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前一天晚上，我说，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他正在往一个旧帆布包里塞东西，手停了一下。
他说，路不好走。
我说，我腿好。
他说，山上风大。
我说，我带件外套。
他把帆布包的拉链拉上，拉到一半卡住了，又拉了一下。
他说，那去吧。
那天晚上他在阳台上抽烟，抽到十二点多。我在屋里听见打火机响了三次。
二十年一个人回去
我们结婚二十年了。
他是隔壁镇上的，我是县城的。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中间人是我表姑。第一次见面在县城一家面馆，他点了一碗牛肉面，我点了一碗素面。他吃得很快，吃完把碗推到一边，坐着看我吃。
我表姑后来说，这人老实，话少，是个过日子的。
我说，话是少了点。
表姑说，话少的男人才靠得住。
我们处了半年就定了。他人确实老实。工资交给我，不喝酒，不打牌，下班就回家。他会修东西，家里的电扇、洗衣机、水管，坏了都是他自己弄。
每年清明，他都要回老家一趟。
不是回老家看爹妈——他爹妈早就接出来了，跟着他哥过。他回去是上坟。
头一年他说，我回去给一个同学上个坟。
我说，什么同学。
他说，一个老同学。
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吧。
他说，不用，路远。
第二年我又问了一次。他还是说，一个同学。说完就去洗碗了。
后来我就不问了。
每年清明前一个星期，他会把该做的事做完：米买回来，油买回来，冰箱塞满。女儿的兴趣班费提前交。他会把家里的灯泡都检查一遍，哪个坏了换哪个。
他走的那天早上，锅里煮着粥，桌上放着一张纸条，写着菜在哪儿、钱在哪儿。
有一年我起得早，跟到汽车站，站在马路对面看他上车。他背那个旧帆布包，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站牌，没有回头看我这边。
二十年，他每年清明请两天假，坐早上六点那班车回去，第二天下午回来。回来的时候鞋上都是黄泥，裤脚有一圈土。他把鞋脱在门口，自己在卫生间刷，刷得很干净。
他回来那天话更少。吃完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很晚。
我们家清明从来不摆供。别人家在门口插柳，我们家不插。有一年女儿问，爸爸，为什么我们家不烧纸。他说，我们家不兴这个。
女儿那时候六岁，信了。我那时候三十六岁，也信了一半。
前几年婆婆还在的时候，有一回她在我家吃饭，说起他小时候的事，说着说着忽然停住，说，他这个人，心里有个结。
我问，什么结。
婆婆说，没什么。
她端起碗喝汤，把话咽回去了。
今年我跟着去了
今年我为什么突然要跟去，说不清。
前一阵子我收拾衣柜，翻出他一件旧夹克，是很多年前的了，袖口磨破了。口袋里有半包烟，烟盒都软了。他不抽烟——除了清明前后那几天。
我把烟盒放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我想过很多种可能：一个早年出事的兄弟；一个救过他的工友；一个他不想提的亲戚。
我也想过另一种可能。那种可能我在心里放了不到一分钟，就自己掐了。
第二天早上五点半，我们在汽车站等车。
他穿了一件我没见过的旧衬衫，灰的，领子磨白了。脚上是那双刷干净的雨靴。
天还没亮。站前的早点摊刚支起来，蒸笼冒着白气。他买了两个包子，一个给我，一个自己吃。
我说，你不买点什么带上去。
他说，到镇上买。
车开了两个多小时。一路上他基本没说话，看着窗外。过了一个收费站，路两边开始是油菜花，黄的一片一片。他忽然说，快到了。
下车以后他先去了一家花店。
那家花店在镇口，门口摆着几个塑料桶，桶里插着白菊和黄菊。
他买了一束白的，包着玻璃纸。
我站在门口等他。他付钱的时候，我听见老板娘说，又来啦。
他说，嗯。
老板娘说，今年来得早。
他说，天暖。
我心里动了一下。她认得他。二十年，她认得他。
他还在旁边的小卖部买了两瓶水，一瓶塞给我，一瓶自己拿着，一路没喝。
从镇上往山上走，是一条水泥路，修了一半，后面是土路。路两边是茶树和油菜，有一片荒着的地，长满了草。
他走在前面，走得不快。走到一个岔路口，他停下来等我。
他说，还有一段。
我说，嗯。
山不高。走到半山腰，能看见底下的村子，白墙黑瓦，几户人家屋顶上晒着东西。有一家的烟囱在冒烟。
他拐进一条小路。路两边是坟，有的立着碑，有的只是一个土包，上面插着纸。
他在一个坟前停下来。
碑上的名字
碑是青石的，不大，一米多高，上面有字。
我站在他后面三步远的地方，看见了那个名字。
何小燕。
碑上刻着生卒年，一九七二到一九九四。
她死的时候二十二岁。
碑前有一束花，干了，颜色褪成了黄褐色。花梗用一根红绳子捆着，绳子也褪了。
