做官，给他印，准许世袭，让他替朝廷管这块地。
条件是三条：纳贡，听调，不反。
这套办法省钱，也省事。元朝用了，明朝接着用，一用几百年。
一省之内，两套官。
名目还分文武两套。武的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文的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级不同，本质一样：地是他们的，人是他们的。
土司也有义务。承袭要造册报朝廷，领号纸；朝廷征兵，土司要出土兵；逢年过节要纳贡。
这三条做到了，朝廷一般不管他怎么管自己那块地。
朝廷不管。
问题出在「世袭」两个字上。
传得下去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私产。
一个位子可以传给儿子，就意味着这块地上的人、田、山林、水渠，慢慢都成了这一家的私产。土司对辖地内的百姓，有征赋的权，有断案的权，有征兵的权。朝廷派去的官，进不了他的寨子。
几百年下来，有些土司的家兵比州县的多，粮仓比府库的满。
有的土司还私设公堂，自己定规矩，自己收税，自己判生死。
州县官的文书送进去，常常原封退回来。
土司之间也不太平。争地、争水、争人口，打起来就是械斗，一打几年。朝廷要派人去调停，调停的人常常连山都进不去。
争了几百年，朝廷多半只是派个人去劝。
这套制度不是没人动过。永乐十一年，思南、思州两个宣慰司作乱，平定之后，朝廷废了土司，设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这是贵州建省的开始。万历年间，播州杨氏被平，地把一分为二，设遵义府和平越府。
动的都是出了事的。没出事的，照旧。
这是最要命的一条。
改不了。
鄂尔泰在折子里把话说得很直：要安民，先要制夷；要制夷，先要改土归流。
雍正看了折子，批得很干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改土」，是改掉土司；「归流」，是归到流官——有任期、能调动、不世袭、三年一考的那种官。
世袭的边地
雍正四年到九年，这五年是改流最密的一段。
先动的不是最硬的，是最讲得通的。
先挑好办的。
好办的意思是，对方算得清。
动手的顺序，是先易后难，也是先近后远。
云南乌蒙的土知府禄万锺不肯交印。官兵进去，事平之后设了昭通府。昭通这个名字是朝廷新给的，说法是取昭明通达的意思。
换名字本身就是一次宣告。同一年，原属四川的东川、镇雄划归云南——这一步很关键，把三省交界那块犬牙交错的地界理顺了，以后调兵不用再跨省打招呼。
广西泗城的土司岑映宸，看到风向，解甲请降。泗城设府。
贵州广顺的长寨，土司不服，打了一阵，设了长寨厅。
湖广那边几乎没怎么动兵。到雍正十二年，忠峒等十五个土司自己缴了印，呈请改流，朝廷按例授了武职，还准许世袭——注意这一条，缴印的照样有体面，这是政策的一部分。
五年下来，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广五省，废掉的土司二百二十家：云南十七、贵州十五、广西十、四川六十九、湖广一百零九。新设的流官治所一百五十二处。
行政边界也跟着动。雍正五年，遵义府从四川划归贵州；东川、镇雄从四川划归云南。这两刀下去，三省之间那些插花地、飞地少了一大半，以后调兵、运粮、办案，不用再跨省扯皮。
另有一种算法是一百六十余家。两个数字差得多，因为「一家」怎么算没有统一口径——有的是一个宣慰司，有的是一个长官司，有的是一个土巡检。这里取多数人引用的那个。
湖广改得最彻底，改完之后「合境无土司名目」。贵州那边，史书上写「苗疆辟地二三千里」，差不多是全省的一半。
恩威两手
改流的办法，鄂尔泰自己在折子里排过序：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让他自己来投献为上策，勒令他投献为下策。
翻成白话：能骗过来就别打，能谈下来就别逼。
这话说得好听，做起来是另一回事。
实际操作是两条腿走路。
愿意交印的，厚赏，给武职，给世职，人还留在本地，面子和里子都留一部分。顽抗的，打下去，没收大部分家产，人迁到东南或者中原去，断掉他和老地盘的联系。这一手不新鲜，汉朝叫「徙豪强」，明朝也用过。
印是铜的。
迁走这一条最狠。一个土司的权势，一半在印上，一半在人上。人离开了山，印就成了块铜。
人走了。
改流不是换个官就完事。后面跟着一整套：设镇营，驻兵；清丈田亩，把土司的田分一部分给兵屯种；废除土司的苛派，按内地的办法征赋；被土司强买的田，准许原主按价赎回。
驻军是这套办法的骨头。古州、都匀设了镇，清水江、丹江分设协营，兵屯的田就在营盘边上。有兵，公文才走得进去。
还有一条是钱。东川划归云南之后，那里的铜矿被大规模开采，乾隆年间成了清朝铸钱的主要铜源，京城的钱局每年要从这里拉走几百万斤铜。
制度改了，山里的东西才出得来。
还有一条软的：办学。鄂尔泰在云南建昭通书院，挑边地子弟入学，请内地来的先生教。这一条见效慢，但方向很清楚——要让这块地方以后能出自己的人才，而不是永远靠外面派官。
改完之后
改流的账，不能只算朝廷那一头。
账有两本。
一本在官册上，一本在寨子里。
对山里的人来说，换掉一个世袭的主子，意味着不再有随手加派的杂税，不再有土司私设的刑堂，也不再被拉去替邻寨的仇打架。
这是实的。
另一面也是实的：官兵进来的时候，寨子被烧过，人被杀过，地被重新丈量过，名字被重新登记过。
改流的过程里有镇压，这一点史料写得很清楚，不必替谁遮掩。
两本账都记着，才叫史。
雍正末年，贵州东部又乱了一次。起事的是当地苗民，原因是官府的征敛和差役压得太急——改流换掉了旧主子，新来的官也未必就轻。这场乱打了一年多，才平下去。
这一条常被讲改流的人略过。
制度换了，负担没减。
换的是收钱的人。
乾隆朝接着改，重点转到四川。1747年到1776年，两次打大小金川，前后近三十年，用兵十余万，耗银以千万两计，才把那一带的土司势力压下去。
这两仗在清代的账上一直是个大数目。
鄂尔泰因为这件事做到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乾隆初年还在朝中当重臣。
改流不是一代人做完的事。从雍正四年算起到宣统三年，一百八十五年。最后收尾是一纸公文：1911年，民政部奏准，全国土司管辖地区一律改土归流。
改流之后的几十年，云南在册的田亩和人口都比改流前多出不少。数目各家统计不同，方向是一致的：山里的地被登了记，山里的人被数过了。
登了记就要交赋，数过了就要当差。
到那时候，留下来的土司大多只剩名号，管着三五个寨子，没有兵，没有刑堂，也没有资格再跟州县争什么。
名号还在，权没了。
到这一年，清朝自己也快完了。
今天去云南昭通，能看到一座旧城；去广西凌云，能看到泗城府的旧衙署；去贵州长顺，能看到长寨厅留下的城墙残段。地名还在，官署还在，当年那个可以传子的位子，没有了。
丽江的木氏也在雍正初年交出了土知府的印。木府的院子还在，比原来小，成了供人参观的地方。
从元朝设土官算起，到1911年，这套制度用了六百多年。
废掉之后，它留下的地名比它留下的官更多。
昭通、泗城、长寨、乌蒙，这些名字今天还在地图上。
当年那些可以传给儿子的位子，一个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