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 年 3 月 16 日，天还没亮，石家庄长安区育才街的国棉三厂宿舍区里，楼道中放着一只鼓鼓的编织袋。
楼里有人翻了个身，有人起夜，有人在等天亮去上班。
然后第一声巨响来了。
这一天是星期五。凌晨四点过后，石家庄三个城区的居民区在一小时之内接连响起爆炸：国棉三厂宿舍区的 15 号、16 号楼，和平路市建一公司宿舍 1 号楼，新华区电大街的市五金公司宿舍楼，还有桥东区民进街 35 号院的一处仓库。
事后统计：108 人死亡，38 人受伤，其中重伤 5 人、轻伤 8 人。检察机关在起诉时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爆炸案。
放炸药的人叫靳如超，时年四十岁，石家庄国棉三厂的工人，1997 年 8 月刑满释放。
他恨的人不多，大约五六个：邻居、继母、前妻、姐姐。
死的人是一百零八个。
一、四点多
第一栋楼塌下来的时候，很多人还在睡。
宿舍区的楼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盖的那种砖混结构，六层，一层十几户，楼道窄，墙薄。后来参与救援的人说，那种楼一旦承重墙被切断，几乎不会给人留出反应的时间——先是垂直塌下来，然后二层的楼板压到一层，一层压到地下室。
爆炸之后，公安、消防、武警、矿山救护队全上来了。石家庄的医院在那一夜全部开了绿色通道，献血的人在采血车前排到街角。
现场有一样东西，后来被反复写进报道：楼道里的水泥台阶被掀翻以后，露出下面的红砖，砖缝里嵌着头发和衣角的纤维。救援的人用双手扒，扒到手套磨破，换了手套再扒。
天亮之后，人们才看清这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不是一起爆炸，是四处。不是一栋楼，是四栋楼，加一处仓库。
而且是有顺序的。一处响了，其他几处才响。中间隔着时间，隔着城市，隔着还没明白过来的人。
二、一个听不见的人
靳如超 1960 年 12 月出生，原籍江苏宿迁，小学文化。
据当年的报道，他八岁开始在石家庄光明街小学上学，九岁那年因病导致听力障碍，之后转到棉三子弟学校。这个细节后来被很多记者写进稿子，因为它解释了一件事：他说话声音很大，别人跟他说话他也听不太清，他从小到大活在一种半隔绝的状态里。
1976 年，他进石家庄棉纺三厂五七劳动公司参加工作；1977 年到棉三准备车间当工人。1984 年结婚。
1988 年，他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1997 年 8 月，他刑满释放。
出狱之后，他没有正当职业。修过三轮车，推销过化妆品，倒卖过火车票。据当年的报道，家里人曾为他办过保外就医，但他回来后把已经离婚的妻子关在家里，把家搅得不得安宁，二十一天后又被重新收监。
这些细节拼起来，是一个人在十几年里一步一步退到墙角的过程：耳朵不好，工作没了，婚姻散了，坐过牢，出狱后没有一处地方是稳的。
但这条线不能用来替他解释什么。因为被他恨的那些人，跟他之间的事，都是些琐事——通稿用的词是「家庭琐事」。邻居吵过架，继母有过口角，前妻离了婚，姐姐卖了房子。
四栋楼，就是这四件事的地址。
三、六百公斤
2001 年 3 月 12 日到 14 日，靳如超先后三次到河北鹿泉市，找农民王玉顺、郝凤琴买炸药。
王玉顺和郝凤琴是一对做非法生意的搭档。一审认定，从 2000 年 3 月起，两个人非法制造并向他人售出硝铵炸药两万三千多公斤。靳如超三次共买走六百公斤，还做了爆炸试验。
硝铵炸药是矿山、采石场用的工业炸药，敏感度低，需要雷管和导火索起爆，所以威力稳定、易于运输。六百公斤，按当年常见的包装，是二十多袋。
3 月 15 日上午，他把炸药运到石家庄郊外藏起来。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他把 575 公斤炸药分装、配上引爆装置，分别搬到四个地方。
引爆装置是五十枚雷管加二十多根导火索，这些是他上一年从鹿泉市石井采石一厂工人胡晓洪手里买的。
一个人，一夜之间，把五百七十多公斤炸药分送到四栋楼里，还要躲开门卫、邻居、夜归的人。这件事听起来几乎不可能，但它确实发生了——这也说明那几栋楼是什么样子：没有门禁，没有监控，楼道灯坏了一半，深夜进出一个搬东西的人，不会有人多看一眼。
顺便说一句这种炸药。硝铵炸药的主料是硝酸铵，本来是化肥，掺上燃料、用强冲击起爆，就成了最便宜的大宗工业炸药。中国农村采石、修梯田用它用了几十年。1995 年 4 月美国俄克拉何马城那栋联邦大楼，被炸死一百六十八人，用的也是这个配方——两吨硝酸铵加燃料油。
中国对民用爆炸物品一直有证照管理：生产、销售、运输、储存都要有记录。石家庄这个案子暴露的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在县一级落不了地。鹿泉那两个农民在作坊里干了一年，卖出两万三千多公斤，没人拦。靳如超买六百公斤炸药，跟买六百公斤水泥一样容易。
2001 年之后，这一块的管理明显收紧；2006 年国务院出台《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把生产、销售、运输串成一条许可链，还加了流向登记。这些条文救不了 2001 年那四栋楼里的人，但它们是那之后才有的东西。
