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元年四月初六（1086年5月21日），江宁。
钟山脚下一座小院子里，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躺在病床上。他已经不问朝政好几年了，但耳朵关不上。
外面传来消息：免役法也废了。
他愣了一下，说了一句话，被人记了下来：亦罢至此乎。
连这个也废了？
鄞县的粮仓
天禧五年（1021年），他生在抚州临川。
父亲王益是个中下层官员，做过几任州县官，一家人跟着官印走，从江西到江苏，从江南到江北。他从小在衙门后院长大，见过收税的、催粮的、告状的、被打的。
庆历二年（1042年），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
名次很好，第四名。按宋朝的规矩，进士高第可以留在京城做馆职——那是清贵的路，升得快，离皇帝近。同榜的人都抢着留，他偏偏申请外放，去了地方。
此后十七年，他几乎全在州县。
鄞县知县，是他做得最久的一任。
那地方靠海，一下雨就涝，一晴就旱。他到的第一年，走了十四个乡，看了一遍水路，然后发动百姓修堤、开渠、建闸。修水利要钱，官仓里有一部分存粮，本来是放着备荒的。
他想了个办法：青黄不接的时候，把仓里的粮食贷给农民，说好秋收后加二分利息还回来。农民不用去借高利贷，官仓的粮也完成了新旧轮换。
这就是后来震动天下的「青苗法」的原型。
在鄞县，这套办法行得通。县只有那么大，他认识每一个乡的书手，知道谁家有几亩田，谁家去年还不上债。
他下乡的时候不带仪仗，走到田埂上跟老农说话，问的都是很具体的事：这亩田去年收多少？借了谁家的粮？利息几分？
一个知县能管的事就这么多。他后来在万言书里写的那些话，最早的底稿就是这些问答。
他后来当宰相的时候，把这件事放大到了整个帝国。
万言书
嘉祐三年（1058年），他三十八岁，从地方调回京城，做度支判官。
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里，朝廷几次要召他进馆阁，他都推了。欧阳修推荐他做谏官，他推了，理由是自己家里人口多、京城开销大。这话听着像客套，其实是真话：在地方做官有实权，能办事；在京城做清贵的官，只能写文章。
他更想办事。
他给仁宗皇帝上了一封长信，后世叫《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万多字。
信里说的不是某一项具体的法，而是一个判断：这个国家的病不在边关，不在某个贪官，而在制度和人才。财不足、兵不足，不是因为没有钱、没有人，是因为钱和人都被一套坏规矩困住了。
他提出要改科举、改官制、改财政、改军政。
仁宗看了，没有回复。
宋朝的士大夫有个习惯：发现问题就写文章，写完放进文集。他写了，也就放进去了。
此后十年，他一直在等。
治平四年（1067年），二十岁的宋神宗即位。这个年轻皇帝翻看前朝的奏章，看到了那封万言书，看完之后，把王安石从江宁召到京城。
熙宁二年（1069年），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第二年，拜相。
任命之前，神宗问过老臣唐介：王安石这个人可以用吗？唐介说了一句很准的话：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
他读古书，但是死心眼；他讲道理，但是不接地气；真让他管事，他一定会大改。
神宗还是用了。
变法开始了。
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市易法、均输法、保马法，一条一条推下去。国库的收入涨了，水利工程修了上万处，西北的熙河一带收复了两千余里。
免役法是其中最要紧的一条。
宋朝的差役，是按户等轮派：上等户轮流当里正、户长，负责催税；中等户当弓手、壮丁；下等户服杂役。这套办法最坑人的地方在于，一个农民当上里正，就得替全乡垫赔逃户的税，赔到倾家荡产。司马光后来也承认差役之苦，但他主张慢慢改。
王安石的办法是：所有人交钱，官府拿钱雇人。
出钱的人不一定会比出力的轻松，但至少可以算得出来。一个农户知道自己一年要交多少免役钱，就知道该怎么安排一年的收成。
这是把「说不清的负担」换成「算得清的价格」。他那套财政思路，从头到尾就是这个。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他被整个士大夫阶层围住了。
反对的理由，有真的，也有假的。
真的那部分很硬：青苗法到了地方，变成了摊派。州县长官有放贷指标，不管你需不需要，先把钱塞给你，秋天再连本带息收回来。免役法让百姓交钱代役，本意是好的，可是收钱的环节又加了一层盘剥。他用的吕惠卿、邓绾这些人，能干，但是狠。
