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 82 年，春天。长安，未央宫北阙。
一辆黄牛拉的车停在阙下，车上插着黄色的旗。下来的人穿着黄色的直裾，戴着黄色的帽子。他站定，抬头看了看那道门，然后对守门的公车司马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是卫太子。
要听懂这四个字，得先回到九年以前。
卫太子叫刘据，汉武帝的长子，七岁立为太子，做了三十一年储君。他的母亲是卫子夫，舅舅是卫青，表哥是霍去病——汉武帝一朝最能打的那批人，都在这条线上。
公元前 91 年，长安城里出了一件大事，后世叫“巫蛊之祸”。武帝晚年多病，酷吏江充奉命查巫蛊——就是在宫里挖木偶、找诅咒皇帝的人。查到太子宫，挖出了桐木人。刘据知道说不清了，索性起兵，杀了江充，与丞相刘屈氂的军队在长安城里打了五天。
五天之后，太子兵败，逃出城，最后在湖县一个民户家里自尽。他的母亲卫皇后自杀，他的儿子、媳妇、门客、属吏，死了几万人。
一年后，汉武帝明白过来，修了思子宫、归来望思之台，又在湖县建了一座台，遥遥望着儿子死的地方。但人回不来了。
公元前 87 年，武帝驾崩。即位的不是成年人，是他八岁的小儿子刘弗陵，也就是汉昭帝。辅政的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一个八岁的皇帝，一个刚刚经历过继承危机、杀了几万人的朝廷——这就是公元前 82 年春天，长安城的背景。
而“卫太子”这三个字，在这个背景里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道还没结痂的伤口。
从卫太子死的那一年起，长安城里就一直有传言，说太子没死。这类传言在任何一个朝代都不稀奇，稀奇的是它在这个时间点上格外有市场：新皇帝年幼，辅政大臣的位子还没坐稳，太子的旧部、旧恩、旧关系散在各地。一个真的卫太子如果出现，整个朝廷的合法性都要重新算一遍。
于是，公元前 82 年春天，这个人来了。
《汉书·隽不疑传》把当时的场面写得很清楚：“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几万人，围着未央宫北门。
北阙不是随便一道门。汉代吏民上书言事，多数从这里递进去；它对长安人来说，是一个“事情可以在这里被听见”的地方。选在这里自称太子，不是随口一说，是算过的。
守门的是“公车司马”，属卫尉，管宫门传达和征召士人。所以要理解这个案子的开头，只需要知道一件事：那句“我是卫太子”，不是喊给街上的人听的，是递交上去的。公车把这个消息写成了文书，一路上呈，于是才有了后面的“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
朝廷的反应也很快。皇帝下诏，让公卿、将军、中二千石一起去看——“杂识视”，就是大家一块儿认。右将军带兵列在阙下，以防非常。
然后是《汉书》里那句最要紧的话：“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
丞相来了，御史大夫来了，俸禄中二千石的大员都来了，没有一个人说话。
不是认不出来，是不敢说。说“是”，等于承认当今皇帝的位置有问题；说“不是”，万一日后翻案，就是欺君。这道题在汉代的官场上不叫判断题，叫站队题。几百个朝廷里最会说话的人，站在阙下，一起沉默了。
京兆尹隽不疑到得晚。
京兆尹是长安的市长，管京城治安、刑狱、市场、户籍，秩二千石。隽不疑是渤海人，治《春秋》，做郡文学出身，为人“进退必以礼”。他此前做过青州刺史，因为发觉齐孝王孙刘泽谋反、收捕伏罪，被提拔为京兆尹，赐钱百万。
他到了阙下，看了一眼，然后做了一件事：“叱从吏收缚。”喝令随从的吏卒把人捆了。
旁边有人劝他：真假还不知道，先别动。
隽不疑回了一句，这句话在后来两千年里被反复引用：
“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
翻译成人话：你们何必怕什么卫太子。春秋时候，卫国的太子蒯聩得罪了父亲卫灵公，出逃在外；灵公死了，国人立蒯聩的儿子辄为国君；晋国把蒯聩送回来，辄关起门不接。孔子作的《春秋》认为辄做得对。卫太子得罪的是先帝（武帝），逃亡之后没有立刻去死，现在自己跑来投案——他是一个罪人。
这段话的高明之处，在于它绕开了“真假”。
它不问这个人是不是太子，它说：就算他是，他也是个有罪的人。这样一来，难题从“血统鉴定”变成了“法律适用”，从一个谁都不敢碰的政治问题，变成了一个可以按经义判决的司法问题。
人当场被送进诏狱。
《汉书》接着写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
皇帝和霍光听说了，称赞他，说：公卿大臣就该用经术，明白大义。
