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63年，八月，二十七日，朝鲜半岛西海岸，锦江入海口。
江水撞上海水，搅成一片浑黄。
一百七十艘唐船横在江面上，船头朝海。船上的人已经等了十天。
百济的最后一封信
事情要从三年前说起。
660年，唐朝派大将苏定方，带十三万人渡海，与新罗的兵合击百济。百济的都城泗沘城几天就被攻破，国王义慈、太子扶余隆被押往长安。
百济本来不该亡得这么快。
它有一个盟友，在海的东边。
那时候的朝鲜半岛上是三个国家。北边是高句丽，最强，也最硬；西南是百济；东南是新罗。三国打了几百年，谁也没能吃掉谁。
唐朝的算盘是另一套。隋炀帝三次征高句丽，三次失败，第二次号称百万大军，回来的不到三千人。这件事唐朝人记得很清楚。所以唐太宗、唐高宗两代，换了打法：先剪两边，再取中间。
660年灭百济，是剪的一刀。
百济的遗臣不肯认。一个叫鬼室福信的将军，带着残兵退到周留城，据险死守。他派人渡海去日本，送上了一样东西——百济王室的一个王子。
这个王子叫扶余丰，已经在日本住了几十年，做的是人质。
鬼室福信的意思很明白：国还在，人还在，请把王子还给我们，借我们一点兵。
日本朝廷答应了。答应得很快。
那时候日本正在改革。646年开始的大化改新，学的是唐朝的律令和户籍，把土地收归国家，把豪族的人丁编成册子。改革要时间，也需要一个对外的理由。百济来求援，正好。
派出去的兵，是从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的豪族那里征的。船是征的渔船和运粮船，水手是渔民。这样的军队，打顺风仗可以，一旦受挫，就很难重新排好队。
那时的日本，刚刚开始学中国。它把唐朝看成老师，也看成威胁。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句丽是它旧日的盟友，新罗是唐朝的帮手。如果百济亡了，唐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海这边。
661年正月，齐明天皇和中大兄皇子亲自到了九州，准备渡海。
七月，齐明天皇死了，出征的事停了大半年。
662年，日本派出一百七十艘船，送扶余丰回国即王位。663年三月，又增兵两万七千。
一百七十对一千
唐朝这边，领水军的是刘仁轨。
唐廷对这仗的重视程度，其实有限。主力在西边，东边是偏师。战报送到长安，皇帝看完，赏了，也就过去了——这一战在《旧唐书》里只占几十个字，写在刘仁轨的列传中间，连一个单独的篇目都没有。
可它改变了三国的走向。
这个人不是武将。
他出身尉氏，读书出身，做过县尉。早年因为打死了一个横行的折冲都尉，被朝廷召去问罪。别人都以为他要被处死，他在殿上说话不慌。皇帝问他：你一个小小的县尉，怎么敢打死我的都尉？
他说：这个人残害百姓，我按律办他。
皇帝记住了他。
后来他做到给事中，又因为运粮的船翻了，被免官，从军效力——史书上叫「白衣随军自效」。白衣，就是没有官身，穿平民的衣服。
一个被免了职的文官，到了百济前线。
660年灭百济之后，唐军主力撤回，只留刘仁愿守熊津城。百济的残部把城围了，围了很久。刘仁轨来了以后，先解围，再反过来围周留城。
663年八月，唐军和新罗军分两路。
陆路：刘仁愿、孙仁师，加上新罗王金法敏，合围周留城。
水路：刘仁轨、杜爽，还有降唐的百济太子扶余隆，带一百七十艘船，堵在白江口。
唐军在半岛上的兵并不多。水陆加起来一万多人，战船一百七十艘。熊津城里还有一支守军，是刘仁愿带出来的，打过一年多的围城，人困马乏。
日本的兵，史书上说有四万二千，战船一千艘。这个数字出自日本方面的记载，可能把民夫、水手都算了进去。但不管怎么算，江面上人多船多的那一方，是日本。
八月十三日，周留城被围；十七日，陆路合围完成。
江口这边，还是没有动静。
八月是台风季。江口的南风一起，海面就碎。
唐军的船大，怕的不是风，是浅。锦江口一天两次潮，落潮时江心只有几尺水，楼船的龙骨会磕在沙上。所以他们把船停在江口外一点，等潮。
江口不宽。涨潮的时候，海水往江里灌，水面平得像一块板；退潮的时候，泥滩露出来，船就会搁浅。
谁选在什么时候打，谁就占了一半的便宜。
刘仁轨在等。
他知道日本的水军一定会来。他还知道，他们来的时候，船比他的多。
四战四捷
八月二十七日，日本的水军到了。
《三国史记》写：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的精骑在岸上守船。
一千艘。这个数字可能有夸大，但江面上确实是密密麻麻一片。
唐船一百七十艘。
