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冬天，贵阳南明区一栋出租楼的门口，一个五岁的女孩蹲在地上玩。
大人出门了，让她在门口等着。
一个住在楼里的阿姨走过来，说：带你去玩。
女孩跟着她走了。先到火车站，再上火车，一路向北，到河北邯郸。她被交给一户姓李的人家，改名换姓，长到三十一岁。
二十六年后的 2021 年，她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寻亲视频，第二天就找到了姐姐。父母已经不在了——女儿丢了以后，两个人一直没有消息，先后病故。
2022 年 6 月，她到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报案。警方立案，二十四天后抓到人。
抓到的女人叫余华英，1963 年生，云南人，小学文化，户籍在重庆大足。
2024 年 10 月 25 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
法院认定，1993 年到 2003 年，她伙同他人拐卖儿童十七名，造成十二个家庭骨肉分离。
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她自己的儿子。
一、第一个孩子
1984 年，余华英与重庆大足籍男子王加文结婚，生了一个女儿。
1992 年，王加文因涉嫌盗窃被抓。余华英外出打工，在重庆一家面馆认识了龚显良。在还没有与王加文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她和龚显良同居，生下一个男婴。
两个人都各有婚姻，这个孩子没法安置。
新华社的报道写得很克制：「由于关系不合法，余华英和龚显良便将男婴卖掉，从此开始了疯狂的犯罪之途。」
龚显良提议把孩子卖到邯郸，说那边有朋友能找到买家。通过中间人，男婴被送到河北邯郸，他们拿到五千元。
五千元，在 1992 年是一笔不小的钱——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也就两三千。
这笔钱花完之后，他们没有停手。他们发现了一件事：孩子是可以卖钱的，而且有人要。
二、三年，十一个
从 1993 年起，余华英和龚显良开始在贵州、重庆、云南一带流窜。他们的办法不复杂：租房子住下来，熟悉周围环境，看谁家的孩子好下手。
1993 年正月初七，贵州遵义火车站站台。这一天还在年里，站台上人来人往，一个六岁的男孩蔡小平被带走。他和家人再见面，是三十年以后。
1995 年，贵阳南明区。他们原本想找一个男孩，找了半个月没找到合适的，就盯上了住在一楼的五岁女孩杨妞花。带走她的是余华英一个人——那天早上，大人刚出门。
女孩被带到邯郸，通过中间人，以三千五百元卖给一户聋哑人家庭，改名李素燕。
1996 年 7 月，贵州都匀市西园村的小河边，八岁的小兰和六岁的小北一起被拐走——他们是一对兄妹。这一年，两个人先后拐走四个孩子：除了小兰、小北，还有同年 10 月在贵阳东山仙人洞路口附近被带走的五岁男孩小龙，以一万两千五百元卖到邯郸；随后他们回到重庆大足，把一个五岁的男孩小友带走，卖了一万两千元。
八起作案，十一个孩子。其中有五对是一起被拐走的兄弟或兄妹。
这个数字读起来只是数字。拆开看是这样的：一对兄妹在河边玩，被人一并带走，一个家庭一天之内少了两个孩子。
三、她怎么带走一个孩子
余华英的手法，在判决书和报道里被反复提到：熟脸、零食、带你去玩。
她先租住在附近，住上十天半个月，让街坊看着她像个正常的租客。然后跟孩子搭话。孩子对住在同一栋楼里的阿姨是没有戒心的——那不是陌生人，那是每天在楼道里碰见的人。
带走的时机通常在早上。大人出去买菜、上班、倒垃圾，孩子一个人在家门口或者院子里。
从贵阳到邯郸，一千七百多公里。九十年代，这段路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一个五岁的孩子在路上会哭，会闹，会要找妈妈。判决书没有写她是怎么处理这一段的。
到了邯郸，孩子被交给中间人，中间人再找买家。她拿钱走人，孩子留下。
这个过程里，孩子从一个人变成一件货。价格是按年龄、性别、健康状况谈的：男孩贵一些，小一些的贵一些。
为什么是邯郸？九十年代的华北农村，计划生育抓得紧，一些没有男孩、或者没有孩子的家庭愿意花钱「抱养」一个。有需求，就有路线：西南的山区往外送，华北平原往里接，中间是像余华英这样的人。
这条路线不是她发明的。她只是找到了它，然后用了十年。
四、二十六年
被卖到邯郸的女孩，在李家叫李素燕。
她记得人贩子的样子——这句话她在很多次采访里说过。一个五岁的孩子记了二十六年。
2021 年 4 月 17 日，她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寻亲视频。5 月 10 日，DNA 鉴定结果出来，她找到了姐姐。也是在那一天，她知道父母早就不在了。
她后来公开了自己的名字：杨妞花。
2022 年 6 月，她到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报案。警方立案侦查，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在邯郸找到了当年拐卖她的中间人。中间人供出了余华英，还交代了另外十起。