“由是名声重于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霍光甚至想把女儿嫁给他，隽不疑坚决推辞，不肯接受。
这里要解释一个今天的人容易看漏的东西：经术。
汉代的司法有一种做法，叫“春秋决狱”——遇到法律条文没写清楚、或者写了但照字面判会明显不合情理的案子，就引用《春秋》里的记载和褒贬来定夺。董仲舒是这个路数的开创者，他留下的案例集里，判断的标准常常不是“犯了哪一条”，而是“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这么做合不合经义”。
这套办法有它的毛病：经义可以解释，解释可以偏向。但它也有它的用处：在一个条文不够用的时代，它给了一个让所有人暂时都能接受的答案。
隽不疑用的就是这套。他引的不是律条，是一段两百多年前的历史。
人抓进去了，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技术活。
廷尉审。廷尉是汉代的最高司法官，管全国刑狱。这个案子最后落到他手里，程序上是对的：京兆尹只能抓人、初审，定罪量刑要走廷尉。
《汉书》写得极简：“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查来查去，查出了底细。
这个人本姓成，名方遂，夏阳人，住在湖县，以卜筮为业——就是给人算命、看卦。这个行当让他见过很多人，也听过很多话。
破口在一个“故太子舍人”身上。太子的舍人是太子宫里的属官。这位旧属官曾经找方遂算过卦，算完说了一句：你长得太像卫太子了。
《汉书》用了四个字写方遂的反应：“心利其言。”他心里觉得这话有用。
一个人靠算命吃饭，忽然有人告诉他，你这张脸值一个天下。他没忍住。
于是有了黄牛车、黄旗、黄衣、黄帽，有了北阙下那一句“我是卫太子”。
廷尉最后是怎么办到的？《汉书》只留下六个字：“逮召乡里知识者。”把方遂老家认识他的人抓来认。名单里留下了一个名字：张宗禄。
认人的结果，史书没有细写。但结论写得明白：“方遂坐诬罔不道，要斩东市。”——诬罔不道，腰斩于东市。
“诬罔”在汉代是重罪，字面意思是欺骗、蒙蔽，往上一格就是“不道”——违背天道人伦，属于大逆一类的罪名。腰斩是死刑里最重的一档，比斩首更重，因为按古人的说法，人死之后身体要完整。这个量刑不是为了一条人命，是为了那道门。
《汉书》在这里加了一句注：“一云姓张名延年。”也就是说，连班固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人的姓名就已经有两种说法了。
这个案子里，最值得琢磨的是三个人。
第一个是那个“故太子舍人”。他大概只是随口一说。一句闲话，被听的人当成了命运。这是所有骗局的起点：不是骗子先有野心，是有人先替他把野心说出口。
第二个是方遂。他不是权臣，不是宗室，就是一个算命的。《汉书》说他“居湖”，湖县正是卫太子当年自尽的地方。他在那个县里给人算了几十年卦，听了几十年关于太子的故事，最后把自己算进了那个故事里。
第三个是隽不疑。他其实也不知道这人是假的。他抓人的时候，真假未定；他引《春秋》的时候，用的也是“就算是真的”这个前提。他赢的不是眼力，是程序意识——先把案子变成案子，让该审的人去审。
如果那天他像其他人一样沉默，或者更糟，跪下叫了一声“太子”，汉昭帝的朝廷当天就会陷进去。如果那个人是个真的卫太子——历史没有如果，但汉代的官场必须为“如果是真的”准备好一套说法。隽不疑提供的就是这套说法。
隽不疑后来没有做更大的官。他“以病免，终于家”——因病免职，死在家里。《汉书》说“京师纪之”，长安人记着他。
给他写下最高评价的人，是后来也做了京兆尹的赵广汉。赵广汉说：“我禁奸止邪，行于吏民，至于朝廷事，不及不疑远甚。”——我抓贼禁奸，在官吏百姓身上还做得下去；但论到朝廷大事，我比隽不疑差得远。
赵广汉的结局是腰斩。隽不疑的结局是病死在家里。两个京兆尹，一个靠钩距和缿筒把长安的盗贼清了个干净，最后死在刑场上；一个只做了一件“该做的事”，然后退场。
公元前 82 年那个春天，未央宫北阙下站着几万人。他们挤在那里，是想看一眼太子长什么样。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算命的。
而替所有人做决定的，是一本两百多年前的书里，一个儿子把父亲关在城门外的故事。
（本文出自《汉书》卷七十一《隽疏于薛平彭传》所附《隽不疑传》，参《汉书·昭帝纪》《资治通鉴》卷二十三。巫蛊之祸、卫太子之死见《汉书·武五子传》。原文引文均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案中“卫太子”即戾太子刘据，前 128 年立为太子，前 91 年兵败自尽；始元五年为公元前 82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