假的那部分，是人身攻击。有人给他起外号叫「拗相公」。有人说他不要祖宗。有人借天象说话——那几年日食、地震、大旱，都被算成他变法的报应。
他的朋友司马光连写三封信劝他收手，说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
他回了一封三百多字的《答司马谏议书》。
信的最后一段，是中国人写过的、最不客气的礼貌话：如果你怪我在相位上这么久，没能帮皇帝做出大事业、让百姓得实惠，那我认罪；如果你说如今应该什么都不做、守着老规矩混日子——那我不能领教。
一个不肯回头的人
《宋史》里给了一句评语：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
翻过来就是：这人性子硬，认准了一条道，谁劝都不听。
同一本《宋史》还记了三句话，说是他讲过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象变了不用怕，祖宗的规矩不必照搬，别人骂我不必在乎。
这三句话，后世有人当英雄气概，有人当狂妄自大。学界对它们是不是原话还有争论——有学者认为这是反对派归纳出来的，未必是王安石的原话。但不管谁说的，这确实是他的做法。
流民图
熙宁七年（1074年），天下大旱。
一个叫郑侠的人，是开封城门上的监门小官。他画了一幅画，画的是逃荒的百姓：衣不蔽体，卖儿卖女，倒在路边。他把这幅《流民图》连同奏章一起递了上去。
宋神宗看了，一夜没睡。
紧接着，曹太皇太后和高太后在皇帝面前哭着说：王安石要把天下搞乱了。
四月，王安石罢相，出知江宁府。
他走的时候，新法还在。吕惠卿接手，把持朝政，还反过来构陷他。第二年，神宗又把他召回去，复相。
复相之后的王安石，已经不是从前那个王安石了。变法派内部裂开了，他能推得动的事越来越少。熙宁九年，他的长子王雱病死，年仅三十三。
这一年十月，他再次罢相，回到江宁。
半山园
他在江宁城东门到钟山的一半路上，盖了几间房子，取名「半山园」。
园子很素。几间屋，一片地，一个池塘。他自己种菜，穿布衣服。出门不坐轿，骑一头驴。有人劝他坐轿，说宰相骑驴不合体统。他说：我怎么能让人抬着走。
那几年，南京城里的人常看见一个老头，骑着一头驴，慢悠悠地往钟山去，后面跟着一个仆人。驴走到哪儿算哪儿，有时候半路停下，他就坐在树下看田。
他在这段时间里写完了一本书，叫《字说》，讲每个字为什么这样写。
南京的地方志里记了他写书的样子：桌上放着几百枚石莲，嘴里嚼一枚，帮着提神；常常嚼完了，预定的章节还没写完，就不自觉地咬手指头，咬出血也不觉得。
这本书后来散佚了。它当年被人笑话过，苏轼就跟他开过玩笑，说「以竹鞭马」为「笃」，不知道「以竹鞭犬」有什么可笑。但一个下台的宰相，用十年时间，一个一个字地解释这个国家的文字——这件事本身，比他的政绩更能说明他是什么人。
有个在金陵管酒务的官，见过他家的老兵来打酒，问他：相公每天做什么？
老兵说：相公每日只在书院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
人不知道他在叹什么。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从黄州调任途中路过金陵，去看了他。
这两个人是有旧账的。乌台诗案的时候，人人都以为王安石会落井下石——他当年被苏轼的父亲苏洵骂过，也被苏轼反对过变法。可是苏轼下狱，已经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这句话救没救苏轼，史家有不同说法。但他上过书，这件事是有记载的。
苏轼在金陵住了好些天，两人一起游钟山，谈诗，谈佛，谈过去的事。王安石劝苏轼在金陵买田，说将来可以做个邻居。苏轼写了诗，其中有两句：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十年迟。这两个人斗了半辈子，等到都老了，才发现彼此是最好的谈话对象。
宋人笔记里记了一句王安石送走苏轼之后的话：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元祐元年，他听说免役法也废了，说了那句「亦罢至此乎」，然后是：此法终不可罢。我跟先帝反复讨论了两年才定下来，条理都想过，不该轻易改。
几个月后，他死了。
他死后，新法被一条一条拆掉，他的名字被写进《宋史》的「奸臣」一类旁边——不是正式列入，但评价一路往下走，南宋以后的人把北宋灭亡的账，算了一部分在他头上。
一直到清末，梁启超写《王安石传》，才第一次系统地替他说了话。
半山园他后来捐出去做了寺院。寺院也没了。
今天南京中山门附近有个地名还叫半山园，只剩一个公交站牌和几棵树。钟山还在，驴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