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版字印完，要拆。
铁板底下生了火，松脂、蜡和纸灰调成的药一化，字就从板上松了。人用手一拂，一个个字落下来，落进旁边的木格。
木格是按韵分的。
字回格，板空出来，下一版重新排。
这件事在今天看来平平无奇。可在一千年前，它是这个国家里最聪明的一个想法之一。
想出来的人，是个布衣。
没有官职，没有弟子，没有留下画像。
他的名字，是靠另一个人的一本笔记传下来的。那本笔记里记了几百条杂事，医药、天文、乐律、书画、奇闻，什么都有。
其中一条，记的是他。
一块板的世界
要明白这件事有多难，得先看没有它的世界。
宋朝印书，用雕版。
一块梨木或枣木，锯成板，刨平，请写字好的人把字反着写在纸上，纸贴在板上，刻工一刀一刀把空白处刻掉，留下凸起的反字。一块板刻完，刷墨，覆纸，一版印出来。
一块板，就是一页书。
一部书几百页，就是几百块板。一部《大藏经》，五千多卷，雕版十几万块。刻这套板，用了十几年。
板刻好了，可以反复印。放上几十年，拿出来还能用。
问题是，刻的时候不能错。
一个字刻坏，整块板废掉重来。一部书里有一个字要改，那一块板就废了。而且每一页都要单独刻，页与页之间不能共用。
刻工一天能刻多少字？熟练的，一百多个。
一部大书，要养一批刻工好几年。
这个办法笨，但它有一个好处：印数大的时候，成本摊得很薄。板在那儿，印一千部和印一万部，前期的钱是一样的。
所以宋朝的书业很发达。汴京、杭州、成都、建阳，书坊一家挨一家。
毕昇就在这样的行业里。
他不是书坊老板，也不是刻工头。史书上说他"布衣"，就是平民。
一个平民，天天看着这些板子进来出去，看着刻工一刀一刀刻，看着一块板刻坏了被劈成柴。
看久了，会想一件事：为什么每一个字都要重新刻一遍。
字是现成的。同一个"之"字，在这本书里刻过，在那本书里还要再刻。
能不能把字单独做出来，用完拆开，下次再用。
这个念头，印章已经有了。印章就是一个字，沾上印泥，一按一个。
毕昇要做的，是把一个印章，做成一版印章。
一块泥
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下了他的办法。
那段话不长，是全书里最著名的一段之一。
他说：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
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
他先试过木头。
木头好刻，这是刻工最熟的材料。可刻好之后不行：木纹有疏有密，沾上水墨就发胀，字面高低不平；一版印完要拆开，木头跟药粘死，撬不下来。
试过之后，他才换成泥。
胶泥就是黏土。把字刻在一个个小泥块上，刻出来的笔画凸起，厚度像铜钱的边。刻好，放进火里烧，烧硬。
一个字一个印。
常用字要多做几个。"之""也"这种字，一版里会重复出现很多次，所以每个字做二十多个印。
生僻字不预先做。排到那儿了，现刻，用草火一烧，一会儿就能用。
然后是排版。
先放一块铁板，板上撒一层药：松脂、蜡、纸灰，拌在一起。
铁板上放一个铁框，叫铁范。把字印一个一个排进框里，排满一框，就是一版。
排好了，把铁板放到火上烤。
药一化，拿一块平板在字面上压一下。
压完，字面平得像磨刀石。
这就是"字平如砥"。
两块板
毕昇还做了一件事：他准备了两块铁板。
一块在印，另一块已经在排字。
这一块印完，那一块已经排好了。轮流用，"瞬息可就"。
这是流水线。
流水线的前提是每一件东西都能拆开重装。雕版做不到，一块板就是一个整体。活字做到了。
代价是另一个麻烦：检字。
一套字几万枚，排一版要拣几千个字。拣错了，印出来就是错字。还字的时候要是还错了格子，下一版又找不到。
所以沈括特意记了一句：不用，则以纸帖之，每韵为一帖，木格贮之。
按韵分格，用纸签标出来。这是一套检索系统。
一版印完，把铁板再烤一次，药化了，手一拂，字全落下来。按韵分好，装进木格，等下一版再用。
沈括还记了一个细节：为什么不用木头刻字。
他说：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
木头有纹理，疏密不匀。沾了水会涨，字面就高低不平。而且木头跟药粘住了，拆不下来。
泥烧过，不吸水，不粘药。
这个判断很实在。它不是想出来的，是试出来的。
为什么没有传开
这里有一个问题。
活字印刷比雕版省工，为什么宋朝没有用它取代雕版？
沈括自己写了答案。
