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 12 月 6 日，凌晨。宁波中山东路 178 号。
这条街是当时宁波最热闹的一段，白天人流不断，到了夜里店铺落闸，只剩路灯。绿洲珠宝行的两名保安在营业大厅里巡逻。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巡逻。
有人从楼上下来了。这个人先顺着外墙的电缆线和空调外挂机爬上六楼，摸进总机房，再沿着电梯井道往下滑，落进营业厅。
他没有惊动任何人。他先把两名保安制服，捆住手脚。然后开始撬保险箱：四只，一只一只撬开，把里面的白金和黄金饰品装走——价值一百六十余万元，重约十一公斤。
要走的时候，他做了一件本来不必做的事：掏出手枪，朝两名保安的头部各开一枪。
法医后来写的结论是颅脑损伤死亡。
一、他留下了什么
天亮以后，警察在这间大厅里捡到了一堆东西。
一副自制消声器。一根自制四节撬棍。一把骨柄匕首。一捆军用背包绳。一副橡胶绝缘手套。
它们不像一个临时起意的人随手抓的：撬棍是分节的，可以拆开带走；消声器是自己做的，里面填的东西有讲究；手套是为了不留指纹。
警方由此刻画出一个人的轮廓：他有机械加工的手艺，动手能力极强，做事之前反复踩点，进出都走高处的路，而且——他不怕杀人。
那一夜之后，绿洲珠宝行没能再站起来。据店里的老员工许多年后对记者说，案子发生后店铺被封了一个多月，亏损严重，从此一蹶不振，最后被迫转让。
两名遇害的保安里，有一个是老板陈春明的老同学。
二、一个人，七起案子
抓到人以后，警方才知道这七起案子是同一个人做的。
第一起在 1993 年 9 月，台州医院住院部收费处，抢走数万元。
这个地点不是随便选的。徐利 1972 年出生在台州临海，15 岁初中毕业就进了当地的水泥厂、纺织厂打工。1990 年，他因为在临海大厦偷皮衣和录音机被判了三年。服刑期间他得了脑膜炎，保外就医，住进了台州医院。
他第一次动手抢钱，抢的就是给自己治过病的那家医院。
1994 年 7 月，临海市城南信用社，一名女值班人员被杀。1994 年 11 月，长兴龙达股份有限公司商场，一名值班人员被杀，黄金珠宝被抢，报警价值九十七万余元。
然后是 1995 年 12 月的宁波。
再往后是 1998 年绍兴供销大厦、2004 年诸暨嘉瑞珠宝店、2007 年的一起——后两起是未遂。诸暨那一次，他把高压电线接在了二楼后窗的转轴上。那个房间是保安睡觉的地方，后窗是唯一能进去的口子。他在等有人来关窗。
当年勘察现场的人记了很多年：不经过反复观察和多次踩点，不可能知道那扇窗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里面有没有人。
七起案子，四个人死。他一个人做，不找同伙。
三、二十二年
案子没破。一年没破，五年没破，十年没破。
浙江省公安厅的厅长换了六任。专案组的足迹走遍了除西藏、台湾以外的所有省区，行程数十万公里，检验比对各类痕迹物证上千万份，查询信息数据上亿条。
2004 年，悬赏二十万。同年，案件被公安部挂牌督办。2010 年 9 月，宁波警方公布了一段与案件有关联的视频，悬赏提高到五十万。
它成了浙江唯一一起公安部督办而长期未破的命案，被叫作「浙江第一悬案」。民间给它起的另一个名字更直接：浙江第一悍匪。
那些年，宁波公安系统里的人私下说过一句话：这个案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是破不了的。
这不是认输。1995 年的中国还没有遍布街口的摄像头，也没有全国联网的指纹库；DNA 比对很慢，而且得有东西可比。
凶手留下的东西很多，但没有一样能直接对上一个人。
四、2016 年 11 月 23 日
转折是从这一天开始的。
浙江省公安厅从厅里相关警种和宁波、绍兴两地抽调骨干，组成一个新的侦查团队，指挥部直接驻在诸暨。团队按「现场有什么就用什么」的原则分成六个组：生物检材突破组、视频突破组、重点人群排查突破组、数据建模分析突破组等，组长都由刑侦总队领导担任。
四个多月里，他们重新汇总分析了 1200 多千兆的视频资料，比对了从各种渠道收集来的一千三百九十三万多份指纹，检验鉴定了新采集的三万多份生物检材，把一万多名重点人员重新排查了一遍。
同时，他们又把这个人的条件往前推了一步：男性；身高一米六九左右；有机械加工技能；曾经到过中缅边境地区；在案发地有落脚点或者关系人；会开车；2005 年以后没有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最后这一条很关键。它意味着这个人这些年没有犯过事，也就没有进过任何一本册子——他把自己藏在了「没有记录」里。
2017 年 3 月 27 日，专案组带着现场提取到的生物检材去了公安部，会同专家组做专门工作。
3 月 29 日中午，专家会诊有了结果：籍贯台州临海、当时住在诸暨市暨阳街道的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1972 年 11 月出生，与画像上的年龄、身高、籍贯、手艺、落脚点，一条一条对上了。
五、14 时 21 分
抓捕分三路。
第一组刚到指定地点，第二组还在半路，徐利开着车离开了住处。为了不打草惊蛇，指挥部临时改方案：第一组跟住，另外两组改道。
最后合围的地点是诸暨市暨阳街道下坊门新村的一家棋牌室。
14 时 20 分，现场判断时机成熟。14 时 21 分，人被抓。
参与抓捕的民警郭黎明后来对记者说了一句话：「心理素质相当强，看到我们，他没有一点表情。」
棋牌室老板娘记得的是另一面。她跟这个人认识三年多，只知道他是台州人，做药材生意。他麻瘾很大，自己不打也爱站在旁边看，棋牌室开到几点他就待到几点。「他还欠了我几百块呢。」
邻居说这个人低调，不太说话，每天最固定的事是接送读高一的女儿。他开一辆红色尼桑，住在一套一百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里。
警察进门时，他说了一句：我没犯什么错。
