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底，天津，五大道。大理道53号是一栋小洋楼，红砖墙，铁栏杆，门口有两级台阶。
楼里住着李宝旿和他的女人施美丽。
李宝旿的妻子叫董玉贞。她不住在这里。
10月25日下午，董玉贞来过这栋楼。她来要钱，想买一件貂皮大衣——跟施美丽新买的那件一样的。
她进了门，就再没有出来。
一、大理道53号
先把三个人说清楚。
李宝旿，开滦矿务局一位董事的儿子。开滦是当时华北最大的煤矿企业，中英合办，李家在天津是有头有脸的人家。
董玉贞，已故国民党师长董政国的女儿。军阀家庭的千金，嫁进李家，是那个年代标准的门当户对。
施美丽，中德混血，父亲是留德的机械工程师。她长得漂亮，会说外语，1945年8月20日，李宝旿按西式礼节和她办了婚礼。
一夫一妻是民国法律写的，一夫多妻是民国社会做的。李宝旿两边都有家。
董玉贞不住在大理道53号。她住在别处，日子靠李家给的钱过。父亲董政国已经去世，娘家的势头跟着人一起走了。这种处境在当年的天津很常见：名分还在，位置没了。
施美丽住在大理道53号。她有新衣服，有婚礼照片，有李宝旿天天在身边。
再说这个城市。1947年的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商埠，五大道一带住着下台的军阀、退隐的政客、发了财的买办。洋楼一栋挨一栋，每一栋背后都有一段说不清的家事。
也是在这一年，法币贬得厉害。上午发的薪水，下午就买不到同样的米。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有人要撑住体面：一件貂皮大衣，不只是衣服，是“我还是那个李家”的证明。
二、那个下午
据当时的报道和后来的案卷，10月25日下午的情形大致是这样：
董玉贞到大理道53号，要李宝旿陪她去买大衣。三个人在屋里坐着，说了些话。哪一句话说岔了，谁先动的手，没有人知道。
最后的一幕是：施美丽压住董玉贞的腿，李宝旿手里抡着一把铁榔头，往她头上砸了十几下。
董玉贞死了。
两个人把尸体用地毯裹起来，抬进卫生间，放进浴缸，盖上报纸。
然后他们做了一件让人后背发凉的事：走到院子里，装作送客，大声说了一句“玉贞走好”。
邻居听见了。邻居以为董玉贞走了。
当天晚上，李宝旿和施美丽照原定计划出门赴宴，之后去马场俱乐部跳舞、吃夜宵。
回来已经很晚。浴缸里的尸体僵硬了，折不起来，装不进箱子。
于是他们戴上橡皮手套，取出钢锯。关于这一夜的细节，这一篇只写一句：尸体被分解，头部被烧得无法辨认，躯干锯成三截，撒上樟脑粉，装进一只柳条箱。
三、寻人启事
10月26日，天津《民国日报》上登出一则寻人启事。
登启事的人叫李宝旿。他说，妻子董玉贞于10月25日下午五时乘三轮车外出购物，至今未归，恳请知情人告知。
启事里还有一句话，暗示是车夫见财起意。
一边登报找妻子，一边把装着妻子的柳条箱搬出家门。
箱子送到了他的外国朋友芮乐家里。芮乐是拉脱维亚人，在天津做生意，家里有个库房。李宝旿说，这是一只寄往德国的箱子，先放在这里。
芮乐的妻子闻到了味道。施美丽解释：家里的猫在上面撒了尿。
四、库房里的猫
接下来的事，靠的是一只猫。
那只猫开始围着柳条箱转，赶不走，用爪子抓箱子的缝。味道一天比一天重。
芮乐夫妇在报纸上看到了那则寻人启事，越看越不对：箱子是董玉贞失踪第二天送来的；一个刚丢了老婆的人，不会一趟一趟地跑来惦记一只寄存的箱子。
他们报了警。
警察撬开柳条箱的时候，屋里的人都沉默了。
法医的检验报告写得很清楚：死者生前遭钝器击打头部致死；死后头颅被刃具割离，面部经火焚烧致无法辨认；躯干被锯分为三段。
这份报告和柳条箱里看到的东西对得上。对得上，就没有辩解的余地。
后来警方还在李宝旿的汽车里找到了那条沾血的地毯——他还没来得及处理。
董玉贞的妹妹董玉芝被叫来认尸。她认出了姐姐左手那截断掉的小指——那是李宝旿早些年打断的。
当天夜里，警察到大理道53号，李宝旿和施美丽还在睡。
五、口供和翻供
施美丽先进了预审室。她很快交代了全过程。
李宝旿随后也认了。
但到了法庭上，两个人都翻了。
李宝旿说，人是他一个人杀的，与施美丽无关。
施美丽推翻了“压腿”那一段，说她当时那样交代，是因为中文不够好，没听懂问的是什么。
这一段是本案最难判断的地方，也是它和英语世界那些“情侣共同作案”的案子最像的地方。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同一个屋子里，杀死了男人的妻子。男人说她什么都没做；女人说她什么都没听懂。证据是两个人各自的口供，以及一具被处理过的尸体。
法庭最后认定的是“共同杀人”。理由是：她没有报警，没有求救，之后参与了处理尸体、搬运箱子、编造寻人启事、对邻居和警察说谎。这些事，不是“听不懂中文”能解释的。
在共同犯罪里，动手的人和不劝、不救、帮忙收拾的人，法律上的分量并不一样。法庭看的不是谁的手上沾了血，而是谁在这个过程里做了什么、知道什么、能停而没停。
