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宣帝年间，长安东市。
一个商人低头，发现腰间的钱袋没了。他抬头四看，周围都是人，都在走路，都在讨价还价，没有一个人像是在跑。
他连喊都喊不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该喊谁。
那时候的长安，是天下最大的城。九市开店，四方商旅，街上的人从早到晚不断。人多，钱多，手也多。
偷盗成了长安最头疼的一件事。不是偶尔有人被偷，是做买卖的人天天被偷。史书用了六个字："百贾苦之。"
朝廷换过好几任京兆尹。京兆尹是首都地区的最高长官，地位不低，但这个位置不好坐。前面一任赵广汉，能吏，最后被诛；接着调来颍川太守黄霸，黄霸在颍川治行天下第一，到长安几个月，不称职，罢回原任。
就在这个时候，张敞来了。
一、这个位置为什么难坐
先说清楚难在哪里，后面的手段才看得懂。
京兆尹管的是京城。京城里住着列侯、外戚、公卿、郡国来的官员，还有大批依附他们的门客、家人、商贾。抓小偷这件事，看着是治安，实际上是得罪人——你抓到的那个"小偷"，背后可能站着一位你惹不起的人。
所以历任京兆尹的结局都不太好。《汉书》写得很直白：从郡国调来的二千石官员，能干的不过两三年，短的几个月、一年，就"毁伤失名，以罪过罢"。能在这个位置上坐久的，只有赵广汉和张敞两个人。
张敞上任之后，没有先抓人。
他先去找人聊天。
二、他去见了几个"长者"
《汉书》里这一段写得极妙。
张敞"求问长安父老"，问出了几个名字：长安城里偷盗的头目，有那么几个人。
接着是一句让人意想不到的描述：这几个人"居皆温厚，出从童骑，闾里以为长者"。
住得好，穿得体面，出门有童仆跟着骑马，街坊邻居都认为他们是厚道人。
换句话说，长安城最大的几个贼，不是躲在墙根底下的破衣人。他们是有房子、有面子、有口碑的人。他们甚至可能给邻里办过事、说过情、借过钱。
这是这桩案子最要紧的一层。偷盗之所以治不住，不是因为官差抓不到人，是因为官差脑子里那个"贼"的样子是错的。你在街上盯着鬼鬼祟祟的人，永远抓不到真正的头。
张敞看懂了这一点。他没有派兵去搜，而是把这几个"长者"请到了官府。
三、一场交易
见面之后，张敞做的事是"责问"——先骂。
骂完，他没有办他们，而是"贳其罪"：免了他们的罪。然后"把其宿负"：把他们过去的事捏在手里，作为把柄。"令致诸偷以自赎"：让他们把手下的小偷交出来，用这个赎自己的罪。
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交易：我不抓你，你帮我抓别人。
那几个偷长答应了，但提了一个条件。
他们说：今天您一下子把我们叫到官府来，城里的小偷恐怕会惊动。请给我们一个名义，让我们有个说法。
张敞答应了。"皆以为吏"——把这几个人都任命为小吏，然后放他们回去休假。
几个贼，一夜之间有了官身。
四、一坛酒
接下来的事，是这桩案子里最像戏的一段。
偷长们回去之后，摆酒。理由很正当：自己当了吏，同伙都来贺。
小偷们全来了。喝酒，划拳，说笑。喝到醉。
散场的时候，那几个偷长做了一件事：用赭——一种红土——在小偷的衣裾上各抹了一道。
衣裾是衣服的下摆。那个位置，自己看不见。
人陆续从里巷走出去。巷口坐着官府的吏，一个个看过去，衣裾上有红色的，按倒，捆上。
一天，抓了几百人。
"穷治所犯，或一人百余发"——一个个审他们犯过的事，有的人身上背着上百起。全部依法惩处。
从那以后，长安城的街上再没有偷盗。史书说"枹鼓稀鸣"——报警的鼓声都少了。天子嘉奖了他。
五、这一手到底赢在哪里
把过程拆开看，张敞赢在三个地方。
第一，他找对了人。他抓的不是偷东西的手，是组织偷东西的人。手抓不完，人有几个。
第二，他给了对方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偷长们帮他，不是怕他，是算过账：不帮，罪照办；帮了，罪免了，还当上吏。这笔账谁都算得清。
第三，他把辨认这件事变成了不需要辨认。第二天抓人的时候，官差不需要认脸，不需要对质，不需要担心抓错——只看衣裾。红土是偷长抹的，抹的时候小偷们正在喝酒，正在高兴，正在以为自己安全。
这就是"局"。它不增加证据，它制造一个场面，让所有人在这个场面里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然后这个选择反过来把他们套住。
六、这一手的代价
这套办法有一个问题，史书没有展开，但很容易想到。
你把几个贼任命成了吏。