六、他不知道的三起
审讯开始以后，警方发现他知道的比警方多。
他先交代了宁波、绍兴、诸暨的四起珠宝店案。专案指挥部根据他的生活轨迹和经济状况判断，他还有余罪，于是把全省同类的未破案件梳理了一遍，串并之后再审。
他又交代了三起，都是警方此前并不掌握的：
1993 年 9 月，台州医院住院部收费处；1994 年 7 月，临海市城南信用社，杀死女值班人员；1994 年 11 月，长兴龙达股份有限公司商场，杀死值班人员，抢走黄金珠宝，报警价值九十七万余元。
三起案子，两条人命，压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并到这条线上来。它们和宁波那起之间，隔着省份、隔着年份、隔着不同的辖区，唯一的共同点是同一个人。
七、判决
2017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 点，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宣判。
法院认定：徐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手段当场劫取公私财物，构成抢劫罪；且系抢劫银行等金融机构、多次抢劫、抢劫数额巨大、抢劫致人死亡、持枪抢劫。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情节严重。
他在 1997 年 10 月 1 日前后分别实施抢劫，适用 1997 年修订后的刑法。一人犯数罪，数罪并罚。
判决书里有一段话，把轻与重摆在一起：抢劫绍兴供销大厦、诸暨嘉瑞珠宝店系未遂；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主动供述了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第一至第三节抢劫事实。但——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极其残忍，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论罪应处极刑。
最后一句是：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
他当庭没有上诉。
八、二十二年换来了什么
这个案子的结尾不好写。
四名死者里，两名是那天夜里在营业厅巡逻的保安，一名是信用社的女值班人员，一名是商场值班的人。他们的名字在公开报道里没有留下来，只有「保安」「值班人员」这样的称呼。二十二年里，他们的家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没有一篇报道写过。
凶手这边，倒是有很多细节：他有一个读高一的女儿，他每天接送；他欠棋牌室老板娘几百块钱；他穿一件紫红色衬衫，被便衣围住的时候没有反抗。
这些细节让人不舒服，但它们是真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是这两样东西——这大概是这类案子最难受的地方。
从技术上说，这个案子给出的答案很朴素：他留下的东西太多，只是当年的技术读不出来。二十二年后，读得出来了。
那些指纹、那些生物检材、那些视频，1995 年就在那里，没有人动过。它们不会说话，但它们也不会消失。
九、追诉时效这件事
案子公布后，网上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过了二十多年，还能判吗？
中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追诉时效是二十年。第八十八条又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宁波这起案子 1995 年就立了案，专案组一直没有撤。所以它不存在「过期」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审就判了死刑，而且是当庭不上诉。
这里要说清一件事：一审死刑判决并不等于执行。中国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后，如果不上诉，还要经过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才能交付执行。
这和美国的陪审团定罪、州最高法院复核、联邦人身保护令那一套完全不同；也和英国由皇家检控署起诉、法官量刑的路径不同。它是一条行政色彩更重的最后一道闸门：案子必须再被一群没有参与过审理的人读一遍。
这道闸门存在的理由，就写在那些被纠正的冤案里。一个案子判错了，一审判了、二审维持了，最后能拦住的，往往就是这一道。
十、那间棋牌室
报道里有一个细节，我看了很久。
抓捕那天，他刚进棋牌室坐了二十多分钟，牌还没开始打。警察进来，他说自己没犯什么错，跟着走了。
她认识他三年多，一直以为他是个做药材生意的台州人。这个身份他用了很多年，用得很稳：有房，有车，有老婆孩子，每天接送女儿上学。
二十二年里，他就住在离案发地不远的诸暨。这个城市他去过很多次，踩过点，杀过人，然后回家。
案子破的那天，浙江省公安厅在诸暨开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技术细节，警方说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暂不方便透露。
一位当年参与办案的老警察在朋友圈里写了一段话。他说，1995 年那个早晨走进办公室，气氛是从来没有过的沉闷；那些年去市政府食堂吃饭，常听到有人说「我看这案子是破不了了，要请联邦调查局帮忙了」。
他最后写：如果真要欢呼，先让数据欢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