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元年，洛阳。
城门刚开，一队人从端门里走出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几个年轻人，穿新衣，戴新帽，脸上的神色绷着，想笑又不敢笑。
路两边挤满了人。
有人踮着脚往那边指，说那个是谁家的，那个又是谁家的。说完了，声音就低下去。
因为这几个人里，有几个不是「谁家的」。
他们没有姓王的祖宗，没有姓崔的门第，从前连进这道门的资格都没有。
现在他们进去了。
走在前头的那个人，帽子戴得有点歪。
他自己不知道。
旁边的人也不敢提醒。
端门外的队伍
大业是隋炀帝的年号，元年是公元六〇五年。
这一年，朝廷开了一科，叫进士。
考的是策，问的是时务。考中的人，授官。
考场设在官署里。题目发下来，一人一案，写完交卷。
从前选人，是靠人说你好。
现在选人，先看你写什么。
一件事从「听人说」变成「看纸面」，很多东西就跟着变了。
这件事在当时不算大，史书上只占几行字。
可它是中国选官制度的一道分水岭。
在这之前，一个人能不能做官，看两样东西：出身，和推荐你的人。
在这之后，多了一样东西：一张卷子。
上品无寒门
要明白这道分水岭有多深，得先看看前面那道墙有多高。
汉朝的选官，叫察举。地方长官每年往中央推荐人才，推荐的名目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
这套办法，本来是好的。可它有一个绕不过去的毛病：谁推荐，谁就有权。
推荐权在地方官手里，地方官要看地方大族的脸色。推来推去，推上去的都是几家的人。
到了魏晋，换了一套办法，叫九品中正制。
朝廷在州郡设「中正」官，负责给本地的人才打分，分九等，按等授官。
设计的初衷是好的：把评判权从地方官手里收回来，交给中央任命的专职官员。
可中正官是谁做的？
是本地的大族做的。
于是评分标准慢慢变了。才干、品行、乡里评价，一条一条往后退，最后只剩下一条：父祖做过什么官。
史书上有一句话，把这套制度说尽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一个人的一生，在他出生那天就定了。
你姓什么，比你读什么书重要。
门阀的日子怎么过，史书里写得很细。
他们修谱牒。谱牒上记着每一代的官爵、婚姻、坟地。两家结亲，先翻谱，看门第对不对得上。
他们不跟寒门通婚，不同席吃饭，不同车出行。
他们家的孩子，五岁启蒙，十几岁就有名声，二十几岁由中正官评为上品，三十岁做清贵的官。
寒门的孩子，读一样的书，考一样的试，可中正官那一栏，永远写着一个中下。
汉朝的时候，民间已经有一首歌，把察举的毛病唱出来了：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
推荐出来的秀才不识字，推荐出来的孝子把父亲赶出去单过。
话说得刻薄，可它说的是一件实事：推荐这件事，一旦握在人手里，就会变成人情。
大业元年的进士科
隋朝建立以后，情形变了。
南北朝打了三百年，打掉了一大批旧门阀。新朝廷手里有地、有兵、有钱，不再需要看那几家的脸色。
隋文帝做的第一步，是废掉九品中正制，把选官的权力收到中央。
第二步，是分科考试。
开皇十八年，他下了一道诏，让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按「志行修谨」和「清平干济」两科举人。
两个科目，两条标准。一个人可以因为品行好被举，也可以因为办事能力强被举。
这是分科取士的开头。
隋炀帝接手以后，又加了一科：进士。
大业三年，他还下过一道诏，列了十科，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名目多得很。
名目多，说明一件事：朝廷在试。
试哪一种办法能把人挑出来。
「进士」这两个字，意思是「进贡到朝廷的士人」。考中了，就有了做官的资格。
关于这一年，学界有不同说法。有说大业元年（605）的，有说大业二年（606）的，也有说进士科要到唐代才真正成形。
差异不大，方向是一致的：从隋朝开始，做官这件事，第一次和一张卷子挂上了钩。
这一步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把「谁可以考」这个问题，改成了「谁考得上」。
前者看家世，后者看文章。
当然，隋朝的科举还很粗。录取的人少，程序也不严，靠人情、靠名声、靠有人替你说话，仍然管用。
真正把这套制度做细的，是唐朝。
洛城殿上
唐朝开国第五年，武德五年，第一次开科取士。
《唐摭言》里记了这样一个场面：太宗有一次走到端门，看见新科进士一个接一个走出来，高兴地说了一句——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彀」是拉满的弓。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天下的能人，都进了我的射程。
