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邑的宫墙，在历经“天穆之野”的神性光辉与“御龙飞天”的视觉奇观镀金之后，已然坚不可摧。但启深知，神迹的迷雾终会散去，权力的传承不能永远依赖于虚幻的传说与个人的威能。他必须将“家天下”的理念，从一次性的武力征服和短暂的神化表演，锻造成一套冰冷、坚硬、能够自我延续的制度骨架，深深嵌入这个国家的肌体与血脉之中。
于是，在安邑新宫最核心的明堂之内，一场不见硝烟，却关乎万世的变革，在启的主持下，以一道道诏令的形式，如同精准的刻刀，开始雕琢历史的走向。
第一把刻刀，落在了继承法的空白之处。
“自古帝王承继，或贤或长，未有定规，以致争端频仍，社稷动荡。”启的声音在明堂中回荡，不带丝毫感情，只有立法者的冷静，“朕承天景命，开家国之基，为杜后世之患，明万世之法：自朕而后，夏后氏之王位，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太子之位，定于嫡长！”
“立嫡以长不以贤”！这七个字，如同一道铁律，斩断了以往禅让制下“选贤与能”的所有可能。它将继承人的选择，从充满变数和争议的“德行才能”评判，简化为一个几乎不可更改的生物学顺序——嫡长子的出生次序。血缘，而非贤能，成为继承最高权力的唯一通行证。
此诏一出，朝堂暗流涌动。那些并非嫡出的王子们，眼中瞬间失去了光彩，尽管他们中或许有人才华更为出众。而围绕在他们身边、希冀从龙之功的臣子，也如遭霜打。太康，启的嫡长子，那个被无数人私下议论为“耽于享乐”、“才具平平”的年轻人，则被这股无形的制度之力，骤然推到了权力继承的绝对核心位置。他或许能力不足，但“嫡长”的身份，此刻成了他最坚硬的铠甲。
紧接着，第二把刻刀，开始勾勒宗法网络的经纬。
启系统地建立了以夏后氏王族为核心的宗法制度。他依据血缘亲疏，将王室子弟、功臣以及归附的核心部族首领分封到各地，称为“诸侯”。但这分封，并非尧舜时代那种相对松散的联盟认可，而是以严格的等级和义务捆绑。诸侯在其封国内享有自治权，但必须承认夏王的共主地位，承担镇守疆土、随王出征、缴纳贡赋的明确责任。同时，在诸侯国内部，也必须遵循同样的“嫡长子继承制”，层层分封，形成一张以夏后氏为总源头，以血缘为纽带，遍布九州的政治权力网。这张网，将原本独立的部落，逐步转化为王朝的地方行政单元。
第三把刻刀，则削向了部落自治的根基。
启设立了远比帝禹时期更为完善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他任命了总管军政的“尹”，掌管历法与祭祀的“羲和”，负责诉讼的“理”，管理手工业的“工正”，掌管畜牧的“牧正”等等。这些官员不再仅仅是部落推举的代表，而是由启直接任命，对其个人负责的职业官僚。他们带着王命，奔赴各地，推行统一的政令、税赋和法律，不断侵蚀和削弱着部落首领传统的自治权力，将国家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
为了给这套新制度提供最直接的武力保障，启更进一步强化了常备军的建设。军队的核心，不再是临时征召的部落战士，而是由王族子弟和忠诚部族组成的、职业化的“六师”。他们装备着统一的、日益精良的青铜兵器，接受严格的阵战训练，只效忠于夏王一人。这支军队，不仅是对外征伐的利器，更是对内镇压任何敢于挑战新制度者的铁拳。
朝堂之上，当这一系列诏令被正式颁布时，空气仿佛凝固了。老臣们从那冰冷的条文中，看到了一个与尧舜禹三代截然不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血脉世袭的王朝模型。它高效，却也冷酷；它稳定，却也僵化。
太康被正式册封为太子。在盛大的册封典礼上，他身着太子冕服，接受百官的朝拜，脸上洋溢着志得意满的笑容。他似乎并未完全理解围绕他建立的这套复杂制度背后的沉重与风险，只感受到了权力唾手可得的喜悦。
启高坐于御座之上，看着儿子，也看着下方神色各异的群臣。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唯有眼神深处，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复杂光芒。他成功了，他用最坚硬的制度，为自己开创的时代铸造了最稳固的锚。
然而，将帝国的未来，寄托于一个被制度强行推上高位的“嫡长子”身上，这本身，何尝不是一场巨大的冒险？
制度的锚，已经沉重地抛下，试图将“家天下”的巨舰牢牢固定在历史的河床上。但这艘船上，即将掌舵的，却是一个似乎并不熟悉风浪的船长。暗流，仍在看不见的深处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