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拆那台老缝纫机，得把底下的抽屉整个抽出来。
抽屉卡住了，我拿改锥撬。木头缝里掉出一小沓东西，落在地上，散的。
是邮票。
十七张，用一根白线捆过，线断了。边角有点卷，背面还带着干了的糨糊印。最上面那张是两毛的，印着一朵红花，颜色已经发暗了。
我坐在小板凳上，把它们一张一张摊在膝盖上。
儿子从屋里出来，问，妈，这什么。
我说，邮票。
他说，现在谁还寄信。
我说，以前寄。
他没再问，拿了瓶水又进屋去了。
我一张一张数完，还是十七张。
红灯牌收音机
那时候我在镇上的供销社卖布。
柜台是水泥的，上面铺一块玻璃。尺子两把，一把竹的一把木的，木尺边上磨白了。量布的时候用尺子压住，拿剪子剪个小口，两手一扯，布就顺着丝缕开下来，声音很好听。
的确良、涤卡、蓝布、白布、被面。谁家娶媳妇，来扯十尺红的。
供销社一共三个人：主任老曹，管账的老孙，还有我。
老孙算盘打得快，珠子响得像下雨。年底盘货，一屋子的布卷都得搬出来，一卷一卷量，记在本子上，记到半夜。蓝布最沉。
来买布的多是女人。她们进门先不买，站在柜台外面看，看很久，最后才问一句，这个多少钱一尺。
我男人叫刘建国，跑长途。从我们这儿拉苹果往南边去，一趟七八天，回来睡一天半，又走。
他回来那天，家里像过节。我给他煮面，卧两个鸡蛋。他吃完了躺下就睡，呼噜打得窗户纸都动。
儿子小勇九岁，上三年级。
我们的屋子在供销社后面，两间，一间做饭一间睡。墙是白的，年头久了泛黄。
晚上我把缝纫机搬到灯底下，给人家做裤子，一条五块。蝴蝶牌的，脚踏板一踩，机头就嗒嗒嗒响。灯泡四十瓦，黄。
收音机是红灯牌的，放在缝纫机旁边。天线拉出来，用一根铁丝绑在窗框上，不然有杂音。
九点半，县电台有个节目。念听众来信，中间放歌。
念信的那个女的，声音很稳，念到一半会停一下，说"这位朋友还写了一句"。
念完信放歌。有一回放《大约在冬季》，放完了她说，有位听众点给在南边打工的丈夫。
我脚停在踏板上，忘了踩。
我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听。
那半年，我每天听。
绿邮筒那条街
三月初我写了第一封信。
信纸是供销社卖的那种，一格一格的，薄，背面能看见字。笔是小勇的钢笔，蓝黑墨水，笔尖有点劈，写到快的地方会刮纸。
我写了三张，撕了两张。
第三张写得很短。我说我听这个节目听了两年，第一次想说话。我说我们这儿春天风大，刮起来天是黄的。
信封上写节目组收。我贴了一张两毛的。
从供销社到邮局，走大路八分钟。我走老街，绕一点，十一分钟。
老街有个邮筒，绿的，靠墙站着，底下掉了一块漆，露出铁。我每次都要伸手摸一下，看信封有没有塞到底。
四月里来了回信。
信封上的字是横的，一笔一画，像小学生写的。地址是外省的，一个我没听过的地方。
他在那边一个镇上做账。他说他也听那个节目，晚上一个人，屋里就一盏灯。
他说他那儿雨多，一年有一半的日子在下。
我看了三遍。
那半个月我每天去邮局门口看一眼。邮筒旁边墙上贴了张纸，说要换新箱子，我站在那儿看了半天，心里空了一块，后来才知道是隔壁照相馆贴的。
那天晚上我踩缝纫机踩到十一点，做完了两条裤子，还把小勇的裤脚放了半寸。
后来信就越写越长了。
我知道了他姓周。知道他有胃病，不能吃凉的。知道他养了一只猫，黄白的，会自己开门。
他知道我卖布，知道我男人跑车，知道小勇数学不好。
我没寄过照片。他也没要。
我写信从来不写称呼，开头就是"你好"。收信人也只写他的姓。
一年零三个月，我收了二十三封。
每次去邮局，我都多买几张邮票，回来放进缝纫机底下那个抽屉。两毛的，五毛的，还有一张八分的，是他第一封信上撕下来的。
抽屉里还有线轴、梭壳、一盒针、几个扣子。邮票放在最里面，用一根白线捆着。
儿子剪下的邮票
小勇那年迷上了集邮。
班上有同学有集邮册，硬壳的，一页一页插着。他回来跟我要，我没买。
他就自己攒。从信封上剪，专挑边留得宽的。
剪下来泡在碗里，温水，泡软了拿手指头把背面的纸搓掉，一张一张贴在玻璃上晾。晾干了揭下来，夹在课本里。
过了年他攒够了一本。两个作业本拆开，用线缝在一起，封面上画了一架飞机。
他给每一页编了号，一张一张插进去，边角对齐。
他拿给我看，说妈你看这张，这张是长城。
我说好看。
他把本子抱在怀里，说谁也不给看。