1948年1月5日开庭那天，天津的报纸派了记者，法院门口聚了不少人。这件案子从侦破到宣判，天津的报纸跟了两个月，标题一个比一个重。对读者来说，这不只是一桩命案，是一个阶层的丑闻：洋楼、姨太太、貂皮大衣、柳条箱。
六、三级三审
1948年1月5日，河北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宣判。
李宝旿：共同杀人，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施美丽：共同杀人，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
两个人不服，上诉到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四个月后，上诉被驳回。
他们继续上诉，一直告到南京的最高法院。
1948年9月25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定：原判决撤销，发回河北高等法院天津分院更为审理。
这是民国刑事诉讼的“三级三审”制度：地方法院一审，高等法院二审，最高法院三审。三审只审法律适用，不审事实；但可以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这套制度来自清末修律时引进的德日模式，1935年的刑事诉讼法把它定下来。一审、二审都是“事实审”，要把证据重新过一遍；三审是“法律审”，只看程序和法律适用有没有错。
最高法院把案子发回，不等于判被告无罪。它的意思是：下级法院的判决在程序或法律上有问题，回去重新审。
案子发回的时候，天津已经快要变天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管会接管了法院，旧政权的判决随之失效。
七、1951年
新政权重审了这桩旧案。
1951年3月30日，天津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李宝旿犯杀人、损毁尸体罪，判处死刑；施美丽犯共同杀人、损毁尸体罪，判处无期徒刑。
这里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背景：1951年的中国没有刑法典。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要到1979年才颁布。那几年判案，靠的是《共同纲领》、人民政府颁布的单行条例，以及上级的指示。所以判决书上“杀人、损毁尸体罪”这个写法，是新法院自己拟的表述——旧罪名不能用了，新法典还没来。
李宝旿上诉，被驳回。1951年7月，他被执行枪决。
施美丽进了天津市监狱。她在里面待了十几年，因为表现好一再减刑，1960年前后刑满释放。
一件1947年的案子，判了两次死刑，跨了两个政权，最后在执行枪决的那一年，才算真正结束。
八、民国最后一案
这个案子后来被人叫作“天津箱尸案”，也叫“民国最后一案”。
叫“最后”，不只是因为时间。1949年之后，民国的六法全书在大陆被废除，法院换了招牌，法官换了人，程序也换了一套。这个案子是旧司法系统办完的最后一个大案，也是新司法系统接手的第一批旧案之一。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旧法作废，旧判决也就失去了依据。新法院要重新审、重新判，不是“维持原判”，是“另判一次”。
它身上有两套制度的痕迹：一套讲三级三审、讲发回更审、讲程序；一套讲镇压与清算、讲快。两种东西在这份案卷里叠在一起。
据后来的说法，施美丽出狱后去了香港，开了一家饭店。有人说在九十年代还见过她。这些说法没有办法核实，案卷里也没有。
那只猫不知道这些。它只是觉得库房里那只箱子味道不对。
九、一件大衣
案子讲完，还有一件事没有着落。
董玉贞那天去大理道53号，是为了要钱买一件貂皮大衣。
施美丽有一件。她想要一样的。
她死在那个下午，尸体在那只柳条箱里待了几天，然后被抬进警局，然后上了报纸，然后进了案卷。她的妹妹认出了她左手那截断指。
那件大衣，最后谁也没有买。
1947年的天津，一件貂皮大衣值多少钱，可以从旧报纸的广告里查到。这个数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一个人为了它死了，两个人为了它杀了人，一个城市为了它读了半年报纸。
那年天津有十几家报纸。《大公报》《益世报》《民国日报》各有各的读者，也各有各的脾气。一件命案能连着两个月占版面，说明它戳中了这座城市的某根神经：体面人家里的脏事，比街头的抢劫更让人想看。
这也是民国新闻业最后一段热闹的日子。再过一年多，这些报纸就要换名字、换口气了。
