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年，六月，大同。
城外的官仓前排着车队。
车上是粮，用麻布盖着，车轮陷在土里，压出两道深沟。赶车的人蹲在墙根下喝水，等仓吏一斗一斗量。
量完了，仓吏不给钱。
他给一张纸。
纸上写着盐引的字样，盖着印，注明了数量、盐场和可以卖盐的地界。商人把这张纸收进怀里，赶着空车往回走。他这趟买卖，从现在起才真正开始——他要拿这张纸，去两千里外的淮盐场，换出两百斤盐，再运到指定的地方卖掉。
一张纸，从大同到扬州，再从扬州到江西、到湖广。
明朝的边饷，就这样转起来了。
这件事的分量，要看地图。
从辽东到甘肃，明朝沿着长城设了九个军镇，叫九边。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驻军号称八十多万，马三十多万匹。
八十万人，一天吃多少粮？
没人算得清。
朝廷算过，算的结果是：不能自己运。
边地不产粮。高粱、糜子、粟，种得出来，但不够。要从中原运。
从河南运到宣府，一石粮的运费，常常超过粮价本身。
这就是那道奏议的来路。不是有人想出了什么高明的经济学，是有人被运费逼到了墙角。
大同仓的一石米
这道办法，是山西行省的一个官提出来的。
他算了一笔很实在的账：大同的军粮，历年从山东陵县运过来，先陆运到太和岭，再往北。路远，脚价贵，路上还要吃、要损耗。史书上有一句话，说这种运法「率数石而致一石」——运几石，到地方只剩一石。
他的建议是：别运了。让商人把粮直接送进大同仓和太原仓，大同仓纳米一石，太原仓纳米一石三斗，给一张淮盐的小引。商人卖完盐，把原来的引目交回当地官府核销。
朱元璋批了。
那是洪武三年，1370年。这道奏议只有几十个字，后来的史书给它起了个名字：开中。
「开」是开列，「中」是符合——把边关需要的粮，开列出来；商人送来，符合了，就给他盐。
《明史·食货志》里有一句评价，说得很重：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引是什么东西
要明白这笔买卖，得先明白盐在明朝是什么。
盐不是商品，是专卖品。一个人可以种粮、织布、打铁、卖菜，但不能随便煮盐、贩盐。盐场归国家，产量归国家，销路归国家。国家把盐分成一份一份，每一份叫一引。
一引两百斤，叫小引；四百斤，叫大引。引有引目，就是凭证；有引地，就是规定你能在哪几个府县卖。
这张纸不是随便写的。上面有编号，有盐场名，有支盐的期限，有可以销售的疆界。出了界，就是私盐。
私盐是重罪。
抓住就是充军，重的砍头。
可还是有人贩。因为差价太大。
盐从哪来？两淮、两浙、长芦、河东，几个大盐场。煮盐的人叫灶户，世代当差，盐全部上缴，不许私卖。
灶户的日子很苦。盐场在海边，风大，地咸，煮一锅盐要烧掉几十斤柴。
一整套制度，从灶户到盐场，从盐场到引，从引到商人，从商人到百姓的锅。
中间每一段，都有人吃饭。
这套东西的意义在于：盐是人人每天都要吃的东西，需求不会少，价格不会跌。谁拿到引，谁就拿到了一块稳定的利。
所以开中法的实质，不是朝廷出钱买粮，是朝廷用盐的专卖权，换取商人的运粮服务。
朝廷省了运费、民夫、损耗和路上的官差。商人赚了盐利。边军有了粮。
账面上，三方都不亏。
商人在边关种地
一开始，商人是真的在运粮。
从山东、河南、山西南部买粮，装车，北上，过雁门关，到大同。路上有匪，有天旱，有雨雪。粮价一涨，这趟就白跑。
跑几年之后，有人想明白了：为什么要在内地买粮？
边关外面有的是荒地。蒙古人退走了，地空着，没人种。
于是商人开始雇人。
他们出牛、出种子、出农具，招募流民，在边镇附近开荒。秋天收下来的粮食，直接送进边仓，换引。
这叫商屯。
商屯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运费没有了，损耗没有了，粮价自己说了算。史书上写，边地一时间「屯堡相望，禾黍遍野」，一派太平景象。
永乐年间，纳粟二斗五升就能换一引。这个价比洪武年低得多，因为朝廷要鼓励人往最苦的地方去。
开中的东西也不只是粮。
要马，就纳马中盐，上等马一匹换一百引；要铁、要布、要草料，都可以折。荒年要赈济，也让商人纳粮换引。有一段时间，连官员的俸禄、军队的饷银，都用盐引折发。
盐引在这个国家里，慢慢变成了一种准货币。
于是一件事悄悄发生了：商人变成了地主，地主变成了边地的实际开发者。他们修渠、筑堡、招人、管账，一整套活都干了。
利润有多少？
明朝人胡松算过一笔账。他说，一引盐，商人净得银六钱；一千引，六百两；一万引，六千两。
六钱是什么概念？明中期一个七品知县，一年的俸禄是四十五两。
一万引，等于一个县令一百三十多年的工资。
