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任意性”和“约定俗成”
外国学者讲语言学，常常讲到语言的“任意性”，中国古代学者则讲“约定俗成”。其实这二者并不矛盾，可以说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或者说是两个阶段。第一个人管牛叫“牛”，管马叫“马”，可以说是其中有任意性，别人完全可以有别的叫法。可是同一部落的人没有个统一的叫法，那就要乱套，得把它统一起来，这就是“约定俗成”。
就现代汉语而论，词语的构成方面就有很多约定俗成的例子。有一类重要例子是同义的字用在复合词或短语里边往往各有所宜，不能互换。下面举例。
（1）亲嘴 ／亲口 （他～告诉我的）
豁嘴 ／豁口 （城墙、围墙的～）
（2）病畜 ／兽 医
鸷鸟 ／猛禽
水鸟 ／涉禽
（3）后世 ／后代
传世 （有文集～）／传代
（4）外事 ／内务
海事 ／港务
（5）远视 ／远见
短视 ／短见 （＝寻死）
（6）戏词 ／戏言
微词 ／微言 大义
（7）供 电／给 水
供 宿／给 假
（8）保 苗／护 林
保 姆／护 士
（9）黑 白分明／不分青红皂 白
（10）白 手起家／赤 手空拳（白、赤＝空）
（11）早上 、晚上 ／年下 、节下
以上是同义字在不同的组合里各有所宜的例子。下面再举几个其他情况的例子。
（12）火轮车→火车／火轮船→轮船
（13）铁道西→铁西（沈阳）／铁道里→道里（哈尔滨）
（14）尺寸＝长度（具体义）／分寸＝适度（比喻义）
（15）手脚（～灵便；等等）／脚手架（手脚架）
（16）应邀，应约／应请（但“应某某之请”），应求（但“有求必应”）
（17）爱憎，好恶／好憎，爱恶（虽然“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见于《论语》）
以上种种情况都可以用“熟语性”来概括，也就是“约定俗成”在词汇方面的表现。
“毗陵”既然没有做过府名，哪里还能有“府志”呢？陈沂同志这句话一定有个来源，编者如果多个心眼儿，写信问陈沂同志，就会把事情闹清楚了。
有人要说：“照你这么一说，报刊的编辑可不好当了。”我的回答是：“谁说编辑好当来着！”
苏东坡和“公在乾侯”
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564页有一则：
刘十五孟父论李十八公择草书，谓之“鹦哥娇”，谓鹦鹉能言不过数句，大率杂以鸟语。十八其后少进，以书问仆，仆答之曰：“可以作秦吉了矣。”然仆此书亦有“公在乾侯”之态也。（《志林》，《侯鲭录》略同）
《志林》我有涵芬楼印本和中华书局点校本，都不载这一条，殆丁氏误记，《侯鲭录》我手头没有，不能核对。但是看文字的风格，出自东坡之手没问题，大概是给人写字的跋语。这一小段文字，别处不难懂，只“公在乾侯之态”不好懂。查《辞源》117页，“乾侯，地名，春秋晋邑。《春秋》昭二八年，‘公如晋，次于乾侯。’；注：‘乾侯在魏郡斥丘县。晋境内邑。’”这跟写字有什么关系呢？不解决问题。而且“公如晋，次于乾侯”跟“公在乾侯”字样也不同。查《大汉和辞典》卷一398页，“乾侯，地名，春秋时晋邑。《左传》昭二五年，‘公在乾侯’，又二八年，‘公如晋，次于乾侯’”（注同《辞源》）。查昭二五年《春秋》经文：“有 鹆来巢”，《左传》：“‘有 鹆来巢’，书所无也……童谣有之，曰：‘ 之鹆之，公出辱之。 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之马。 鹆跦跦，公在乾侯，征褰与襦。 鹆之巢，远哉遥遥，裯父丧劳，宋父以骄。 鹆 鹆，往歌来哭。’童谣有是，今 鹆来巢，其将及乎！”杜预注：“跦跦，跳行貌。”按： 鹆即秦吉了，也就是八哥，八哥生活在南方，现在来到鲁国并且做窝。因为从前没有过这种事情，所以《春秋》记上一笔。《左传》加以解释：“书所无也”，然后引童谣，说这不是好兆头。鲁国的国君逃到晋国的地方，还能是好事情？但是苏东坡并不管这些，他只管杜注：“跦跦，跳行貌。”这么一抖搂，才明白苏东坡的意思。他写的是“公在乾侯”，却要你理解为“ 鹆跦跦”。敢情他老人家发的是密码电报。
这就叫做“隶事”、“用典故”，魏晋以后的文人就讲究这一套。不过典故的透明度也有大有小。像“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尽管您不知道这是孔融被捕的时候他的儿子说的话，可是一望而知它是什么意思。这个透明度最大。又如郑玄家里的奴婢都读书，有一个婢女做错了事，还要争辩，被推在泥地，另外一个婢女走过，说：“胡为乎泥中？”头先那个婢女说：“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尽管您不知道这两个婢女说的是《诗经》里边的诗句，您还是能懂得她们的大概意思。这里的透明度也还不小。可是像苏东坡的“公在乾侯之态”，那就非跟他同样博洽的人就只能干瞪眼了。到了今天，透明度大的典故多一半已经取得成语的资格，有人用，也有地方查；透明度不大的典故，已经不再出现在现代人的文章里了。阿弥陀佛！
