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7日，上午。上海虹口区一栋六层居民楼，阳台上。
阳台角上立着一台冰柜，插着电，压缩机隔几分钟响一阵，声音不大，屋里听得见。
冰柜里放着一个人。三十岁，女的，是这家的女主人。
楼下有人走过，抬头只看见晾出来的衣服。对面楼的窗户开着，有人在烧午饭。没有人闻到什么，也没有人想到要问。
这个故事有一个很体面的开头。
2015年12月31日，朱晓东和杨俪萍去登记结婚。两个人同岁，都是1987年生的上海人。
第二年春天办酒。杨俪萍穿白色婚纱，头发挽起来，站在朱晓东旁边，照片里笑得露出牙齿。她个子不高，脸圆圆的，是那种走在路上会被人叫“老师”的长相。
她本来就是老师。上海一所小学的语文老师，教了几年书，班上孩子的作文本她一本一本改，改到夜里。同事说她脾气好，学生不怕她，也不欺负她。
朱晓东没有稳定工作。他长得好看，会说话，衣服穿得干净，第一次见家长的时候，杨家的亲戚都说这个小伙子“卖相好”。
婚后的头几个月，两个人的朋友圈里都是吃饭、看电影、出去玩的照片。谁看了都会说一句：这日子过得挺好。
到了2016年，吵架多了。为什么吵，法院后来的表述只有六个字：“因故产生矛盾”。这六个字后面的事，只有他们两个知道。
一、案发之前，他买了三样东西
2016年秋天，朱晓东做了几件事。这些事后来在判决书里被一件一件列出来。
他买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死亡解剖台》。
他买了一台冰柜，放在家里的阳台上。
他从单位离了职。
同一年10月14日，杨俪萍也正式离职。她跟学校说的理由是：陪丈夫去香港培训。
一个教了几年书的小学老师，辞掉一份稳定的工作，理由写在纸上，很平常的一句话。同事没有多问，家里也没有多问。十月的学校正在期中，她的班换了老师，孩子们只知道语文老师有事。
三天以后，10月17日上午，两个人在家里争执。
朱晓东用手扼住她的脖子。法医的结论是机械性窒息死亡——脖子被压住，气进不去，人慢慢没了。
他没有叫救护车，没有报警。
他用被套把尸体裹起来，抱到阳台上，放进那台冰柜，盖上盖子。
关于那三个多月里冰柜里的情形，这一篇只写一句：她一直在里面。
二、她的手机还在说话
当天上午，杨俪萍支付宝账户里的四万五千元，被转进了朱晓东的账户。
然后他拿起她的手机。
从这一天开始，杨俪萍的微信还在发。发给她父母，发给舅妈，发给同事，发给她带过的学生家长。语气是她平时的语气：说香港那边培训紧，说回来还有事，说先住朋友家，过几天就回。
一个已经死去的人，在手机里继续上班，继续报平安，继续问家里天气冷不冷。
杨家人不是没有怀疑过。女儿不接视频，只回文字；说回来，一次一次往后推；家里说要去看看她，也一次一次没成行。
可他们手里有一条一条的微信。人见不到，字是真的。
这三个月里，朱晓东用杨俪萍的信用卡透支了十余万元。他去了韩国，去了海南，去了南京。他拿着杨俪萍的身份证，在上海的酒店开房，跟别的女人约会。
一个丈夫，在妻子“出差”的这段时间里，花她的钱，刷她的卡，用她的身份证去开房。
这些事，后来都被写进了二审裁定。法庭用它来说明一件事：他不慌。
为什么三个多月没有人发现？说穿了很简单：那是他们两个人的家，房子不大，阳台是自家的，冰柜盖着盖，插着电，正常运转。上海的居民楼里，邻居之间点头之交居多，谁也不会去掀开别人家的冰柜。一个人只要自己不松口，这个盖子可以一直盖着。
三、正月初五
2017年2月1日，正月初五。年还没过完，上海的马路上还有没扫干净的鞭炮屑。
杨家人在等女儿回来。这一次，他们不等了。
那天，朱晓东把这件事告诉了父母。父母带着他去了派出所，他投案。
警察到他家，打开阳台上的冰柜。
三个多月，那台冰柜一直在工作。
四、这个案子的证据，几乎都是电子痕迹
尸体在冰柜里放了三个多月，现场能取到的东西不多。真正把这个案子钉住的，是机器留下的记录。
微信的收发记录在服务器上。支付宝的转账流水在数据库里。信用卡的账单、酒店的入住登记、机场的出入境记录，一样一样，都对得上时间。
一个人的嘴可以编故事；几台机器同时对不上，故事就编不下去了。
这也是这十来年中国刑事案件的一个变化。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电子数据”被单独列为一种证据；2016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又联合规定了电子数据的收集与审查办法。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案子不是靠口供破的，是靠数据对出来的。
电子数据要进法庭，得先过三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微信记录不能只截个图，要提取原始存储介质，要说明是谁的手机、什么时候提取、怎么提取。技术性很强，也很枯燥，但正是这些枯燥的步骤，让一条“她还在发微信”的假象，变成了“这个时间点她的手机在别人手里”的证据。