他说：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印两三本，活字不省事。排一版字，要把几千个字一个个从格子里拣出来，排好，印完再一个个还回去。这套人工，比刻一块板还费。只有当印数到几十上百上千本的时候，活字才快得惊人。
中国的书，多数印不到那个数。
一部地方志，印几百部。一部医书，印上千部。一部家谱，印几十部。
而一部佛经、一部经史，可能会印很多次，可那种书一次雕版可以放几十年，反复刷，比重新排字划算。
官刻的书局有钱，有刻工，不怕慢。坊刻的书铺要快，可他们要的量也不大。
活字最适合的场合——一次印几千上万部、内容还要常改——在宋朝不多。
还有一个原因，沈括没有明说，但做这行的人都知道：汉字太多。
常用字三四千，加上生僻字，一套活字要几万枚。刻、烧、检、排、还，每一步都是人工。而雕版只需要刻一次，之后什么都不用管。
所以活字在中国一直是个"备用的办法"。
它没有被淘汰，也没有成为主流。
它就在那儿，等一个印数足够大的机会。
这件事后来被反复验证。
西夏和回鹘都用过活字，出土的实物里有木活字、泥活字。元朝用木活字，明朝用铜活字，清朝用铜活字印《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一亿六千万字。
每一次都是大工程，每一次都没有变成日常。
日常还是雕版。一直到清末，书铺里印书用的还是板子。
四百年后
机会来得很慢。
毕昇死后，那套泥字落到了沈括的侄辈手里。沈括写了一句：至今保藏。
再往后，这套字就没有消息了。
南宋的时候，周必大给朋友写信，说自己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印成了《玉堂杂记》二十八事。沈存中就是沈括。
这是活字印书最早的一条实录。
元朝，王祯在旌德做县尹。他要印自己写的《农书》，字数太多，雕版太贵，就请工匠做了三万多枚木活字。
大德二年，他用这套木活字印《旌德县志》。全书六万多字，不到一个月，"百部齐成"。
他还做了一个东西：转轮排字盘。
两个直径七尺的大木轮，按韵把字排在轮盘上。一个人坐在两轮中间，另一个人念稿，坐着的那个转轮取字。像查字典。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排字机械。
一个工人坐着不动，字自己转到手边。这件事的意义，跟活字本身差不多大：它把"找字"从走路变成了转轮。
王祯还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把选木、刻字、锯开、修整、排版的每一步都记下来了。
这是中国印刷史上最详细的一份工艺说明书。
清朝，安徽泾县人翟金生不信泥活字不能用。他按《梦溪笔谈》的法子，自己烧了十万多枚泥字，印成《泥版试印初编》。
他要用实物证明，毕昇的办法是真的。
欧洲那边，是另一条线。
十五世纪中叶，美因茨的谷登堡用铅合金铸活字，配上油墨和压印机，印出了《四十二行圣经》。
那一年离毕昇刻第一枚泥字，大约四百年。
谷登堡的办法跟毕昇不一样。他用的是铅合金，字模可以反复铸；他用油墨，不用水墨；他用压印机，不用棕刷。
三样东西凑在一起，才有了速度。
毕昇只有泥、松脂和一块铁板。
四百年里，中国的活字一直停在"能用"的水平上，欧洲的活字一出来就改了世界。
铅字后来还回了中国。
十九世纪，上海的墨海书馆、申报馆用铅活字印书印报。字是进口的，机器也是进口的，第一代排版工人要从头学起。
那一年离毕昇刻第一枚泥字，八百年。
差别不在聪明，在字。
拉丁字母只有二十几个，一套字模几百枚就够，拣字快，排版快，一套字可以印任何书。
汉字要几万枚。一套字只能印这一种语言的书，换一种就得重来。
这是两种文字的成本账。
今天，浙江瑞安还有人在用木活字印宗谱。
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走，一祠堂一祠堂地印。字盘里的字按一首口诀排，师傅伸手就能摸到要的那一个。
二〇一〇年，这门手艺进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急需保护名录。
《梦溪笔谈》里那段话，一共不到三百字。
它记下了一个人的方法、材料、火候、失败的原因，还有他死后那套字的去向。
没有记他的生年，没有记他的籍贯，没有记他长什么样。
只留了四个字：布衣毕昇。
今天去博物馆，能看见复原的泥活字。
一小块一小块，颜色发暗，上面是反着的字。
摸上去很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