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彭泽县衙里来了一个督邮。
督邮是郡里派下来巡查的官，品级不高，权力不小，走到哪个县，哪个县的县令就得小心伺候。
县吏跑进后院提醒县令：上面来人了，您得把腰带束好，穿戴整齐，到门口去迎。
县令那年四十一岁，姓陶，名潜，字元亮，后来人们更习惯叫他陶渊明。
他站在院子里，把腰上的印绶解了下来。
《宋书》记这一天的原话很短：「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
当天他就走了。从八月上任到十一月离开，按他自己的说法，「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
一个县令的任期，通常三年。他只坐了八十多天。
这一走，他再没回过官场。
二十二年，一次都没有。
此后二十二年，他在浔阳柴桑的几间草屋里种地、喝酒、写诗，最后死在那片地里。
而他留下的那几十首诗，一千六百年后还在被人背。
柴桑的老宅
陶家不是寒门。
他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功臣之一，做过大司马，封长沙郡公。那个人的出身其实很低，早年是个管鱼梁的小吏，靠一刀一枪打上来，是东晋一朝少见的、从底层干到顶层的武将。
到陶渊明父亲这一辈，家里还有官做，但已经不算显赫。
再到他，就只剩一个空名头了。
《五柳先生传》里他自己写：「性嗜酒，而家贫不能恒得。」爱喝酒，可是家里穷，不能常有。亲戚朋友知道他这样，就备了酒叫他过去；他去了就喝，一定要喝醉，醉了就走，从不客气。
他年轻时读书很杂，不守章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这句话后来被人误读成不认真读书，其实是相反的意思：他不肯在字句上死抠，一有会心之处，高兴得连饭都忘了吃。
二十几岁上，家里实在撑不住了。
《宋书》说他「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家里老人年纪大了，家里穷，他才出来做江州的祭酒。这是他第一次出仕，那一年他二十九岁。
祭酒管的是州里的教化文书一类的事，不算小官，但要天天在长官面前站班伺候。
他干了没几天，「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受不了这份差事，没多久自己辞了。
州里后来叫他去做主簿，他没去。
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辞职，也是后面四次的预告。
五斗米与一顷秫
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这十二年里，他进进出出官场五次。
给桓玄做过幕僚，给刘裕做过参军，给建威将军刘敬宣做过参军。每一次都不长。
这些人的名字，后来都变得很重：桓玄废过晋安帝，自己称帝；刘裕灭了东晋，建了宋朝。陶渊明在他们手下待过，都待得很短。
他自己在《归去来兮辞》的序里交代得很清楚，没有一句高调：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
——我家穷，种地不够吃，孩子一屋子，米缸里没有存粮。
亲戚朋友劝他去做官，他动了心，可是没有门路。后来靠族叔帮忙，才得了彭泽县令这个位置。
他为什么挑彭泽？理由说出来让人发笑：彭泽离他家一百里，公田的收成够酿酒。
「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
上任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下令把公田全种上秫——秫就是黏高粱，酿酒的原料。
一个县令，先给自己安排酒。
他妻子翟氏坚决要求种粳——粳是吃饭的米。
两边讨价还价，最后的方案是：一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
按《晋书》的记载，他原话是：「令吾常醉于酒，足矣。」
一个县令，上任先算计自己的酒。
这不是洒脱，这里面有很实在的东西：他本来就没打算在这里久留。
「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上任没几天，心里就有了回家的念头。
他给自己定的期限是「一稔」，收一季庄稼。
结果连一季都没等到。
归去来兮
辞官的理由，史书上给了两个。
一个是督邮。郡里派督邮到县，县吏说「应束带见之」，要穿正装、束腰带去见。他说了那句「不为五斗米折腰」，当天解印而去。
另一个是他妹妹。他的程氏妹在武昌死了，他要赶去奔丧。《归去来兮辞》序里写：「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
两个理由，一个关于体面，一个关于亲人。
后世讲陶渊明，多半只讲前一个，讲成一句漂亮话。其实后一个也在里面——他不是甩手就走的人，他是心里有了更要紧的事。
那篇《归去来兮辞》，就是辞官那天写的。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回去吧，田都荒了，为什么还不回去。
他到家的时候，童仆出来迎，小儿子在门口等。「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院子里的小路荒了，松树和菊花还在。
进门，酒已经倒好了。「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这一段写得轻快，像一个从门缝里挤出来的人。