这句话是不是原话，说不清。唐人笔记，多半带一点演义。但它说出了皇帝心里的算盘：这些人从前是门阀的宾客，现在是我的臣子。
唐朝的科目很多，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前后几十种。到后来，最重的是两科：明经和进士。
明经考背诵，考经义。进士考诗赋，考策论。
难易差得很远。
当时有句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三十岁考中明经，已经算老；五十岁考中进士，还算年轻。
进士一科，一年取二三十人，有时候更少。
可就是这二三十人，后来占了大半个宰相班子。
唐朝的科举，还有一个今天看来很奇怪的习惯：行卷。
考生到了京城，先把自己平时写的诗文抄成卷子，投给有权有势的官员，或者投给有名气的文人。投一次叫行卷，再投一次叫温卷。
收卷的人如果看中了，会在考前替你说话。
这叫公荐。
公荐和后门，只隔着一层纸。
所以唐朝的科举，是考试，也是人情。一个人能不能中，一半看卷子，一半看有没有人替你说话。
杜甫考了很多次，没中。李白根本没考，走的是荐举。韩愈中了，可他考了四次。
真正把科举又往前推了一步的，是武则天。
载初元年二月，她亲自在洛阳的洛城殿策问贡人。皇帝当面出题，考生当面作答，这一场，被后人看作殿试的开始。
十二年后的长安二年，她又开了武举，考马射、步射、平射、负重、材貌、言语。
一个读书人，一个武人，从此都有了一条不必看出身的路。
她为什么这么上心？
因为她需要人。
她要做皇帝，关陇的旧族不服，山东的门阀不服，朝堂上站着的多是别人的门生故吏。
科举取来的人，是她的门生。
所以她扩名额，加科目，亲自出题，亲自阅卷。
这些人后来做到宰相的不少。他们姓什么，出身哪里，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的官，是考出来的。
一张纸的重量
宋朝接手以后，把科举做得更严。
糊名：把卷子上的名字糊住。
誊录：派人把卷子重抄一遍，让考官认不出笔迹。
锁院：考官进贡院以后就不许出来，出了题也不许回家。
这三样一上，考试就真的成了考试。
还有一个变化，不在考场里，在考场外。
唐朝的新进士，放榜之后要赴曲江宴，要在慈恩寺塔下题名。一群人骑马游街，长安城的人围着看。
宋朝的读书人更多，中的人更多，可游街的排场小了。
因为这条路走的人多了，它就不再是奇观。
成了日常。
到了北宋，朝堂上站着的几乎都是考出来的人。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一个不落。
一个由读同一批书、答同一张卷子的人组成的朝廷，说话是通的。
它的毛病也是通的。
所有人擅长的，是同一件事。
一个社会里，如果最聪明的年轻人都在准备同一场考试，这个社会的样子就会跟着变。
读书的人多了，书就便宜了；书便宜了，读书的人更多。
这是一个转起来了的圈子。
宋朝还有一条变化，比这三样都实在：录取的人多了。
唐朝一科二三十人，宋朝一科动辄三四百人。读书人一旦中了，一辈子有俸禄，子孙还能沾光。
于是「读书」这件事，第一次成了一门可以养家的行当。
乡下的私塾多了，刻书的铺子多了，考不上的人也多。
明清两代，科举走到极盛，也走到极僵。八股文一定格式，题目只从四书五经里出，考生的见解不许出格。
考棚里的号舍，一人一间，宽三尺，深四尺，进去坐下就站不起来。一场考三天，吃睡都在里头。
有人考到头发白。
有人一辈子是个童生。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科举停废。
从隋大业元年算到这一年，整整一千三百年。
一千三百年里，这套制度送出了十万多名进士，几百万名举人和秀才。
十万个人，从同一道门里走出来。
门外面，是几千万个没走出来的人。
它不完美。它考不出一个人的全部，也考不出一个时代真正需要的东西。它后来僵化到可笑的地步，这一点不用替它遮掩。
可它做了一件在中国历史上极少有的事：把做官的资格，从「你父亲是谁」，改成了「你写得怎么样」。
在一个靠门第运转了几百年的社会里，这一改，是动了根本的。
它也走出去了。
朝鲜、越南、日本，都学过。
越南的科举，一直考到一九一九年，比中国还晚了十四年。
再往西，十六七世纪，来华的传教士把科举写进书里，寄回欧洲。伏尔泰读到了，说中国没有世袭贵族，只有考试。
十九世纪，英国开始整顿文官系统。一八五四年，诺斯科特和特里维廉提出报告，建议以公开考试选拔文官。一八七〇年，英国正式实行。
那一年，距离隋炀帝开进士科，一千二百六十五年。
英国人的考试，当然不是照搬。可报告里有一句话，说得很直白：这样一个办法，在中国已经实行了许多个世纪。
一张纸，一支笔，一个糊住名字的卷子。
它挡不住所有的关系，也挡不住所有的运气。
可它给了那个在乡下点着油灯读书的年轻人一个念头：明年，也许轮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