他蹲下去。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布，是家里那块旧毛巾剪的，我认得那个边。他把碑上的字擦了一遍，从上到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擦。擦到那个名字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又接着擦。
擦完他把干花拿开，把新的那束放上去，摆正。
然后他站起来，退了两步，跪下去，磕了三个头。
额头碰到地上，碰得很实。我听见了声音。
我站在原地，没有动。
后来我绕到碑的后面。
背面也刻着字，比正面小，刻得浅，要凑近才能看清。上面是他的名字。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久，风把油菜花吹得哗哗响。
坟的左边还有一个小土包，很矮，没有碑，上面长着草。他从包里拿出一把小铲子，把那个土包边上的草铲了铲。
我问他，这是谁。
他说，她奶奶。
他磕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我说不清是什么意思。可能是让我别问，也可能是问我还要不要站着。
我走过去，对着碑鞠了三个躬。
鞠完我退回来。他站在旁边，看着那束花。
过了一会儿他说，走吧。
下山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走到那条水泥路上，他忽然停下来，从口袋里摸出烟，点了一根。他抽烟的样子不像一个抽了二十年烟的人，倒像一个刚开始学的人，抽一口，呛一下。
那罐辣椒面
回程的车上人不多。我们坐在最后一排。
车开了半个多小时，他忽然说话了。
他说，九三年，我在镇上的缫丝厂上班。
他说，她是缫丝的，我在机修班。
他说，厂里那时候一个月一百多块，她手快，能拿到一百八。她攒钱买了一辆自行车，二六的，女式的，红色的。
他说，我们说好了，第二年春天结婚。
他说，九四年七月，她骑车上班，在国道那个路口。
他停了一下。
他说，一辆拉沙的车。
他说，我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不在病房了，在楼下那个小屋子里。
他说，我没赶上。
车窗外面是油菜花，一片一片往后退。
他说，后来我妈托人给我说亲，说了八个，我都没应。第九个是你。
他说，我跟你结婚，没骗过你。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别多想。
我说，我没多想。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她爱吃什么。
他愣了一下。
他说，不吃辣。
我说，哦。
那天晚上到家，我把灶台边上那罐辣椒面拿起来，放到了柜子最上层。
那罐辣椒面是我妈自己磨的，我从小吃辣。结婚以后我做菜基本不放辣，因为他胃不好——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信了二十年，也就慢慢不吃辣了。
去年女儿从学校回来吃饭，吃到一半说，妈，你现在做菜怎么一点辣都不放。
我说，你爸胃不好。
女儿说，他不在家你也这么放。
我没接话。
罐子放上去的时候，我看见柜子最上层还有别的东西：一个空的饼干盒，一沓塑料袋，女儿小时候的一双鞋。
我把罐子塞在最里面。
第二天早上我下了面条，给自己碗里放了一勺。辣得我出了一头汗，眼泪也下来了。我坐在厨房的小板凳上，把那碗面吃完了。
窗台上的玻璃瓶
第二年清明前一个星期，我下班绕了一段路，去花店订了一束白菊。
那天晚上我把花放在鞋柜上。
他回来看见了，站在那儿。
他说，不用。
我说，顺路。
他说，谢谢。
我说，不是给你的。
他没说话。他把花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那天晚上他没有去阳台抽烟。
清明他一个人回去的。回来的时候是下午四点多，鞋上还是黄泥。
我把饭热了。他吃了一碗半，比往年多。
女儿那天也在家，看见鞋柜上的花没了，问，花呢。
我说，你爸带走了。
女儿说，带哪儿去。
我说，带去看一个人。
女儿哦了一声，没有再问。她今年十六了，比我那时候懂事。
吃完他从帆布包里拿出那束花，只剩一半了。他在厨房找了一圈，找出一个玻璃瓶，是装黄桃罐头的，标签撕了一半，还留着一角黄。
他把瓶子洗了，灌了水，把花插进去，放在窗台上。
窗台朝西，下午的太阳能照到。
我说，这花能放几天。
他说，三五天。
我说，那明年买两束。
他说，好。
我数了一下瓶里的花，五支，三支还开着，两支已经有点卷边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看见他站在窗台前面，看那个瓶子。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瓶子照得发亮，水里有几根花梗的断口，白白的。
窗台上有一圈水渍，是瓶子漏出来的，已经渗进水泥里，颜色比旁边深一点。
本文为叙事作品，取材于真实生活场景，人物均为化名，细节经过文学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