且慢！现在也还有人喜欢搬弄典故，可是实在不甚了了，搬错了也不知道。只说我最近看见的两个例子。一个是“士别三年便当刮目相看”。按：这句话的出处是《三国志·吴志·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原来的话是“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三天前后，大不相同，这才显得进步很快。都三年了，还值得一夸？另一个例子是“光阴似水流年”。且不说这“似水”二字不能既属前又属后，但说这“似水流年”的出处。这四个字出在《牡丹亭》里有名的《惊梦》这一出，全句是“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是柳梦梅对杜丽娘说的。这就不是一般的说岁月如流，而是含有少女芳华易逝的意思在内的。可是我摘引的这六个字是用在纪念一位已故的老女作家的座谈会的报道里的。总之是确实现在还有人喜欢胡搬乱套。
苏东坡的“公在乾侯”让我想起《儿女英雄传》里的一个笑话（见于第三十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本653—654页），抄下来以博一噱。
有这么一个人，下得一盘稀臭的臭象棋。见棋必下，每下必输。没奈何，请了一位下高棋的跟着他，在旁边支着儿。那下高棋的先嘱咐他说：“支着儿容易，只不好当着人直说出来。等你下到要紧地方儿，我只说句哑谜儿，你依了我的话走，再不得输了。”这下臭棋的大乐。两个人一同到了棋局，合人下了一盘。他这边才支上左边的士，那家儿就安了个当头炮。他又把左边的象垫上，那家又在他右士角里安了个车。下来下去，人家的马也过了河了，再一步就要打他的挂角将了。他看了看，士是支不起来，老将儿是躲不出去，一时没了主意，只望着那支着儿的。但听那支着儿的说道：“一杆长枪。”一连说了几遍，他没懂，又输了。回来就埋怨那支着儿的。那人道：“我支了那样一个高着儿，你不听我的话，怎的倒埋怨我？”他说：“你何曾支着儿来着？”那人道：“难道方才我没叫你走那步马吗？”他道：“何曾有这话？”那人急了，说道：“你岂不闻：‘一杆长枪通天彻地，地下无人事不成，城里大姐去烧香，乡里娘，娘长爷短，短长捷径，敬德打朝，朝天镫，镫里藏身，身家清白，白面潘安，安安送米，米面油盐，阎洞宾，宾鸿捎书雁南飞，飞虎刘庆，庆八十，十个麻子九个俏，俏冤家，家家观世音，因风吹火，火烧战船，船头借箭，箭对狼牙，牙床上睡着个小妖精，精灵古怪，怪头怪脑，恼恨仇人太不良，梁山上众弟兄，兄宽弟忍，忍心害理，理应如此，此房出租，出租的那所房子后院儿里种着棵枇杷树，枇杷树的叶子像个驴耳朵，是个驴子就能下马。’你要早听了我的话，把左手闲着的那个马别住象眼，垫上他那个挂角将，到底对挪了一步棋，怎得会就输？你明白了没有？”那下臭棋的低头想了半天，说：“明白可明白了。我宁可输了都使得，实在不能跟着你‘二鞑子吃螺蛳’，绕这么大弯儿！”
剪不断，理还乱——汉字汉文里的糊涂帐
早些天觉得人不太舒服，躺着休息，找些旧报纸来解闷儿。一翻翻到一张1990年8月14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看看旧新闻，挺有趣。忽然发现在第三版上有一条新闻的文字有问题。这条新闻的标题是《北京整顿字画市场》，里边有这么两句：
大量的伪劣字画竞相充斥市场……爱新觉罗·敏峘先生否认本家族中没有毓龙、兆裕此人，至于他们的字画，纯系伪造。（为了排印方便，原来的繁体字改用简体。下同。）
“充斥市场”好懂，前边安上个“竞相”就不好懂了。“本家族中没有毓龙、兆裕此人”，没有就是没有了，可又加以“否认”，那么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呢？“毓龙、兆裕此人……他们的字画……”，既是“此人”，那毓龙兆裕是一个人，可又有“他们”，那就只能是两个人，不知道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接着在第四版上有一篇报道一位教授研究《越绝书》的，里边有一句是：
对该书形式、内容、语法、体例等逐一进行系统研究，并将之与《春秋》《汉书》及历代方志作了比较。
这“将之与”当然就是“拿来和”的意思了，可为什么要写成“将之与”呢？要用现代汉语，应该是“拿来和”；要用古代汉语，应该是“以与”；前面有“并”，那就连“以”字也不要，“并与”就行了。
第五版上有一条记内地在香港进修人员的座谈会，里边有一句：
我们在这里可以搭起友谊的桥樑。
查《辞海》，“樑”是房梁的“梁”的异体字，桥梁的“梁”从来不加“木”旁。
第六版上又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在记古巴女排来到北京的一条新闻里有一句是：
在首都机场，她向中国关心她的球迷表示，她的腿伤已痊癒。
这里边的“癒”字是“愈”字的后起的异体字。
1955年文化部和文改会联合发布的整理异体字的通知里说：从1956年2月1日起，全国出版的报纸、杂志、图书一律停止使用表中括弧内的异体字。翻印古书可作例外。这作废的异体字里边就有这个“癒”字和前边讲的“樑”字。
