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长安。京兆尹府的门外挂着一只陶筒。
筒口不大，塞得进一卷木牍，塞不进一个人。谁家被谁欺负了，谁看见谁半夜翻墙，写下来，投进去。第二天早上有人来收。
设这只筒的人叫赵广汉。长安城里的人叫他赵京兆。
《汉书》说，他在的时候，“长老传以为自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意思是：汉朝开国以来管长安的官，没有一个比得上他。
这个人最后是被腰斩的。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从郡吏、州从事做起，做过平准令、阳翟令，后来做京辅都尉，代理京兆尹。
《汉书》给他八个字的评语：“强力，天性精察。”力气大，天生看得细。又说他“以廉洁通敏下士见称”——清廉、通达、办事快，对下面的人客气。
他一生最有名的，是两件东西：一件是那只筒，一件叫“钩距”。
这两件东西，一件管人，一件管话。
一、颍川：先把大姓拆开
赵广汉第一次出名，是在颍川。
颍川是大郡，出过很多官，也出过很多横行的家族。郡里最大的两家姓原、姓褚，宗族大，宾客多，子弟和门客在外面做盗贼，前几任太守都不敢动。为什么不敢动？因为动一家，得罪的是一整个郡的豪强；查一案，牵出来的是几十号人、几百亩地、几门亲戚。
赵广汉到任一个多月，把原氏、褚氏的首恶杀了。郡中震栗。
这里得说清楚“不敢动”是什么意思。汉代的郡守秩二千石，一郡的兵、刑、钱、粮都在手里，权力不小；可郡里的豪强大族也不是普通人。他们有功名、有田产、有门客，族里有人在郡里做掾吏，有人在京城做郎官，婚嫁都连着别的郡。太守要动他，先要过三关：本郡的属吏肯不肯办，上面的刺史会不会说话，京城的靠山会不会递条子。
前任太守不是没本事，是算过账：动一个豪强，可能换来三年的麻烦。任期只有几年，谁愿意拿自己的仕途去换一郡的长治久安。
赵广汉算的是另一笔账：不动，这个郡就永远是他们的。
他动的方式也很讲究——只杀首恶。不是把原氏、褚氏满门抓起来，是挑出带头的几个，公开处死。这一手在心理上比杀一百个人都狠：底下的人知道，官府认得清谁说了算。
接下来的一步，才是他真正的办法。
《汉书》说，他“患其俗多朋党，乃构会吏民，使相告讦”。他嫌这个地方的人结党，就设法让官吏和百姓互相告发。又“教吏民相告，设缿筒，受吏民投书”——教大家互相告，设一只筒，收大家的投书。
缿筒就是举报箱。有说是陶的，有说是竹的，口小肚子大，投进去拿不出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明确记载的举报箱之一。
效果，《汉书》写得很直白：“其后强宗大族家家结为仇雠，奸党散落，郡中盗贼不敢发。”
强宗大族互相成了仇人，奸党散了，盗贼不敢动。
这句话有两面。一面是治安好了；另一面是，一个郡的人从此互相提防。伯父告侄子，佃户告东家，邻居告邻居。赵广汉要的就是这个：让所有结在一起的势力先散开，散开了才好一个个查。
二、钩距：不问你想要的那个数
第二件东西叫“钩距”。
《汉书》专门解释过，解释得非常清楚，像一本教材：
“钩距者，设欲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
想打听一匹马的价钱，先去问狗的价，再问羊，再问牛，最后才问到马。把几个价钱放在一起对照，按类别推算，马的贵贱就出来了，不会失真。
这不是什么神秘技术，是一套问话的顺序。为什么不直接问马？因为直接问，对方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就会给你一个他想让你知道的数。绕一圈问，问的都是不重要的事，答的人放松，前后对不上，真话就漏出来了。
赵广汉把这个方法用到极处。他不光问价钱，还问人：问一个人的邻居，问他的差事，问他跟谁吃过饭，问谁替他办过事。问的时候不显山不露水，问完了，一个网就在他心里成形了。
举个能看明白的例子。假设城里出了盗案，抓到三个可疑的人，都不认。直接问“你昨夜在哪”，三个人都会给一个准备好的答案。赵广汉不这么问。他问第一个人：你家隔壁住的是谁，他做什么营生？问第二个人：你昨天在哪个市买的东西，几时去的？问第三个人：你认识某某吗，他欠不欠人钱？
三个问题都跟案子无关。可三个人的答案会在某个点上碰头：谁说自己整夜在家，邻居却说听见他半夜开门；谁说自己没去过西市，卖饼的却记得他。碰头的地方，就是破口。
