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一年（1746）秋天，山东潍县，县衙后堂。
灯是油灯，光很小。桌上摊着一份文书，写的是今年的收成：春旱，夏蝗，秋又大水。县境内“人相食”三个字，是下面的人报上来的。
郑板桥五十四岁，到这个县上任还不到一年。
窗外有蛙声。
他把管粮仓的主簿叫来，说要开仓。
主簿站着没动。开仓要报府，报府要报布政使司，一层一层批下来，最快也要一个月。而且没有批文就开仓，是死罪。
他知道。
郑板桥说了一句话，后来被写进了县志：
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
什么时候了？等一层层报上去，人已经死光了。上头怪罪下来，我一个人担着。
县衙的后堂很小，墙皮掉了两块，露出里面的土坯。这样一个地方，管的是一座十几万人的县城。
仓门那天开了。粮食按人头发下去，领的人打借条。到了秋天，他把一叠借条收上来，当着众人的面烧了。
这件事，《清史稿》里有记载，只用了十几个字：燮开仓赈贷，或阻之，燮曰，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
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四十五两银子。开一次仓，放出去的是几万人的命，押上去的是自己的脑袋。他不是不知道。
他后来在潍县还做过几件事：修城墙，凿护城河，招灾民来做工，做工的管饭；封了囤粮大户的仓，逼他们按平价卖；自己掏钱替灾民垫了赋税。几年下来，潍县活下来的人，“无算”——史书上用了这两个字，意思是没法统计。
四十岁才中举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
他家不算穷，但也不宽裕。三岁丧母，由乳母费氏带大。后来他自己刻过一方印，叫“恨不得填满普天饥债”——这七个字，大概能说明他是从什么日子里长出来的。
他读书很聪明，考试却极不顺。
秀才考得早，二十几岁就是秀才了。
接下来是举人。
一考，二十年。
雍正十年（1732），他四十岁，才在南京乡试中举。
乾隆元年（1736），四十四岁，中进士。
中进士不等于有官做。清代的进士要等缺，他等了六年，从四十四岁等到五十岁，才等到山东范县一个知县的位子。
中间那二十年，他在扬州卖画。
说是卖画，其实是等。等一个举人的名额，等一次会试的机会。白天写字画画，夜里读书，中间还要养家。他后来回忆那一段，说自己四十岁以前什么都不是。
扬州那个地方，对穷画家不算友好。盐商的宅子里挂着名家的画，画价按尺算，一个没功名的画师，画得再好也只能站在门外。他画兰竹石，一笔一笔攒，攒到四十岁，才攒出一个举人。
那时候的扬州是盐商的城市，有钱，有闲，有一大群画画写字的人。郑板桥画兰、画竹、画石，价钱不高，日子过得紧。他后来在一封信里说，那时候“十日卖一画”，卖不出去就饿肚子。
所以他一直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这三个年号排下来，正好是他的一辈子。听着像自嘲，其实是在说：我等了三朝，才等到一个官。
潍县的那一年
乾隆七年（1742），他五十岁，被派到山东范县当知县。四年后调潍县。
潍县是个大县，靠海，盐商多，事务杂。
他在潍县待了七年，其中五年是灾年。
第一年旱。第二年蝗。第三年，大水。水退下去之后，地里什么都没了。
他到任之后，先做了一件小事。
有一夜他在城外走，听见一间茅屋里有人在读书。他停下听了一会儿，问是谁家的孩子。人家说是韩家的，家里穷，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第二天他派人送去了米和钱，往后按月给。
后来这个韩梦周中了进士，一辈子记着这件事。这段记载出自《重修扬州府志》。
一个县能做的事其实有限。他能做的，是三件。
第一件，报。一遍一遍往府里报，措辞一次比一次急。
第二件，借。他劝县里的大户开厂煮粥，一户轮一天。不肯的，他就封了粮仓，逼他们按平价卖粮。这一手得罪人，他知道。
第三件，工。他修城墙，挖护城河，招灾民来做工，做工的管饭。
这一手是他最得意的。灾年最怕的不是没粮，是人没活干、没盼头。修城要用土、要用砖、要用人力，钱花出去，粮发下去，城也修好了。本来是件劳民的事，被他改成了赈灾。
后来潍县的城墙一直用到清末。当地人管那一段叫“郑公墙”。