四、云南那一刀
时间往前推七天。
3 月 9 日，靳如超在云南马关县，用一把柴刀杀死了一名曾与他同居的女青年。
通稿里没有写她的名字，只写「一名曾与其同居的女青年」。据当年的报道，她姓韦，云南马关人，曾与靳如超在石家庄同居过三个月，后来回了老家。靳如超追到马关，要她回去，她不肯。
这一刀，是整个案子的分水岭。
在这之前，他是一个有前科、有纠纷、说话很冲的中年人。在这之后，他是一个已经杀过人的人。杀人之后他没有跑，他回了石家庄，用三天时间买炸药，用一天时间踩点，用一夜时间安放。
也就是说，从 3 月 9 日到 3 月 16 日，中间有整整七天。这七天里，他从云南回到河北，从一个人变成一个要拉一整栋楼陪葬的人。
这一段没有任何官方文件解释他为什么这样选择顺序。能确定的只有时间线本身：先杀一个人，再炸四栋楼。
五、八天
爆炸发生在 16 日凌晨。
3 月 23 日 8 时 20 分，靳如超在广西北海市被公安干警抓获。
从案发到落网，八天。
这八天里发生了什么，公开通稿只写了结果，没写过程。能查到的只有几件事：公安部向全国发出了通缉；河北、广西、云南等地警方并案；3 月 20 日前后，他的照片出现在各地的车站、旅店、收费站。
这套东西在 2001 年算是新工具。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带有照片和悬赏金额的公开通缉令成了常规手段，像这样量级的案子会挂到最高一档，印成纸，贴到车站、长途汽车站、旅店和收费站。那个年代住店要交身份证，跨省出行还要各种证明，一张贴在墙上的脸，是有用的。
所以抓到他的原因并不传奇：一台印刷机，一份下发名单，和一个在窗口多看了两眼的办事员。
八天，在那个还没有遍布摄像头的年代，算很快。他一路向南，从河北到广西，两千多公里，坐什么车、住在哪里，公开材料没有细说。
六、审判
2001 年 4 月 17 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4 月 18 日公开宣判。
判决：靳如超犯爆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案三人：王玉顺、郝凤琴犯非法制造、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死刑；胡晓洪犯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死刑。
四名被告人均不服，提出上诉。
4 月 29 日上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驳回靳如超、王玉顺、郝凤琴的上诉，维持原判；胡晓洪改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理由是「考虑到其犯罪的具体情节，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
同时，河北省高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靳如超、王玉顺、郝凤琴死刑，宣判后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这里有一个今天容易被忽略的制度细节：2001 年，死刑核准权还没有全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1983 年起，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直到 2007 年 1 月 1 日，这项权力才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所以这个案子的最后一道关，是在石家庄的法庭上过的，不是在北京。通稿里那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说的就是这件事。
七、一百零八
108 个人。
这个数字里有几岁的孩子，有下了夜班刚躺下的工人，有早起准备去摆摊的老人。官方通稿没有公布名单，只公布了数字和伤情分级：重伤 5 人，轻伤 8 人。
那四栋楼后来重建了。国棉三厂在 2000 年代后期陆续改制、搬迁，宿舍区慢慢变成了老小区。二十多年过去，育才街那一片的楼还是六层，还是砖混，楼道里还是堆着杂物。
案卷里，那四处地方写的是四个地址。四个地址后面，是四栋楼。四栋楼后面，是一百零八个再也没能醒过来的人。
而他恨的那几个人，有的死了，有的没死。通稿没有说。
靳如超在 2001 年 4 月 29 日被执行死刑。同一天上午，王玉顺、郝凤琴一起。
从爆炸到枪决，四十四天。
这个速度在当年不算异常——重案从速，是那个年代司法的常态。但它也留下了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一个人从 3 月 9 日杀第一个人，到 3 月 16 日炸掉四栋楼，中间有七天；这七天里，如果有人拦住他，会不会不一样。
没有人拦住他。
那天凌晨，楼道里那只编织袋旁边，没有一个人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