那位被冒名的妻子，活着时留下的账号、密码、身份信息，在她死后成了最安静的证人。
五、为什么是“预谋”
2018年8月23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
故意杀人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中国刑法第232条写得很简单：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到哪一档，看法官对“情节”的判断。
朱晓东上诉。他的说法是：不是预谋，是一时冲动，是争执里失手。
2019年7月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法庭把“预谋”这两个字拆开来算。
死刑案件的二审，法律规定必须开庭，不能只书面审理。那天法院门口来了不少记者，杨俪萍的父母也到了，手里拿着女儿的照片。这样的场面，从一审到二审，他们经历了几次。
冰柜不是家里原来就有的，是他买的。书不是随手翻的，是他买的。两个人先后离职，时间在案发之前。
二审的表述很直：朱晓东“有预谋地杀人”。
买书、买冰柜、离职，这些事单独看都不违法。它们只是在案发之后，被人重新读了一遍。
还有一条被写进裁定的事实：杀人之后，他没有乱。他转账，发微信，订机票，去旅游，去开房。三个多月，一天一天地过下来。
法庭用了一句很重的话：“自私、冷漠已经远远突破了人性的底线。”
六、自首，为什么没有救他
中国刑法第67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朱晓东是自首的。他在父母陪同下走进派出所，没有跑，也没有抵赖到底。
但法条里写的是“可以”，不是“应当”。
二审说得很清楚：他虽投案自首，但始终否认自己有预谋地杀人，没有真诚认罪、悔罪。自首这个情节，不足以对他从轻处罚。
这句话在英语世界听起来有点陌生。在美国，一个被告只要认罪、换取检察官的减刑建议，很多时候就不必走到死刑那一步；在中国的死刑案件里，自首是一条可以从宽的路，但走不走得通，要看他有没有把话说全。
顺便说一句死缓。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两年之内没有故意犯罪，依法减为无期徒刑；确有重大立功表现，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很多罪行极重、但还有一点从宽余地的案子，法院用的是这一档。
中国现在的刑事政策，官方表述是“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刑法第48条还有一句：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朱晓东这个案子，法院认为他到了那一条线上。
案子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复核是中国死刑案件必须走的一道程序——所有死刑判决都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才能执行。这道程序在2007年收归最高法统一行使，此前有一部分案件由省高级人民法院核准。复核期间，法官要讯问被告人，要听辩护律师的意见。
复核裁定核准了死刑。
七、2020年6月4日
2020年6月4日，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朱晓东执行死刑。
执行之前，法院安排他会见了近亲属。检察机关派员到执行现场监督。
这一天距案发，三年七个月。
八、冰柜之外
这个案子在网上被讨论了很长时间。讨论最多的不是他怎么杀人，而是那三个多月——一个人怎么能一边把妻子放在阳台上，一边用她的手机，跟她的母亲一句一句地聊。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法庭能认定的是行为：转账、发微信、订机票。认定不了的是，一个人心里那台机器，是怎么转的。
这个案子的时间、金额、判决结果之所以能一条一条写清楚，是因为判决书公开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任何人都查得到。写案子的人和读案子的人，看的是同一份材料。
也有人争论自首。同样是投案，为什么有的人判了死缓，有的人判了死刑？答案藏在案卷里：投案之后说了什么，认了什么，赔了什么，悔了什么。这些细节不上新闻，只上判决书。
杨俪萍教语文。2016年秋天，她的学生换了老师。学校没有对外说明原因。
她的微信，从2017年2月1日以后，再没有更新过。
那些她“发”出来的话，一条一条，还在她父母的手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