那几年他写的诗，最好的一首是画竹时题上去的，送给当时的山东布政使包括：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在县衙里躺着听风吹竹子的声音，听成了百姓的哭声。我们这些小小的州县官，一根枝一片叶都牵着情。
这首诗后来被无数人引用。它写得确实好，但也确实是写给上司看的——一个知县，用一首诗提醒上级：我这里出事了。
一条回去的路
乾隆十八年（1753），潍县又旱。
他又去请赈，这一次措辞更硬，把上面的人得罪透了。方志里写得很克制，六个字：忤大吏，乞病归。
得罪了上司，告病还乡。
他六十一岁。
干了十二年，两手空空。
走的那天，潍县的百姓拦在道上，不让他走。后来当地给他立了生祠，家家挂他的画像。一个活着的知县有这样的待遇，在清代是极少见的。
走之前，他去了一趟城外的粥厂。粥厂还在开，锅里煮的是稀粥，能照见人影。他站了一会儿，没说话，回来了。
他临走画了一幅墨竹，题诗：
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乌纱帽扔了就不当官了，口袋里空空，两袖清风。画一枝瘦竹带走，从今往后在秋江上做个钓鱼的人。
关于他离任的行装，民间流传一个说法：三头驴。一头他自己骑，一头书童骑着在前面引路，一头驮着几箱书和一张琴。当了十二年知县，全部家当就这些。
这个故事不见于正史，是后人一遍一遍讲下来的。但《清史稿》确实写了四个字：囊橐萧然。
一张贴在门口的价目表
回到扬州，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十日卖一画”的落魄画师了。
他六十岁，名气正盛。
他是做过知县的人，是“扬州八怪”里名气最大的一个。求画的人踏破门槛，盐商捧着银子来，托关系、送礼物、套交情，都想白拿。
乾隆二十四年（1759），他六十七岁，干脆写了一张价目表，贴在门口。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
后面还有一段话，说得更不客气：送礼物、送吃食，总不如送白银来得实在。您送的东西未必是我喜欢的，送现银我心里高兴，画也就画得好。礼物是纠缠，赊账是赖账。我年纪大了，精神不济，不能陪诸位说这些没用的闲话。
最后附一首诗：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这份东西，后世叫《板桥润格》。
在他之前，文人卖画是要遮一遮的——写字画画是“雅事”，谈钱就俗了。他偏不谈雅，明码标价，按尺寸收钱，还写在纸上贴在门口。
有人骂他俗。他说，我做官的时候不拿百姓一文钱，卖画的时候自然要明码标价，这才叫清白。
价目表贴出去之后，生意反而更好。原因也简单：扬州城里想求他画的人太多了，从前要靠关系、靠门路、靠送厚礼，谁也不知道该送多少。现在一张纸贴在门口，多少钱一目了然。穷书生攒够了钱也能来买，盐商出得起银子就多买几张——他不在意买主是谁，只在意钱是不是现的。
这在当时的文人圈子里是件丑事。士大夫画画，讲究“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更讲究“不受促迫”。谈钱已经是下乘，明码标价更是把画画变成了手艺。可郑板桥本来就不是士大夫出身，他一辈子被科场挡在门外二十年，饿过肚子。饿过的人不谈这个。
难得糊涂
潍县任上，他写过四个字。
那四个字是：难得糊涂。
字是写在纸上的，后来刻成了石。石在潍县，一直留到今天。
那是乾隆十六年（1751），他五十九岁。四个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
这句话后来被印在无数张纸上，挂在无数间屋子里。多数人把它当成一句劝人别太较真的话。
但写字的人不是这个意思。
一个在灾年顶着上司开仓的人，一个把借条当众烧掉的人，一个把价目表贴在门口的人——他一辈子都在较真。他说的“糊涂”，是知道自己看得太清会痛，还是选择看下去。
他晚年刻过一方印，只有四个字：七品官耳。
一个七品小官罢了。
乾隆三十年（1765），他去世，七十三岁。
他一生只画兰、竹、石。兰四时不谢，竹百节长青，石万古不败。这三样东西有个共同点——都不好看，都硬。
他画竹有一个说法，叫“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眼睛看见的竹子，不是心里的竹子；心里的竹子，落到纸上又不是原来那枝。
差的那一点，就是一个人一辈子在追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