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元年二月十四，天刚亮，六盘山下的川道里起了薄雾。
宋军沿着河走。
队伍走得很散。人是饿的，马也是饿的，走了整整一夜，谁都没吃东西。
前面路边摆着几个盒子。
银色的，泥封着口，一排摆在道旁，看着像是谁落下的东西。
有士兵上去，把盒子打开。
一百多只鸽子从盒子里冲出来。
翅膀扑棱的声音在川道里响成一片。鸽子脚上绑着哨子，飞起来就响，越飞越高，越飞越响。
宋军抬头看。
就在这时候，川道两边的山坡上，站起来一片人。
一层，一层，又一层。
土黄色的坡上，本来是枯草和碎石，这会儿全是人。
宋军里有人喊了一声：中计了。
一战不及一战
要说清楚这盒鸽子，得从三年前说起。
宝元元年，李元昊在兴庆府称帝，国号大夏，宋朝这边叫它西夏。
宋朝不认。
不认的代价是打仗。
康定元年正月，西夏军南下，围延州，在三川口把宋军打了一场。宋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一万多人没了。
延州城被围了七天。
守将范雍在城里，手里没兵，只能关门。城外的寨子一个接一个被拔掉，援军在路上被截住，刘平带着人赶到三川口，还是晚了。
消息传到东京，仁宗把陕西的防务重新排了一遍：夏竦做陕西经略安抚使，韩琦、范仲淹做副使。
这两个副使，脾气完全不一样。
韩琦三十出头，做过谏官，敢说话，性子急。他到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清点边军，把老弱的裁掉，把能打的编成几支，天天操练。
范仲淹五十出头，从越州调来的。他到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修城，第二件事是屯田，第三件事是招抚沿边的羌人部落。
一个要打，一个要守。
韩琦主攻。他的算法很简单：二十万兵守在边境上，一年要花多少钱？不如集中兵力，找西夏主力打一仗。
范仲淹主守。他的算法也简单：西夏是骑兵，来去如风，宋军步兵追不上。不如修城、筑寨、屯田，一步一步往前挪。
两个人都对。
两个人都说服不了对方。
朝廷里议了几次，没有定论。
最后折中：韩琦这一路可以出兵，但只许持重，不许远追。
这道命令，韩琦不止说了一遍。
他怕前线的人贪功，又写了一道文书追下去，措辞比前一道更硬。
文书走驿路，人马走山路。
文书追上他的时候，他已经追出去很远了。
元昊不等他们议完。
庆历元年二月，他带十万人南下，先攻怀远，放出话要打渭州。
怀远是个小城，守军不多，几天就破了。
破城之后，西夏军没有继续往渭州去。他们停在好水川一带，把主力摆在川口两边的山坡上，只派一部分人往前推。
推的那部分人，任务很简单：让人看见，然后跑。
韩琦得到消息，判断这是要寻宋军主力决战。他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带一万八千人，从镇戎军出发，绕到西夏军背后。
任福是个老兵，从下层军官一步步打上来的，身上有几十处伤。他带的这支部队，是泾原路的精锐。
命令写得很清楚：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据险设伏，等他们回师的时候截他一段。
不能追。
鸽子飞起来
任福出发的时候，是二月十三。
走到捺龙川，听说前面张义堡一带有西夏的兵，正在和宋军交手。他改了方向，往南赶。
赶上了，打了一仗，杀了几千西夏兵。
西夏兵退。
任福追。
这一追，就追出了那道命令的范围。
西夏兵退得很像样：丢下辎重，丢下牲口，一路往北跑。宋军捡了一路的东西，士气起来了。
天黑的时候，追到好水川。
人困，马乏，粮没带够。
任福和桑怿带的是轻骑，朱观、武英的一部屯在笼洛川，两军约好第二天在川口会合。
那一夜，两边山坡上很安静。
安静得有点不对。
十四日早上，队伍沿川西行，走到羊牧隆城东边五里，看见了那几个银泥盒。
盒子是西夏人放的。
鸽子是信号。
山坡上站起来的人，是元昊的伏兵。
宋军还没列好阵，骑兵已经冲下来了。
西夏的旗有两丈多高，在阵中一挥，左边的伏兵起，再一挥，右边的伏兵起，从高处往下压。
川道很窄。
人挤在一起，枪举不起来，弓拉不开。
西夏的骑兵从坡上冲下来，冲进人群，再冲出去，转一个圈又回来。
宋军想往山上抢，山上也是人。想沿川道退，川道口也被人堵了。
宋军把大车的木头拆下来当盾，把马鞍摞起来挡箭，硬撑了一个多时辰。
撑不住。
任福身上中了好几处伤，部下劝他突围。
他说：我是大将，兵败了，只有以死报国。
然后自己掐住喉咙，断了气。
他的儿子任怀亮也死在这一仗里。桑怿、刘肃、武英、王珪、赵津、耿傅，都死了。
另一边，朱观、武英的部队在姚家川被围，从辰时打到午时，也垮了。
这一仗，宋军阵亡一万零三百多人。
逃出来的，只有朱观带着的一千多人。
招魂
败报传到东京，仁宗吃不下饭。
关右震动。宰相吕夷简连着说了好几遍：一战不及一战，可骇。
那一阵子，东京的朝会上，说话的人少了。