那年他四十一岁，往后的日子还长得很。
但日子很快就不轻快了。
他住的园田居，草屋八九间，前后榆柳桃李。他写「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又写「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早上出去锄草，月亮上来才扛着锄头回来。
种豆的地在南边山下，草长得比豆苗还旺。「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这句诗被人当闲情读了一千多年。你把它按字面读一遍：草比豆多，这一年收成不会好。
义熙四年（408年）六月，一场大火。
他在《戊申岁六月中遇火》里写：「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
夏天风急，房子一下烧光了，一间没剩。一家人搬到门前的船上住。
那一年他四十四岁。
后来他搬到南村，房子更小，还是租的。他写「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屋子何必大，够放一张床一张席子就行。
他晚年穷到什么地步？《宋书》里写他「躬耕自资，遂抱羸疾」——自己下地干活，落下一身病。
江州刺史檀道济去看他，正赶上他饿得起不来床。檀道济劝他：贤人生在文明之世，何必这样苦自己。陶渊明答：「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我不敢说自己贤，是志向达不到。
檀道济留下粱肉，他挥手让人拿走。《南史》和萧统《陶渊明传》都记了这一笔。
另有一个更有名的故事：江州刺史王弘想见他，见不着，就派人打听到他要去庐山，半路备下酒，把他拦在路边喝。这个故事出自《续晋阳秋》，是笔记里的记载，真假不好说，但流传极广。
朋友里真正接济过他的，是颜延之。颜延之做始安太守，路过浔阳，天天到他家喝酒，每去必醉。走的时候留下二万钱，他全送去了酒家，方便随时去取。
二万钱，一天一点，喝完了就完了。
他没有留。
桃花源里的一群人
义熙十四年（418年）的冬天，晋安帝死了。据《晋书》的记载，他是被刘裕派人缢死的，死时三十七岁。外面传的说法是暴病。
元熙二年（420年），刘裕代晋称帝，改国号为宋。
东晋亡了。这个王朝撑了一百零四年，最后十几年，皇帝一直在别人手里。
陶渊明在那前后改名叫「潜」。这个改动什么意思，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为了避讳，有人说是「潜」有藏起来的意思。
《桃花源记》大致写在这几年。
一个武陵的渔人，沿溪走，忘了路远近，忽然看见一片桃花林，「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林尽头有个山洞口，进去，里面是平地、良田、美池、桑竹。
里面的人说，他们的祖上为了避秦时的战乱，带着妻子乡邻到这里来，就再没出去过。问他们现在是什么朝代，不知道有汉，更不知道有魏晋。
渔人住了几天出来，沿路做记号。回去报告太守，太守派人跟着去，迷了路，再也找不到。
南阳的刘子骥听说了，高高兴兴打算去，没去成，不久病死。此后就再没人问起这条路。
刘子骥是真人，就是《晋书·隐逸传》里的刘驎之，好游山泽，不肯做官。陶渊明把他写进结尾，等于给这个故事按了一个现实的钉子。
桃花源不是仙境。里面的人照常种地、养鸡、做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他们不是神仙，只是不知道外面换了几朝。
这才是这篇东西最扎人的地方：他们躲过的不是死亡，是朝代。
他写这篇的时候，外面正在换朝代。刘裕的兵进了建康，晋恭帝被废，第二年被杀。
他不写这些。他写一个找不到的洞口。
一篇自己给自己写的祭文
元嘉四年（427年），他六十三岁。
这一年他给自己写了《自祭文》。祭文是别人在你死后念的，他自己先写了。
开头是：「岁惟丁卯，律中无射。」——丁卯年，九月。
「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我这个人，要离开这间旅店了，回自己家去。
他把活着比作住店，把死比作回家。这个比喻后来被无数人借用。
同一年，他写了《挽歌诗》三首。第三首最后两句是：「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死了还有什么可说的，身体交给山陵就是了。
他死的那年，颜延之给他写了诔文，称他「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谥他为「靖节」。
一个当过八十多天县令的人，最后的名号是「征士」——被征召而不到任的读书人。
他留下的诗，一百二十多首，多数写的是很具体的事：今年收成怎么样，昨天谁送了一坛酒，屋檐下的树又长了几寸，儿子不争气，读不进书。
没有一句是替天下人操心的话。他也从不把自己抬到那个位置上去。
但他写过一句关于死的话，很短：「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亲戚或许还有余悲，别人已经唱起歌来了。
这句诗里没有怨，也没有劝。他只是把这件事说清楚了。
一千六百年过去，彭泽县的县衙早就没有了，浔阳的草屋也没有了。他种过的豆子，那块地在哪儿也没人知道。
留下的只有一件事：一个人可以不去。
不去，也活得完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