《汉书》说他“尤善为钩距，以得事情”——最擅长用钩距，把事情的真实情况弄到手。
三、长安：他记得每一个人
做京兆尹以后，赵广汉管的是首都。
长安是最难管的地方。皇亲、列侯、外戚、豪商、游侠、游手，全挤在几十里见方的城里；一件小案子背后可能站着一位侯爷；一个该抓的人，可能第二天就进了某位贵人的门。
更难的是这个位子本身。京兆尹管的是京畿三辅之一，上面直接对着朝廷，左边是丞相，右边是御史，哪一头都得罪不起；任期又短，史书里京兆尹换得很勤，做满几年就算长久。一个人到任，刚要摸清城里的人事，调令就下来了。
所以在汉代，“治京兆”是一道公认的难题。前面几任不是没有能人，是没人在这个位子上待够时间。
赵广汉的办法有三条。
第一条是记得住人。他手下的吏员，谁办过什么案、谁有什么功劳、谁家里有几口人，他都记着；该赏的赏，该用的用。所以手下人愿意替他卖命。
第二条是把话说清楚。他要办谁，往往先给对方透个信：我知道你在干什么，我给你一条路。对方认了，事情就小；不认，就按律办。长安城里的人渐渐知道，这个人不是吓唬人，他说得出就做得到。
第三条是快。京兆尹管的事杂，赵广汉处理得快，当天的事当天办完，不留隔夜的账。
《汉书》说，那时候“京兆政清，吏民称之不容口”。京兆的政事清明，官吏百姓夸他，夸得嘴都停不下来。
四、筒子的另一面
但一个靠“让人互相告”起家的官，身上有一处治不好的病：他习惯了自己判断。
赵广汉的判断力确实好，好到他自己也信。问题在于，判断力再好的一个人，也会有算错的时候；而他手里握着的，是京兆尹的兵、京兆尹的狱、京兆尹的刀。
《汉书》记他后来“坐贼杀不辜，鞫狱故不以实，擅斥除骑士乏军兴”数罪。
翻成白话：枉杀无罪的人；审案不按实情，出入人罪；擅自遣散骑士，耽误了军兴。三条，哪一条都不轻。
史书把这几件事和他的处境连在一起：他做京兆尹做得太久，管得太宽，和丞相魏相结了怨。相府里一名婢女死了，赵广汉拿这件事做文章，上书告丞相夫人。事情闹到皇帝面前，风向就变了。
一个专门查别人的人，一旦被查，他过去所有的办法都会回头找他：他让人互相告，现在别人也告他；他用钩距套话，现在别人也用话套他。
宣帝批准了奏请。赵广汉被处腰斩。
五、数万人守在宫门外
《汉书》记下了他死前的一幕：
“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或言臣生无益县官，愿代赵京兆死，使得牧养小民。广汉竟坐要斩。”
几万名官吏和百姓守在宫门外哭，有人说：我活着对国家没什么用，愿意替赵京兆去死，让他留下来治理百姓。
他终究还是被腰斩了。
这一幕在中国史书里很少见。一个京兆尹死了，几万人来送，说明他在长安确实做了事。可也正是这几万人，让后来的人看清了另一件事：一个能让人怕、也能让人爱的官，靠的是他一个人的脑子；他的脑子一停，这套秩序就没了。
缿筒还在门口。钩距还在案上。人不在了。
六、两件东西留了下来
赵广汉死后，缿筒和钩距都留了下来。
先说一句他和“酷吏”的区别。汉武帝以来，《史记》《汉书》都立了《酷吏传》，写的是那些靠严刑峻法立威的官。赵广汉不在酷吏传里，他在循吏与能吏之间：他也杀人，也立威，但他办案靠的是脑子，不是刑具。他治颍川，先杀首恶，再拆朋党；治京兆，先把话说清楚，再动手。这套东西比鞭子有效，也比鞭子危险——因为它靠的是一个人判断得准。
缿筒变成了后世的各种“告示”“申冤鼓”“举报箱”。任何一个想把治理做细的朝代，都会重新发明它一次。它的好处是让底层的声音能上去；它的坏处是让邻居之间互相看着。用得好是渠道，用不好是罗网。
钩距变成了一门手艺。审讯、侦查、谈判、问价、打听消息，凡是要从别人嘴里掏真话的场合，都能看见它的影子：不直接问，绕一圈，交叉验证。今天的侦查员管这叫“交叉印证”，做生意的叫“货比三家”，其实是一个道理。
赵广汉自己的结局，则留给后来做官的人一句提醒：一个靠判断力吃饭的人，最危险的时候，是他开始相信自己的判断不会错。
《汉书》没有给他写评语式的总结，只写了两个画面：一个是几万人跪在宫门外哭；一个是他的尸体被抬走。
长安的市还在，筒还挂在门口。
附记：本篇据《汉书》卷七十六《赵广汉传》。原文记其治颍川、设缿筒、善钩距、治京兆及获罪腰斩，均甚简；本篇对场面、对话与人物心理的描写，是按《汉书》所记制度与情境还原，不增添与记载冲突的情节。“缿筒”形制、置筒位置与投书流程，取通行注释与汉代简牍研究的一般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