这样的生意，当然人人抢。山西、陕西的商人离边镇最近，最先做大。晋南的蒲州、解州一带，靠着运城的盐池和大同、太原两个军仓，几十年里攒下了惊人的家底。
有钱了，就供孩子读书。孩子中了进士，做了官，家里的盐引就更稳。
盐引、科举、官场，这三样在明代中期的北方，常常是一家人三代里的事。
这套办法有个天生的毛病：盐引是可以印的。
边关要粮，就发引。今年多要十万石粮，就多发几万引。发得多了，盐场产不出那么多盐，商人就得等。
这叫守支。拿着引，到盐场，排不上号，明年再来。有的商人等了十几年，等到引上的字号都模糊了。
与此同时，有权的人开始插一手。太监、勋贵、皇亲，派人到盐场「占窝」，把好的场份占住，转手卖给别人。正经商人拿着引，支不到盐。
引越来越不值钱。
朝廷也发现，边关的粮还是不够。因为商人算过账之后，发现运粮换引不划算了。
还有一层：银子多起来了。
正统年以后，白银渐渐成了主要的支付手段。田赋折银，徭役折银，商税折银。既然什么都能用银子算，盐引为什么还要用粮食换？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
也是很危险的想法。因为粮食和银子，在边关不是一回事。
弘治五年那一刀
1492年，弘治五年，户部尚书叶淇上了一道奏。
他建议改法：不再要商人运粮到边关，改为直接向盐运司纳银。每引纳银三四钱，银子集中解到太仓，再由朝廷拨给边镇买粮。
理由说得很正当：太仓缺银，边镇缺粮，折银可以两便。
皇帝准了。
效果立竿见影。《明史》写，太仓的银子很快累到一百多万两。
然后，另一半后果来了。
《明史·食货志》里有十六个字：赴边开中之法废，商屯撤业，菽粟翔贵，边储日虚。
商屯撤业。
四个字，说的是几千个屯庄同时停摆。
牛牵走了，犁卖了，渠没人修，第二年就淤了。招来的流民又成了流民，往南走，往城里走。
地荒一年，要三年才能养回来。
边关的粮价，一夜之间变了。
商人不用再去边关了。边地的屯庄，牛卖了，农具卖了，雇来的人散了，地又荒了。边镇的粮价一年之内翻着涨，有的地方一石米卖到五两银。
朝廷拿着太仓的银子，到边关去买粮。可是边关没有粮，因为没人种了。
这笔账，当时没人算。或者说，算了也没人在意——太仓的银子是看得见的，边关的荒地是看不见的。
叶淇为什么这么改，史书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为人着想，替商人省了长途转运之苦；一种说他与两淮的盐商有旧，改制对盐商有利。两种说法都见于记载，真假难辨。
能确定的是结果：盐商从此不必去边关，只要去扬州。
还有一件能确定的事：这一次改制，是在一个很安稳的年头做的。
弘治年间，北边没有大仗。蒙古各部散着，边关没出事。所以粮价涨了，边储虚了，一时也看不出大乱子。
制度的账，往往要等十几年才到期。
扬州的十年
这一改，改变了中国商人的地理。
盐运司在哪，钱就在哪。
扬州的盐运司，管着两淮。两淮的盐，占了全国盐课的一大半。谁能在扬州拿到引，谁就拿到了这个国家最稳的一笔生意。
盐运司在两淮的扬州、两浙的杭州。纳银换引，人就得住在盐运司旁边。山西的商人开始往南搬，安徽的商人本来就在新安江边上，坐几天船就到扬州。
几十年后，扬州最富的盐商里，徽州人的比例越来越高。有记载说，嘉靖到乾隆年间，移居扬州的八十名大盐商中，徽商占了六十名。
晋商没有消失。他们转去做边贸，做马市，做茶叶，最后做出了票号。但那是另外一条路。
而边关的粮食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朝廷拿着银子去买粮，粮价就越买越高。商人知道边关缺粮，不抬价是傻子。
于是形成了一个循环：银子从太仓到边关，从边关到商人，从商人到江南。边关只剩下荒地和更高的粮价。此后的明朝，北边的事一年比一年难办。土木堡在1449年，离这次改制还有四十三年；庚戌之变在1550年，是改制之后五十八年；到崇祯年间，边饷成了压垮王朝的那根梁。
一根梁不会一天断。它是从某一年开始，慢慢朽的。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朝廷又改了一次盐法。
这一次叫纲运。把持有旧引的商人编成十个纲册，入册的人可以世世代代经营指定的引地。没入册的，引就作废。
从这一年起，盐商变成了世袭的专卖商。盐业不再是「运粮换引」的生意，而是一份可以传给儿孙的产业。
清朝接手了这套办法，叫引岸制。一直用到道光年间，才被票盐法冲开一个口子。
两百多年里，扬州盐商的园子一座比一座大。
一张纸，从洪武三年的军仓门口，走到万历四十五年的纲册上。
它最初的分量，是两百斤盐，和一段从大同到扬州的运粮路。
后来它的分量，是一个家族的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