2022 年 6 月 29 日，贵阳警方对余华英上网追逃。6 月 30 日，余华英在重庆市大足区被当地警方抓获。
从报案到落网，二十四天。
一个人贩子在外面走了二十九年，落网用了二十四天。这中间的差别，不是警方的能力变了，是有人站出来说话了。
五、从十一个到十七个
2023 年 7 月 14 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2023 年 9 月 18 日，一审宣判：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当时认定的是十一名儿童。
余华英不服，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判遗漏了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了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应当发回重审。
这个理由很少见——发回重审通常是因为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不清，而这一次，是因为还有没被追究的罪。
2024 年 10 月 11 日，案件在贵阳中院重审一审开庭。公诉机关追加起诉了六名儿童，人数从十一名增加到十七名。
2024 年 10 月 25 日，重审一审宣判，仍然是死刑。
这一次法院写进判决书的理由是：余华英为谋取非法利益，多次拐卖儿童共计十七名，造成十二个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有的父母为寻找子女多年颠沛流离，抑郁而终；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
还有一句：「虽有坦白，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25 年 2 月 28 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对余华英执行死刑。执行前，法院安排她会见了近亲属。
从 2022 年 6 月报案算起，到执行，两年八个月。这期间开庭三次：2023 年 7 月的一审、2024 年 10 月的重审一审、以及二审，中间还夹着一次发回重审。程序走得很慢，慢到足以让当年被拐的孩子长大成人，也足以让一些父母等不到结果。
六、坦白
「虽有坦白，但不足以从轻处罚」——这十个字值得单独说一句。
刑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可以」不是「应当」：是否从轻，要看罪行的轻重。
余华英到案后供述了部分犯罪事实，这是法院认定的坦白。但她供述的，是在证据已经指向她的情况下不得不说的部分；另外六名儿童，是在重审阶段由公诉机关追加起诉的。
一部法律条文在这里显出了它的弹性：同样叫「坦白」，有的是主动交代，有的是被证据逼到墙角后开口，法律给法官留了判断的余地。
七、十七与十二
十七个孩子，十二个家庭。
有五个家庭一次丢了两个孩子。有一对兄妹是在河边玩的时候一起被带走的。
有的父母找到了孩子。2024 年 9 月、10 月，被拐二十多年的两个孩子先后与家人团聚。有的父母没有等到——他们在这二十多年里病故，或者像杨妞花的父母那样，在女儿丢失后不久就相继去世。
余华英被抓获时，已经六十岁。她自己的孩子，那个 1992 年被卖掉的男婴，后来怎么样了，公开报道里没有。
判决书里有一句话，是这类案子的标准表述，但放在这里仍然刺人：造成十二个家庭骨肉分离、亲情断裂。
十二个家庭，是十二个具体的地方：遵义火车站的站台，都匀西园村的小河边，贵阳东山仙人洞路口，重庆大足的巷子。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大人转身的几分钟。
那几分钟里，孩子跟着一个熟脸走了。
八、买的人
还有一个角色，不能略过。
刑法一直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但在 2015 年之前，条文后面还跟着一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不追究」——这五个字，在实际操作里让绝大多数买家没有承担任何后果。
2015 年 11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九）》施行，这一句改成了「可以从轻处罚」。
从「不追究」到「从轻」，改的是五个字，动的是这条罪的重心：买方不再是「好心收养」，是犯罪的一端。
这个变化来得不算早。余华英拐卖十七个孩子，每一个孩子背后都有一个付钱的人。判决书里，这些人被称为「收买人」，多数另案处理。
没有买的人，就没有卖的人。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写进法条用了二十多年。
1995 年那个冬天的早上，贵阳南明区那栋出租楼门口，五岁的女孩听见有人说「带你去玩」。
她站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