船的样子完全不同。唐船是楼船、艨艟，船身高，甲板厚，人站在上面能往下射箭。船板用铁钉和桐油灰缝起来，一层不够就两层。
日本的船多是平底小船，快，轻，人多的时候挤在一条船上。这些船不是常备的战舰，是各豪族按户口征上来的，船工就是渔民。
一千条船，是很多条船的意思，也是一千种号令的意思。
那天他们没有打。
海上的规矩是看潮。潮水不对，楼船出不去，小船也回不来。两边都停着，隔水相望，一整天。
战前，唐军里也有人主张退。从熊津来的信说，军粮只够支几个月，日本的水军一到，陆路的围城就要分兵。
刘仁轨没退。他说了一句被记下来的话：现在正是秋天，粮食在田里，敌人还没合兵，我们先动手，可以破他。
这是《旧唐书》的写法。史书喜欢给名将配一句有气势的话，真假难分。但从后来的部署看，他确实没打算守。
有人说了一句话，被《日本书纪》记了下来：我等争先，彼应自退。
我们先冲，他们自然就退了。
于是没有列阵，没有分批，全军一拥而上，直冲唐军的中军。
唐军往后退了一点。退的时候，两翼的船没有跟着退，它们往两边摊开，把江口让出一条路。
这不是溃退，是开门。
退得很整齐，像被推着走。
日本船追进去，队形就散了——江口的水道窄，一千艘船挤在一起，桨碰桨，船头顶着船尾，转不了身。
这时候唐军的船从两边合上来。
《日本书纪》写：大唐便自左右夹船绕战，须臾之际，官军败绩。
火是从上风放的。
唐船高，火箭往下射，射中的是日本的帆和舱顶。江口的八月，风不小。火一起来，船与船挨得太近，一艘烧着，旁边的也烧着。
《旧唐书》写这一战，只有十几个字：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
这十几个字后面，是几万人。日本的船挤在江口，退不出去，前头烧着，后头还在往前挤。会水的跳下去，不会水的抱着桨。
那一夜，江口的水是热的。四战，一天里打了四场。
四百艘船烧掉了。海水被火光映成红色。
掉进水里的人，史书上只有一句：赴水溺死者众。
海水皆赤
扶余丰在岸上看着，没有上船。
战败之后，他带着几个随从往北跑，一直跑到高句丽。
他后来死在辽东。百济的王室，从这一天起成了唐朝的客人。
周留城听说水军败了，开城投降。
百济的复国，到这一天为止。鬼室福信在此之前已经死于内乱，被自己的同伙杀了。一个能打的将军，没有死在唐军手里，死在自己人刀下。
周留城是最后一座城。
唐朝在百济故地设了熊津都督府，扶余隆做了都督。一个亡国的太子，替唐朝管自己的旧土。
日本这边，天智天皇（就是当年的中大兄皇子）开始筑防线。
664年，他在九州的太宰府修了一座「水城」：一道土坝，长一千二百米，底宽八十米，高十几米，外面还有一条五米深的壕沟。这道坝不是为了打仗，是为了让唐军登陆之后走不快。
667年，他把都城从飞鸟迁到近江大津宫。迁都的理由，史书上写得很直接：怕唐军来。
唐军没有来。日本在九州设了「防人」。从东国征来的兵，轮流去海边守三年，家里免税，路上自己背粮。这些人后来在日本的和歌里留下了很多句子，大多是夜里的风和对家乡的想。
一个国家被一场败仗推着，把海防做成了制度。
那几年，唐朝在西边跟吐蕃打得厉害，咸亨元年（670）大非川一战，唐军十万几乎全军覆没。帝国的力气，用在了高原上。
刘仁轨后来回了朝。
他做到宰相，做过太子少傅，活到八十四岁。武则天当政的时候，他还上书议论政事，没有人敢轻慢他。
一个当年被免官、穿白衣去军前效力的人，最后的名字写进了《旧唐书》的列传。他这一生最出名的一战，是在一条江的入海口打的，打了不到两天。
水城与遣唐使
战后的日本，做了一件看起来相反的事：继续派遣唐使。
669年，第七次遣唐使出发，名义是「贺平高丽」——668年唐与新罗灭了高句丽，日本去道贺。
此后三十多年，两国没有正式来往。再往后，遣唐使一次接一次，规模越来越大。每一次几百人，四条船，带回去的是律令、佛经、历法、建筑的样子，还有一整套官僚怎么当差的办法。
日本史书把这一次败仗记得很清楚，却把学唐朝这件事做得更彻底。
白江口这一战，日本记住了。
《日本书纪》写它，写得很细，细到把战前会议上那句「我等争先」也记了下来。写史的人大概明白，那句话才是败因。
唐朝这边，记住的却是另一件事：这一战之后，东亚的海上安静了几百年。
朝鲜半岛上，新罗统一了大半；日本退回了海岛，专心整顿内政，编户籍，定律令，学制度；唐朝的西边，吐蕃正在崛起，帝国的注意力转向了内陆。
一场在江口打了一天的仗，把三国的方向都改了。
那片江口，现在是韩国的锦江入海口。潮水一天两次，退下去的时候，露出很宽的泥滩。
泥滩上什么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