大家都知道，问题不在某一个将军身上。
可总得有人担。
夏竦贬了，韩琦贬了，范仲淹也贬了。
韩琦上表自劾，说这一仗是自己的主张害了将士。他被贬到秦州。
范仲淹本来反对这次出兵，可他是副使，也一起被贬到耀州。
宋军退兵的路上，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儿几千人，拿着死者生前的衣服和纸钱，站在路边招魂。
有记载说，那些衣服上还带着补丁。
他们喊名字。
喊一声，撒一把纸钱。
风把纸钱吹到川道里，落在马蹄踩过的土上。
西夏那边，元昊志得意满，说了一句：朕要亲临渭水，直据长安。
这话最后没有兑现。
因为西夏也打不下去了。
这一仗西夏赢了，可人也死了一半，「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宋朝关了榷场，断了岁赐，西夏境内的粮、布、茶、盐一天比一天贵，国中传出「十不如」的歌谣。
打仗是要吃饭的。
还有一个人，也在这一年前后出了名。
他叫张元，宋朝的落第举子，考不上，跑到西夏去了。好水川战后，他走到战场上，在山壁上题了一首诗：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这首诗传回宋朝，被人骂了很久。
可它说中了一件事：这一仗不是输在兵少，是输在各打各的算盘。
宋军在西北摆了几十万兵，分在四个路。每路各有主将，各有粮道，各有自己的账本。
西夏只有一支兵，一个号令，说走就走。
一边是几十万人，四本账。
一边是十万人，一句话。
好水川之后，宋朝换了打法。
不再找西夏的主力决战。
修城，筑寨，屯田，一步一步往前挪。
这套办法，是范仲淹一直主张的。
他这一仗没打成，也被贬了，可他的办法，后来被用了。
二十五万五千
庆历四年十月，宋夏议和。
条件是这样的：元昊取消帝号，向宋称臣，宋册封他为夏国主；宋朝每年给西夏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两万斤，合计二十五万五千；边境重开榷场，两边做生意。
这份和约，宋朝叫它「庆历和议」。
它不是胜利，也不是投降。
它是一个算术结果：打下去，两边都亏；停下来，两边都还能活。
和议之后，西夏的使臣年年到东京。宋朝的布、茶、瓷器往西边走，西夏的马、盐、驼毛往东边走。
榷场设在保安军和镇戎军一带，一开始只开两处，后来加到好几处。开市的日子，两边的商人天不亮就到，骆驼和马匹拴成一片。
宋朝算过一笔账：二十五万五千，比养兵便宜。
西夏也算过一笔账：做一个称臣的夏国主，比做一个打不下去的皇帝划算。
边上的老百姓，终于能安安静静种几年地。
范仲淹在边上的时候，写了一首《渔家傲》，里头有一句：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这句词后来很有名。
可当时边上的兵唱的是另一首，叫《边地谣》：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歌谣是唱出来的，不是打出来的。
好水川那一万多个人，没有听到这首谣。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这句话，一千年里被人读过无数遍。它写在《岳阳楼记》的第一行，后面接着是「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再后面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很少有人的目光在第一行停住。
很少有人往下追问一句：滕子京为什么被贬。
好水川败后，滕子京正在泾州任上。败兵溃下来的时候，他把城里能拿出来的牛和酒都拿出来，犒劳残兵，又在佛寺里设醮，祭阵亡的人，抚恤遗族。
人心因此安定下来。
后来有人弹劾他，说这些钱是滥用公使钱。
一查，果然动了公帑。
于是贬到巴陵。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人在邓州，滕子京在岳州。两个人都离开了西北。
那篇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提到好水川。
可那篇文章的第一行，是从好水川开始的。
今天从固原往西，过西吉，到兴隆镇一带，当地人挖渠、打庄，还常常翻出白骨。
一九八四年文物普查，人们从白骨堆里捡出了成捆的铁箭头。
有些头骨上，还插着六厘米长的箭头。
再往后，一九九九年兴隆镇修粮库围墙，挖出一段一百多米长、一米厚的骨层，人和马的骨头叠在一起。
二〇〇九年第三次文物普查，人们沿着山崖走，看见崖边一层一层的白，土里混着豆绿的瓷盏、四系灰陶壶、铁甲片。
这些东西，都没有名字。
它们只是把那一句话，落在了地上：一万零三百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