那天我进屋，看见他趴在桌上，手边三个信封，剪子已经下去了。
我一把把信封抓过来。
他吓一跳，剪子掉在地上。
他说，妈我就剪个角。
我说，谁让你动我抽屉。
声音很大。我自己都吓一跳。
他从没见过我那样。嘴一瘪，哭了。
建国从里屋出来，问咋了。
我说，孩子剪我的纸。
他看了看我手里那几个信封，说，纸有啥好剪的。
我说，我给人家描的鞋样。
那三个信封是空的。信我早就拿出来了，压在褥子底下。
那天夜里我把二十三封信全挪了地方，塞进缝纫机踏板底下的布头里。
五月底，建国修缝纫机。
皮带松了，他蹲在地上，把机头往上一掀，伸手去拉抽屉找螺丝刀。
我在灶上炒菜，听见抽屉响。
我过去站在门口。
他把抽屉整个拉出来了，里面线轴滚了一地。那沓信就在最里面，白线捆着。
他看了一眼，手伸进去，又拿出来，摸到螺丝刀就起身了。
他说，这机子该上油了。
我说，嗯。
那顿饭我们谁也没说话。小勇低头扒饭。
汽车站外面
六月初他来信，说想来看看我。
他说他可以坐夜车，早上到县汽车站，在那儿等我到下午。
他说他不为难我，我要是来了，他就站着让我看一眼；我要是不来，他就坐下午的车回去。
那封信我看了四遍。
晚上做饭的时候，我又拿出来看了一遍。锅里的水开了，溢出来，滴在灶台上"刺啦"一声。
我坐下来写回信。
写了半张。我说，你别来。
写完我没封口，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带去邮局，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摸口袋里的邮票，摸出来，又放回去。
最后我还是寄了。贴了两张。
那天是星期天。
供销社星期天最忙。上午有个老太太要做被面，蓝底白花的，我量了一遍，报数，她说不对，说她家床宽。
我重新量。
量了三遍。
老太太嫌我慢，说你这姑娘手怎么这么生。
我说我今天有点不得劲。
她说，年轻轻的，哪那么多不得劲。
中午回家做饭，西红柿炒鸡蛋，小勇吃了两碗。我把剩下的汤泡了饭。
收音机那天我没开。
下午三点多，我站在柜台后面给人裁裤腰，太阳从西窗照进来，落在玻璃柜台上，一寸一寸往东挪。
我知道车是三点二十的。
我手里的划粉断了。
半个月后来了最后一封信，很短。
他说，知道了。你保重。
信纸折了两折，别的什么也没有。
灶膛里的信
那年腊月二十三，家里扫房。
建国带小勇去澡堂，我一个人在家。我把缝纫机抽屉整个抽出来，抱到灶间。
二十三封信。我一封一封撕开，撕成两半，再撕成两半。
我没有看。有一封撕到一半，我看见"雨"这个字，手停了一下，又撕下去。
火起来的时候纸是卷的，边上一圈黑，然后一下子亮。
二十三封信，烧了小半个钟头。
建国回来闻见味，问烧啥。
我说烧旧纸。
他说，别把灶膛堵了。
邮票我都留下了。撕的时候沿着边留一圈，撕下来放进碗里，倒温水泡。
这是跟小勇学的。
泡软了，用指头把背面的纸搓掉。有一张搓破了角，我拿浆糊粘了一下。
一张一张贴在玻璃上，玻璃放在窗台上，晒了两天。
晾干揭下来，还是十七张。有的一张背面还带着信封上的字，反过来能看出半个"收"字。
我用一根白线捆上，放回抽屉最里面。
那台缝纫机后来又用了二十多年。
小勇上了中学，上了大学，去了省城。建国不开车了，在镇上给人看仓库。
他这几年耳朵也不好使，电视开得很响。有一回他坐着看电视，忽然问我，你年轻时候是不是爱写信。
我说没有。
他说，那我记错了。
他说完就接着看电视了。
去年冬天抽屉卡住，我拿改锥撬，那沓邮票从木头缝里掉出来。
儿子从屋里出来，问，妈，这什么。
我说，邮票。
他说，现在谁还寄信。
上个月我给他寄东西。两双布鞋，我纳的底，还有一罐辣酱，瓶口用蜡封了。
他说，妈你别寄了，我开车回去拿，三个钟头的事。或者你放门口快递点，人家上门取。
我说，我顺路。
我去了邮局。
营业员是个小姑娘，把信封放在秤上，说，阿姨，这个不够，要再贴几张。
我从口袋里摸出那一沓，解开线，数出几张，一张一张贴上去。
信封右上角贴满了一小片，红的黄的，有一张是那个八分的。
小姑娘看了看，说，这个还能用啊。
我说，能。
出门我把剩下的一沓塞回口袋。
回家路上我数了数，还剩十二张。
那天风大。我把手插在口袋里，一直捏着那一小沓，走到家门口。
本文为叙事作品，取材于真实生活场景，人物均为化名，细节经过文学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