第八版上有一篇讲苏州的宝带桥的特写，里边有一句：
苏州的宝带桥……建有五十三个桥孔……这在国内造桥史上还是先例。
“先例”这个词没有这样的用法。“还是先例”应该是“还没有先例”。
看了这张旧报，触动了早就在脑子里折腾的关于汉字和汉文的问题。我说“汉文”，不说“汉语”，不是说谁说话都那么美好，只是因为说话如果不记录下来，影响不大，记录下来那就是“汉文”了。
汉字有什么问题呢？早年间，就说是百儿八十年以前吧，人们在公开场合写的字有一定标准，印书印报更不能马虎。可是汉字的笔划实在太多，所以很早就有所谓俗字，也就是“手头字”。但是这些字只能在私下流通，不能用于正式文件，更不能用来印书，除了在民间流通的唱本之类。这不但对于人民大众很不方便，对于国家普及识字教育也增加困难。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国务院就公布了一批简化字，作为正式应用的文字。这些字的繁体只用来印古书，以及供书法家挥毫。同时也把许多字的异体淘汰了。这样，汉字之中有一部分只有一种写法；有一部分有繁体和简化两种写法，以简化为正式通用的写法，繁体的写法加以限制；没有字有三种写法。人民大众也都以为这样好，遵照执行。
如此相安无事有将近十年。忽然来了个“文化大革命”，大字报满天飞，什么希奇古怪的字都出现了。连文字改革委员会这样的国家专管单位，在造反派的压力下也公布了第二批简化字，有的字化得面目全非。虽然不久就停止试用以及最后正式报废，但是所起的消极作用已经相当广泛。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见到不合法的简写字。
同时，已经不作为通用字体的那些繁体字也静极思动。以香港影片的进口为契机，繁体字开始出现在银幕上，接着又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于是大为时行。于是大街小巷看到的汉字是繁繁简简，五光十色，有时连书刊上也不免出现混乱。《人民日报·海外版》是用繁体字排印的，可是记者、编辑，以及投稿人，不见得都在文字之学（不是专门意义的“文字学”）上下过工夫，抱定“多两笔比少两笔更保险”的信念，于是出现了“桥樑”和“痊癒”。
讲过汉字，再讲汉文。汉族人写文章，远的不说，从春秋战国算起，到本世纪初为止，二千几百年，基本上是一个格式，通称叫做文言。都二十世纪了，还按着二千年前老祖宗的模样写，实在混不下去了，于是来了个白话文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三十多年的斗争，白话文终于胜利了，取得了统治的地位。可是白话文原来只是用来写写小说什么的，一旦要它主持大局，照顾全面，免不了缺这少那，只好四面八方取经。无论是词汇，是语法，都得实行“拿来主义”，从外国语拿，从文言拿。文言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词汇丰富，成语、典故多，白话文在这方面取精用宏，确实得益不少。可是现在离白话文取得全面胜利已经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小时候受过文言训练的人越来越少了。多数人对文言词语的意义和用法了解得不够，往往只是人云亦云，用错了也不知道错。像上面引的“先例”的例子，“竞相充斥”的例子，都属于这一类。还有另外一类例子，不能说是误用，只能说是滥用；不是不明词义，而是由于记得几个文言字眼，也不管妥贴与否，胡乱堆砌。下面是我早些时在一本档次不低的刊物的开卷第一面上抄下来的句子：“却使我终卷之后近一周的时间怅然若失，颇为悚然”；“甚而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绝无鲁迅先生的尖锐和犀利”。凡此种种，是不是都可以叫做历史的包袱？至于“将之与”，那又是另一回事。我一直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报纸上的纯粹新闻报道，也就是特写、小品等等以外的文字，总是不肯用“他、她、它”，非用“之、其”不可；不肯用“把”，非用“将”不可，如此等等。真是不懂为什么。于是就出现了“将之与……比较”、“逼其交出”、“送其回家”之类的怪物。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又有乱用外来词语以及独家制造、谁也不懂的名词术语问题，牵丝攀藤一连五六行谁也断不开句读的问题。这些今天都不谈，反正大家都领教过。
总之，汉字里边的乱写混用，汉文里边的食古不化、食洋不化，是当前叫人头痛的两个问题。
听说汉字和汉文将要在二十一世纪走出华人圈子，到广大世界去闯荡江湖，发挥威力，这真是叫人高兴可庆可贺的事情。不过我总希望在这二十世纪剩下的十年之内有人把它们二位的毛病给治治好再领它们出门。这样，我们留在家里的人也放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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