他们有了官身，就有了查人的权力、进出门的权力、和官差说话的身份。他们本来就是这一行的头，现在又多了一层保护。往后他们是继续抓贼，还是借这个身份做更大的事？
《汉书》没有写他们的结局。这一段到这里就断了。
而张敞本人的故事，也没有停在"捕盗成功"这四个字上。
七、另一个张敞
张敞这个人，身上有两件很有名的事。
第一件是画眉。
他给妻子画眉，画得很好。长安城里传开一句话："张京兆眉怃"——张京兆画的眉，好看。有司拿这件事上奏，说他不庄重。皇帝问他，他答："臣闻闺房之内，夫妇之私，有过于画眉者。"
我听说闺房之内、夫妻之间，比画眉更亲密的事还有的是。
皇帝爱惜他的才能，没有深责。但《汉书》紧接着写了一句："然终不得大位。"——终究没有做到高位。
这条弹劾本身值得看一眼。一个御史因为长官给妻子画眉而上奏。汉代的官场看重“威仪”，一个被人知道在家里做这种事的官员，被认为有损官体。张敞的回答把这件事翻了回去：夫妻之间的事，本来就轮不到外人管；闺房之内，比画眉更亲密的事还有的是。这大概是中国官场文字里最早的一次“隐私”辩护，代价是他一生没能做到高位。
第二件是"五日京兆"。
张敞做京兆尹九年，因为和光禄勋杨恽交好，杨恽后来以大逆罪被诛，公卿上奏说杨恽的党友不宜在位，别人都被免了，只有张敞的奏章被压着没下。
就在这个当口，他派属下的贼捕掾絮舜去办一件案子。絮舜认为张敞已经被弹劾、马上就要免职，不肯替他把事办完，自己回家了。有人劝絮舜，絮舜说了一句话：
"吾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
我替这位大人尽力够多了，现在他这个京兆尹最多还剩五天，还查什么案。
张敞听说了这句话。
他立刻派人把絮舜抓进监狱。当时是冬天，离立春还有几天——汉制，立春之后不再行刑，所以这几天是最后的机会。办案的吏昼夜审，把絮舜往死里整。絮舜要处死的时候，张敞让主簿带话给他："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
我这个五日京兆，到底怎么样？冬天尽了，你还想延命吗？
然后把他弃市。
立春之后，朝廷的冤狱使者出巡。絮舜的家人载着尸体，把张敞那几句话一起递了上去。使者奏张敞"贼杀不辜"——滥杀无罪之人。
皇帝不想重办他，先把他之前因杨恽一案该免的奏章发下来，免为庶人。张敞交还印绶，从宫阙下直接跑了。
几个月后，京师的治安又松了，报警的鼓声不断，冀州境内出了大股盗贼。皇帝想起他的本事，派使者到他家里去召他。使者到的时候，他妻子家人都吓得哭，张敞却笑了，说：我逃亡在外是个平民，按理该由郡吏来捕我；现在来的是使者，这是天子要用我。
他跟着使者走了。后来被任命为冀州刺史，到任之后又治了盗。
絮舜这件事，是他一生里最不体面的一段。它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杀了人，而在于每一步都合乎程序：抓人，立案，审讯，赶在立春之前处死，再让主簿去把话说明白。他用的不是刀，是制度。这不是一时的暴怒，是穿着程序外衣的报复。
八、公案桥
英语世界的读者对中国古代断案最熟的入口是"狄公"。荷兰外交官高罗佩用英文写的那一整套狄公案小说，把州县官、衙役、仵作这一套搬到了西方读者眼前。狄公断案，常常也不是靠一句口供，而是靠设一个场面。
张敞这一手，是这个传统里最狠的一种：他不设公堂，他设酒席。
再往上看，南宋宋慈在1247年写成《洗冤集录》，那是把"物"的证据做到极致的一条路。张敞走的是另一条：他不验物，他造物——让几个贼首替他在几百件衣裾上抹红土，然后拿这红土当证据。
这两条路在今天都还在用，只是有了规矩。现代侦查用线人、用卧底、用"控制下交付"，法学家给这些手段设了一堆限制：不能引诱本来不想犯罪的人去犯罪，要有记录，要经批准，要能经得起法庭上的追问。
张敞的时代没有这些规矩。他的办法有效，代价是没有边界。
九、那把红土
这桩案子最后留下的画面很简单。
冬天，长安的一条里巷。天快黑了，巷子里摆着酒。几十个、上百个人在喝，在笑，在给一个新当了吏的朋友道贺。
有人提着一个小罐子，从一桌走到另一桌，拍着肩膀说话，顺手在每个人的衣摆上抹一下。被抹的人没有低头看，因为那个位置自己看不见，也因为抹他的人是他信得过的老大哥。
然后他们一个个走出巷子。
巷口有人坐着，看了他们一眼。
那几个人后来怎么样了，史书没有写。他们当了吏，然后从记载里消失了。
长安的街上从此安静了。这份安静是用什么换来的，账目不在《汉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